五月風暴

其發生的重要背景原因，則是在於當年工業化國家在二戰結束全力政經發展之後三十年黃金髮展歲月後，由於整個歐洲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而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具體是在戴高樂總統統治後期法國經濟失調社會危機嚴重，執政黨派內部出現分裂等原因所面臨的社會問題。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洛朗·若弗蘭在《五月風暴真相》一書中的概括，五月風暴的爆發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學生人數驟長；2、大學生對大學教育和舊的教學法不滿；3、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加深；4對物質消費無止境進步的憂鬱；5、經濟發展了，但文化還是老樣子，它們之間的差距是爆炸性的。1958年戴高樂上台執政，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他雖然德高望重，卻與學生組織一直關係緊張。1959年，法國學生聯合會指責當年預算中高等教育沒有得到重視，戴高樂卻告誡他們莫管閑事；總統技術顧問雅克·納博納在1963年就曾給戴高樂寫信，預言1968年將要爆發一場風暴，但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60年代的法國大學生都西服革履打領帶，男女分班，循規蹈矩地學習和生活，1968年，這樣的大學生已有60萬人之多，佔法國總人口1.2%，很多大學生對學習的目的感到困惑，對出路的渺茫和不穩定感到憂慮，對他們將來在“消費社會”中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們的精神危機比物質危機更為嚴重，而他們的命運又關係到法國的千家萬戶。

正如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國，如果要做一個哲學家，你必須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存在主義者，或結構主義者”，左派思潮的活躍讓學生們有勇氣和依據質疑權威和秩序，而對個性解放日益強烈的追求讓他們越來越不滿法國大學中的陳規戒律，世界各地蓬勃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的浪潮令他們激動不已，而從中國傳來的、並非真實的“文化大革命”信息，又鼓勵著年輕人以中國同齡人為榜樣，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舊的、不合理的統治秩序，建立起屬於他們這個時代的新秩序、新結構。對於戴高樂他們當然不失敬意，但他們認為，戴已經落後於時代，按照他們自己的話說，“已經十年了，他待得太久了”。一切看來只需要一個契機，一個小小的火花而已。

1968年1月，法國青年和體育部長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學楠泰爾學院為游泳池落成剪綵。由於不滿大學對於男生訪問女生宿舍的嚴格限制，一些學生圍住部長，德裔無政府主義者、人稱“紅毛丹尼”的丹尼·科恩-邦迪質問“為何從不談論學生性方面問題”，部長輕率答覆“你可以跳到水中來敗敗火”，科恩-邦迪立即回應“這是法西斯官員對於學生所作的唯一答覆”，被激怒的學生們應聲高呼“打倒性別隔離區”，不知所措的部長匆匆離去，學生們的反抗開始了：他們已經有了明確的目標——政府，和眾望所歸的領袖——紅毛丹尼。

3月21日，一支左翼突擊隊佔領了巴黎美國捷運公司大樓，以抗議越戰的持續，警方拘捕了6人，其中一人為楠泰爾學院學生，次日，科恩-邦迪率領學生佔領楠泰爾學院行政樓以示抗議，這是法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生佔領教育行政機關。一時間形形色色的學生組織紛紛雲集楠泰爾學院，並成立了以“紅毛丹尼”為首的“322運動”組織。

騷動起來的不僅僅是學生，2月，文化部長馬爾羅解除了德高望重的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朗格魯瓦的職務，憤怒的電影界人士成立了“捍衛電影資料館委員會”，要求馬爾羅辭職。4月21日，馬爾羅恢復朗格魯瓦職務，卻以中斷資料館政府資助作為報復，這一行徑遭到了電影界和知識界的強烈反彈，也促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紅五月”里堅定站在了學生的一邊。

5月2日，校方關閉楠泰爾學院，並責令科恩-邦迪等8名學生骨幹到巴黎大學總部紀律委員會接受訓斥，次日，巴黎大學學生到索邦大學總部門前集會抗議，教育部長阿蘭·佩雷菲特和校長讓·羅什擔心引起連鎖反應，出面邀請大批警察入住索邦校區。這是巴黎大學700年歷史上第二次被關閉，上次是因為納粹佔領，且根據法國傳統，警察不得進入校園，這些行動不但更加激怒了學生，也使得大多數教授、學者站在了同情學生的立場上。當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圍校園，逮捕300多名學生；學生們高呼“還我同志”的口號進行抵抗，結果遭到催淚瓦斯和警棍的鎮壓，學生和圍觀青年隨即在盧森堡廣場壘起了象徵革命的第一道街壘，戰鬥開始了。

5月6日，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和全國中等和高等學校教師工會（SUESUP）號召總罷課和罷教；8日，薩特等一批名人發表聲明，號召“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學生和教師們發起的鬥爭”，人們開始揮舞旗幟，高唱《國際歌》，上街遊行，學生和警方在聖日爾曼大街的激烈衝突導致422人被捕，超過900人受傷受傷；9日，薩特等再聯署“向用一切手段擺脫異化秩序的學生們致敬”宣言，拉丁區爆發更大規模示威抗議，而警方則封鎖塞納河上橋樑，雙方展開激烈衝突，導致數百人的受傷、被捕，衝突一直持續到次日黎明。電影界的積極介入使得“五月風暴”的消息迅速傳遍法國，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學生紛起響應，拉丁區更成了街壘的世界，這一夜被稱為“街壘之夜”。

11日晚，出訪歸來的總理蓬皮杜宣布警方撤出索邦校區，13日，總工會（CGF）、法國民主勞工同盟（CFDT）和巴黎學生組織80萬人橫穿巴黎的遊行，社會黨、共產黨的著名政治家及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總理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羅歇等也出現在行列中；示威者隨即進駐索邦，並在此後一周內相繼佔領了拉丁區大多數公共建築。

戴高樂總統對五月風暴最初的反應是不屑一顧的，並堅持於14日出訪羅馬尼亞。次日，法國國家劇院、法國作家協會等單位均被示威者控制，戛納電影節也為聲援學生草草中止。一些學生組織開始奔赴工廠和全國串連，號召“工人階級從瘦弱的學生手中接過領導權”，罷工浪潮開始席捲法國。18日，法國公交系統罷工，巴黎徹底癱瘓。

21日，政府下令將科恩-邦迪等驅逐出境，次日，爆發了反驅逐的大遊行。24日，回國后一直保持緘默的戴高樂發表講話，同意進行大學，經濟與社會改革，建議公民投票，示威者以“再見，戴高樂”的呼聲回應，總統的支持者向示威者發起攻擊，並導致兩人死亡；25日，政府和公會開始談判，並於27日達成一系列協議，卻遭到大多數工人的拒絕，示威者開始醞釀組織一個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的、類似1936年人民陣線的“人民政府”。從5月27日開始至6月30日，法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學生與工人持續示威抗議，並且反對5月27日在蓬皮杜政府的主導之下，資方與工會代表所簽署的勞資協議。戴高樂總統甚至認為情況已經失控。左派政黨與政治人物則宣稱可以負起政治責任，組織臨時政府控制局勢。

29日，五月風暴達到最高峰，這一天僅有5000萬人口的法國全國有1000萬工人罷工，300多個工廠被工人佔領，30多所大學被學生佔領。就在同一天戴高樂突然失蹤，甚至有傳言他已自殺。

就在這一天，戴高樂秘密飛赴德國，前往德國的法軍駐守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會見了法國駐軍司令馬索，並取得軍方效忠；胸有成竹的總統當即飛回，並於30日16點30分發表講話，宣布解散議會，舉行大選。並且呼籲法國人民發揮公民的精神，支持民選的政府。在戴高樂總統呼籲完之後二個小時之內，五十萬公民隨即走上街頭，在香榭麗舍大道示威支持戴高樂總統否定密特朗的政治野心。戴高樂總統的堅定宣示成為法國政治危機結束的開始。在隨後的六月里，示威與工廠佔領逐漸減少與撤出，各政黨也忙著準備國會解散后之選舉。

示威者試圖抵制大選，並憤怒高呼“青年人已在街壘上投出了他們的一票”，但政府方面已奪取了主動權，6月1日，示威和集會被禁止，大批罷工工人被解僱，兩名工人在此後的衝突中

死亡。10日，大選投票開始，就這次選舉一些學者嘲諷道，如果政府不喜歡人民，為何不解散人民，再選另一群人民呢？一些運動組織者仍在做最後努力，但已無濟於事，參與者和支持者都已精疲力竭。16日，示威組織宣布解散，並撤出索邦等公共設施。這一天整個巴黎被裝點成標語、口號、傳單、紅旗的海洋，人們用歡呼、吶喊和歌唱，給“五月風暴”的失敗，畫上了“精神勝利”的喜劇性句號。30日，選舉揭曉，戴高樂右派贏得人民46%的支持，並且在國會獲得72%的席位。第五共和國的危機因此完全解除，戴高樂任命新總理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積極進行學生與社會所要求的各項改革。

口號

1.消費社會不得好死，異化社會不得好死，我們要一個新的獨創的世界，我們拒絕一個用無聊致死的危險去換取免於飢餓的世界

2.直到用最後一個資本家的腸子勒死最後一個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

3.不要改變僱主，而要改變生活的被雇傭

4.行動一定不要是反應，而是創造

5.我持有對現實的願望，因為我相信我的慾望的實現

6.嚴禁“嚴禁”

7.沒有什麼東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動

8.前進，同志，舊世界已經被你拋在腦後

9.你們雖富猶懼，雖生猶死

10.商品是人民的鴉片

這次法國的文化革命造成了1000多萬法國人被捲入，1500萬工作日喪失，直接導致幾十萬法郎的物質損失，一名總理和一名教育部長的下台，5人死亡，而它在法國政治、文化、思想領域的深遠影響，則遠非物質與金錢所能衡量的。

1968年五月危機雖然在戴高樂總統的領導之下得以順利化解，甚至還穩定了法國右派政府之政權，但是人民的支持並沒有轉化成對戴高樂總統的支持。1969年4月28日，法國人民通過公投否決了戴高樂總統的政治改革計劃，戴高樂總統因此決定辭職以示負責，十八個月之後，戴高樂總統於1970年11月9日病逝，法國隨即進入另一個時代。

法國作家埃爾維·阿蒙在其《那一代人》書中把“紅五月”比作一場小型歌劇，種種主義者揮舞著他們的旗幟，上台就是為了謝幕，但那些旗幟在街道上揮舞，在街牆上停留，在記憶里留下了顏色。

雖然中國“文革”和紅衛兵對五月風暴的影響更多是精神而非實際上的，但在運動的早期和關鍵時刻，一些毛派組織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UJCML）是運動中最具“正統毛派”色彩的組織，他們和在中國的“洋紅衛兵”有一定聯繫，並定期向中國使館索取最新的宣傳材料，以獲得“來自中國的革命經驗”，早在運動之初他們就提出，學生要走上街頭，打出旗幟，而一旦工會宣布支持學生，工人開始罷工，學生們就應依照“中國戰友”們的榜樣，進行大串連，深入工廠，擴大運動的規模和聲勢。和他們站在同一立場的，還有“馬列主義聯盟”、“馬列主義小組”等幾個組織，這些組織的人數都不多，但影響力不容忽視，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和號召，起初茫無方向的學生們幾乎立即學會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國同志的方法去做，雖然那不過是這些法國毛派分子們想象中的“中國方法”而已。正是因為他們的影響，五月風暴中的巴黎街頭，不但可以看到法國傳統的街壘、紅旗和鵝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國文革特色”的大字報、大串連、飛行集會，在他們的影響下，遊行的行列里出現了穿著打扮和紅衛兵別無二致的法國青年，他們不但喊出了“與工農結合”的口號，而且真的試圖這樣去做了——儘管這樣做的並不只是他們，在運動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們，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少了。

比毛派組織更活躍、更有號召力的是托派。早在運動伊始，托派“第四國際”領導人曼德爾就敏銳地意識到一場風暴的即將到來，並連夜從布魯塞爾驅車趕往巴黎，趕在街壘之夜前夕召開了托派學生組織會議，並旋即擴大為全體學生的大會，曼德爾在會上所作《從反對資本主義大學到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說，被公認為將五月風暴的重心由校內擴展到整個社會的衝鋒號。會後，曼德爾衝上街壘第一線，直面警察的警棍和催淚瓦斯。為阻擋警方的進攻，他指揮學生們點燃汽車作為路障。望著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萬丈地高呼“多美啊，這就是革命”，全然不顧自己的汽車就在這些被點燃的車中。

無政府主義者同樣是此次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紅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雖被法國政府驅逐，卻又設法潛回巴黎，義大利詩人誇魯奇更是在街壘中完成了《到底發生了什麼》這部紀實詩篇，被譽為“五月風暴的最佳報道”。

除了少數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組織的成員都以“純粹革命者”自居，推崇軍事化的管理、嚴格的道德規範、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風暴給當時和後來人的印象卻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鬆散、無拘無束甚至縱慾，原因再簡單不過，因為他們只是運動的參與者，而絕非運動的操縱者和多數，整個運動的發生和發展，都是無數有著不同傾向、不同主張的青年人自發參加、自覺推動的結果，他們的口號從反對主流社會、反對種族歧視到反對美國擴大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對華政策；從爭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廣泛的民主”取代資產階級代議制；從女權主義到環保主義；從思想自由到性開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們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澤東、魯迅、列寧、托洛茨基……這些來自不同國度和時代，有些觀點大相徑庭甚至針鋒相對的革命領袖的巨幅畫像，被他們的支持者高舉者，肩並肩地走在一起。騎在同伴肩上、高揚越南南方共和旗幟的23歲女子卡羅琳，更是被推崇為“紅五月姑娘”，她的這一造型也成為“紅五月”永恆的象徵。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社會結構的逆反，和對物慾橫流當代社會的反思。

絕大多數知名學者、教授站在了學生一邊，如利奧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爾、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會學家卡斯特爾等，米歇爾·比托爾為首的一群作家以佔領作協辦公室表示了對學生的響應，年逾七旬的著名詩人阿拉貢甚至在“紅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廣場當眾演講。素以“介入政治”的態度聞名的哲學家薩特更是積極參與，不但多次發起倡議、參加訪談，更以平等的姿態熱情鼓勵、讚揚學生，希望他們通過自己的行動，創造一個“與父輩不一樣的將來”，他不但呼籲知識分子支持學生，甚至坦誠地自我反省，聲稱“儘管我也反抗了一輩子，最後仍難免受到這個社會的某種牽制”，儘管他坦稱自己並未完全弄懂學生們的訴求，但仍毫無保留地支持、參與這次運動。“薩特直接並且持久地參與了反等級制度的毛主團體中最大的和影響力最久的活動”，在法國毛派分子轉入地下進行活動之後，而薩特仍然在領導和參加毛派團體的活動，擔任並且指導報刊雜誌《人民之友》和《宇宙》。

當然並非每個學者都如此，哲學泰斗阿隆、楠泰爾學院教授萊維納斯、結構主義哲學家羅蘭·巴特等就站在了學生的對立面。萊維納斯每天夾著皮包按時走進空無一人的教室，又按時下課離開，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薩特反目成仇，唇槍舌劍。比較特殊的是哲學家德里達，他積極參加了最初的集會，但很快選擇了遊離和躲避。

對於學者的不同立場，學生們作出了情緒鮮明的反應。薩特受到了熱烈追捧，他演講時，能容納3000人的會場擠進了7000學生，“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成了當時最響亮的口號，為了抗議阿隆的親美立場，學生們甚至拒絕他在巴黎高師作學術報告。對於曾去過中國，並向學生們宣揚“中國革命優點”的羅蘭·巴特，他們則辛辣的嘲諷“結構主義沒上街。”

由於朗格魯瓦事件，電影界積極響應了學生們的運動，特呂弗、戈達爾、路易·馬勒、羅曼-波蘭斯基等四名戛納電影節評委喊出“要電影更要革命”的口號，迫使電影節中止；《電影手冊》雜誌主編杜比亞納和“真理電影”學派的電影人們也公開聲援學生。在索邦，電影人、影評人、觀眾、影院職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討法國電影的種種問題並彙集成冊，被後人稱之為“法國電影史上的三級會議”，更多電影人直接投身運動，他們所拍攝的“紅五月”膠片據說長達幾公里，而正如貝特魯齊電影《夢想者》中描述的，讓-皮埃爾-雷奧手中的傳單如烽火般燎動了索邦，最終與學生運動聯合演變成“五月風暴”。

被五月風暴觸及的還有藝術家們，著名的“情景主義國際”出於他們批判現實和反資本主義的立場，積極投身於學生運動中，並充分發揮他們的藝術才能和想象力，創造出許多生動形象的、被稱為“塗鴉”的街頭宣傳畫。該組織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和范內格姆還創製了整個“紅五月”中絕大多數最著名的標語口號，如“讓想像力奪權”、“拒絕用一個無聊致死的危險去換取免於飢餓的世界”等等，他們甚至主張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員會取代現有的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藝術家們的頭腦，甚至走到了“革命學生”的前面，這也充分體現了五月風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質。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府是“紅五月”的勝利者，但由於他們堅持“不能把盧梭投進監獄”的做法，整個法國知識界的左傾傳統仍然保持著，雖然此左傾已非彼左傾了；相反，站在政府一邊的少數學者卻幾乎無一例外受到排擠，道理很簡單：在68年以後的十幾年裡，當年“紅五月”的骨幹，逐漸成長為法國乃至歐洲各大學、各學術機構的中堅。

與“紅五月”關係最密切的法國電影界在“紅五月”之後一度掀起了政治狂潮，一些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小組，如“魯迅·意識形態行動小組”、“麥德維金小組”和“無產階級革命電影家小組”等紛紛成立，他們推崇古巴革命或毛澤東思想，反對“修正主義”，但這股風尚在73、74年便很快遏止了，正如杜比亞納所言，作為革命青年，他們對中國的一切充滿熱情；但作為電影人，他們對中國“文革”電影和樣板戲的藝術性大感失望。一度非常政治化的《電影手冊》迅速重返藝術領域，而形形色色的小組也迅速消失。但法國電影卻從“五月風暴”后徹底改變了面貌，藝術家們似乎從革命中找到了藝術與生活、個性與商業化、思想性與可看性和諧統一的真諦，法國電影也繼續扮演著與好萊塢文化分庭抗禮的重要角色。同時，表現、反思“紅五月”的電影也在幾十年間不斷湧現，從70年代初的《媽媽和妓女》《內心的創傷》，直到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法蘭西之歌》《夢想者》和《戲夢巴黎》。

五月風暴里的宣傳畫、塗鴉和口號令行為藝術名聲大噪，並在短時間內席捲全球。然而對這一切貢獻最大的情景主義國際卻在“紅五月”后不久解散，按照德波自己的話說，他們意識到自己理論上雖然正確，但實踐手法卻遠不成熟，所以組織應該結束了，因為“情景主義者無處不在，他們的目標無處不在”。他們所創作的那些極富感染力的宣傳畫，如今正被無數仿冒者複製、模仿，投入到工藝品和旅遊紀念品市場，去賺取原創者們所堅決反對的“商業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