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濟吉特·琦善
鴉片戰爭主和派代表人物
博爾濟吉特·琦善（滿語：kišan，1790年－1854年），字靜庵，博爾濟吉特氏人，滿洲正黃旗人，清朝大臣，鴉片戰爭時主和派的代表人物。
咸豐四年（1854年）秋病死軍中，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依總督例賜恤，謚文勤。
大事件
1786-01
出生
1786年1月出生於北京。
1806
正式授官
嘉慶十一年（1806年）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由正五品的員外郎候補。嘉慶十三年（1808）正式補官。
1840-09-28
擔任兩廣總督
1840年9月28日－12月4日期間，奉旨接替林則徐擔任兩廣總督。全名為“總督兩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兼巡撫事”的該官職，是兼轄廣西地區的廣東、廣西兩省之最高統治者，亦為清朝封疆大吏之一。
1840
私下約訂《穿鼻草約》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與義律私下約訂《穿鼻草約》，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元。
1841
被革職抄家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呈遞奏摺，意在說明戰爭是萬不可能的，只有外交才可能維護國計民生。二月，英佔據香港的奏摺到達北京，琦善被革去大學士。宣宗降旨“革職鎖拿，家產即行查抄入官”。
1854
去世
咸豐四年（1854年）病死軍中，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依總督例賜恤，謚文勤。
嘉慶十一年（1806年）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由正五品的員外郎候補。
嘉慶十三年（1808）正式補官。
嘉慶十九年，出為河南按察使，歷江寧、河南布政使。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升河南巡撫，因督治河工失職，革職。
道光元年（1821年）后，先後任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兼署漕運總督。
道光七年（1827年）又因河工大案中犯有主要過咎，部議革職，降為內閣學士，一個月後又授山東巡撫。
道光九年（1829年）升四川總督。
道光十一年（1831年）調直隸總督。
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協辦大學士。
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拜文淵閣大學士。8月至11月在天津起獲煙土15萬餘兩。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與義律私下約訂《穿鼻草約》，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元。
博爾濟吉特·琦善影視劇
咸豐二年（1852年）任欽差大臣，建立江北大營，對抗太平軍。
咸豐四年（1854年）病死軍中，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依總督例賜恤，謚文勤。
| 關係 | 人物 |
| 先世 | 博爾濟吉特·恩格德里 |
| 高祖父 | 博爾濟吉特·噶爾薩 |
| 曾祖父 | 博爾濟吉特·英泰 |
| 祖父 | 博爾濟吉特·安琳 |
| 父親 | 博爾濟吉特·成德 |
| 叔父 | 博爾濟吉特·文孚 |
| 兒子 | 博爾濟吉特·恭釗 |
| 博爾濟吉特·恭鏜 | |
| 博爾濟吉特·恭鈞 | |
| 博爾濟吉特·恭鑫 | |
| 博爾濟吉特·恭鍇 | |
| 博爾濟吉特·恭鍹 | |
| 博爾濟吉特·恭鉽 | |
| 博爾濟吉特·恭銓 | |
| 侄子 | 博爾濟吉特·松桂勛 |
| 孫子 | 博爾濟吉特·瑞澄 |
| 博爾濟吉特·瑞洵 |
1840年8月11日，英軍艦隊進至天津海面，時任直隸總督的琦善赴天津與英軍司令咨會。琦善夥同穆彰阿、伊裡布等一向與林則徐有過節的朝臣向道光帝誇大英軍軍力，誣指林則徐允許煙片販賣后又反悔禁煙，激起英國發動戰爭，將所有戰爭責任歸咎林則徐身上，主張“罷戰言和”，要求進行談判。八月下旬，道光帝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九月初又革林則徐、鄧廷楨職，任琦善署兩廣總督兼海關監督。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中英廣州談判開始。但由於雙方開價差距懸殊，一開始就進入了扯皮階段。道光帝收到琦善奏摺后，認為英人的要求過分（和南京條約的內容相似），下令備戰。在談判期間，琦善增鑄火炮，並從廣東各地調兵至虎門，虎門兵力達到11000人。
1841年1月7日，談判破裂，英軍發動進攻，虎門戰役開始。英軍僅以受傷38人的代價即擊敗清軍。1月8日，琦善要求重開談判，英軍同意暫時停戰。1月21日，英方公布了《穿鼻草約》，要求割讓香港島、賠款600萬銀元。由於涉及土地割讓，琦善未簽字（此條約傳至倫敦，英國政府認為得到利益太少，也未簽字）。英軍乃於26日，強行佔領香港。琦善打算於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1841年2月9日）正式簽訂《穿鼻草約》，此時，廣東士紳聲討琦善，廣東的高級官員又站在怡良一邊，琦善不敢簽約。
道光皇帝得知虎門戰事不利、琦善畏敵，且擅自在談判中割讓香港，乃將琦善撤職查辦，鎖拿進京。
隨著鴉片在中國的日益泛濫，禁煙問題提上了緊迫的議事日程。針對這一問題，清廷形成“嚴禁派”和“弛禁派”兩大對壘陣營：
嚴禁派的代表人物是鴻臚寺卿黃爵滋和時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提出的具體辦法就是用嚴刑峻法，重治吸食；廣傳戒煙藥方，限期一年戒絕，過期仍吸食者，平民處死刑，官吏加罪--不但犯官治罪，而是其子女不準考試。鄰里互相監督，五家一組，互相結保，對鄰里吸鴉片而知情不舉，包庇吸食，亦予治罪，對舉報者則予獎勵。黃爵滋還謊稱查過資料，說洋人對該國吸鴉片者皆綁上竹竿，插進大炮，擊入海中溺死。但事實上，當時西方各國都不禁止鴉片。英國當時，禁的“毒品”乃是酒！
弛禁派（實僅太常侍少卿許乃濟一人）提出取消鴉片禁令准其公開賣買，照藥材納稅（不過只准以貨易貨，不準用銀子購買，認為這樣可以防止白銀外流）。並且提出國內種植鴉片不予限制，國產鴉片多了，洋商無利可圖，外國鴉片即可不禁自絕。
琦善在鴉片戰爭之前，反對黃爵滋重治吸食者的主張，認為黃的主張“大謬不然”，認為販鴉片者之罪重於吸鴉片者，吸鴉片者處死，則販賣鴉片者處與何刑？況且缺乏可行性。鴉片吸食“今則數十年之久，十八省之大，豈能令出惟行乎？”
他的理由是“若吸食鴉片不肯俯首受縛，勢必聚眾抗拒，此大可慮也。至於閩省海疆，其人習於械鬥，善於打仗，吸食鴉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島，外夷資其衣食，藉以探聽虛實，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結無賴，一登陸地，炮台反為虛設，此則更大可慮也。”
他說：吸食鴉片的人眾多，其中有“忠良後裔、簪纓世胄”、有“幕友書役”、賢媛、孀婦以及“農工商賈，安分守己之人”，如果“一吸鴉片，即罹法網，將見縲紲之人載道，囹圄無隙地可容，貫索略重，不待部文復轉，而瘐斃者已盈千累萬矣。”
他還認為“若吸食者盡誅，即閩、廣而論，吸煙者十居七、八，十餘萬人恐不能盡也”。因而他強調說“今一言之下，欲興率土普天之大獄，此真斷斷乎其不可行者也。”再有，對於黃提出五家互保，“一家吸食，全體株連”，他認為“鄰居吸食鴉片或是深夜，或是藏於卧室，出入無時，行詭秘，怎麼能知道他是否買食？”
他的主張是封關鎖國，“大張曉諭，不準通商，則鴉片無自而來……內地已入之煙土，並不必緝捕銷毀，吸食者一面戒煙，一年半載，知煙不續來，販賣者另尋別業，吸食者盡保殘軀，如是則從容不迫，而天下皆安居樂業。”認為只有這樣，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在直隸總督任上，琦善禁煙行動，繳獲鴉片13萬兩，僅次於兩廣總督鄧廷楨26萬兩（廣州是鴉片最主要的走私地），多於湖廣總督林則徐2萬兩。
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被道光“革職鎖拿，查抄家產”，發配軍台。后又有人告發其收受英人賄賂。道光帝下令徹查，發現確無此事。琦善在戰爭中也未有傳說的賣國動機與行為。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作為主和派的琦善與作為主戰派的林則徐二人，在鴉片戰爭之後都被發配流放，這種情況在中外尚屬罕見。
琦善後來獲得赦免，幾經官場沉浮，任熱河都統、四川總督、陝甘總督等。咸豐二年（1852）任欽差大臣組建江北大營圍攻太平軍。1854年，病死於揚州。
陶元珍：“琦善在外交方面應受責備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稱讚的地方還要多”。他對政府缺乏起碼的誠實，對外人“不免卑屈”，對敵方的認識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無所知”，對漢奸式或煙棍式的人物鮑鵬“根本就不該用”。“琦善之未能堅持煙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敗”。
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雖然，琦善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後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陝甘總督，一任雲貴總督。他既知中國不如英國之強，他應該提倡自強如同治時代的文祥及曾、左、李諸人，但他對於國家的自強竟不提及。林則徐雖同有此病，但林於中外的形勢實不及琦善那樣的明白。
主要“罪名”：一、主張弛禁，破壞禁煙。二、英艦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乘機打擊禁煙首領林則徐，主張投降。三、主持廣東中英談判期間，不事戰守，虎門危急時又拒不派援，致使戰事失敗，關天培戰死。四、私自割讓香港予英國。
第一項：1838年黃爵滋上奏主張嚴禁，琦善表示同意，且此後在1838年8月至11月間共起獲煙土15萬餘兩，足以否認其弛禁罪名。
第二項：琦善與林則徐交惡缺乏必要的史料依據。
第三項：據琦善奏摺，他於1840年11月29日到廣州，12月4日接印視事。12月26日接到義律的最後通牒，次日起4次增兵虎門。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共向虎門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且有調撥火炮等情事。
第四項：1月14日，義律提出割占尖沙咀（即今九龍）、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后，由他上奏請旨。而義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於1月16日照會琦善，聲稱將“以香港一島接受”。這可以表明琦善確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無“割讓”之舉；且非為“私許”，實有請旨奏摺。
形成原因：借中國傳統史學的“忠奸的理論”為道光皇帝開脫；歷史學家在客觀敘述中融入主觀感情色彩，用作宣傳需要；歷史學家內心熱愛祖國，融入感情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