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爵滋

當黃爵滋初入仕途時，鴉片流毒正肆無忌憚地吞噬著清王朝積弱的軀體。閉關鎖國政策的推行，使這個“天朝上國”妄自尊大、因循守舊，舉國孤陋寡聞，陶醉於“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的無知狀態。剛剛邁進而立之年的黃爵滋不禁一聲嘆息。

黃爵滋四歲入私塾，七歲能賦，十歲通諸子之學。嘉慶十三年（1808），入府州 府學，學業大進。十七年（1812）縣試名列榜首，次年取拔貢，任瀘溪（今資溪）縣學訓導。二十四年，參加江西鄉試中舉。道光三年(1823年)進士，入翰林院，選庶吉士，六年（1826）散館授編修，旋充國史館協修、武英殿纂修、總纂官。其間，常與友招客論文，飲酒賦詩，並同宣南詩社成員詩酒往還，在京漸有詩名。八年（1828）為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二年至十四年為福建、陝西、江西、山東等道監察御史，兵、工、戶部掌印給事中。十五年提為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后升禮部、刑部右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署倉場侍郎。曾三主鄉試，兩次會試監考官，選拔不少知名人士。由翰林院編修歷任監察御史，兵科、工科給事中，鴻臚寺卿，道光十九年(1839年)後任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禮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職。他和林則徐、龔自珍、魏源、姚瑩等人志趣相投，提倡經世之學，主張刷新吏治，掃除貪污，整頓軍務，鞏固邊防，是當時地主階級改革派中一個有影響的人物。他敢於揭發封建統治的黑暗腐敗現象，“以直諫負時望，遇事鋒發，無所迴避。”在鴉片戰爭前，創議禁煙應重治吸食者，挑起了在全國各省軍政大吏中關於嚴禁馳禁的一場大辯論，成為林則徐主持禁煙運動的發起者。鴉片戰爭爆發后，他奉派赴閩、浙查辦鴉片走私問題和視察海防，堅持抵抗侵略的主張，揭露投降派的對外妥協陰謀，“一時以為清流眉目”。道光二十二年退休回籍。二十三年（1843）朝廷發現戶部銀庫虧空，黃爵滋因曾清查銀庫，以失察罪被革職，即返省主持豫章書院。二十四年以六部員外郎啟用，以病未就，仍主講書院。三十年至京閑居。咸豐三年（1853）卒於北京，終年61歲，后歸葬於宜黃二都鄉石鞏寺側。

黃爵滋任御史期間，對國家大事，民生疾苦，事無巨細，均有獨到見解，並能直抒胸臆。道光十四年（1834），他在《綜核名實疏》中，對諸多國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崇學校以絕邪教，查保甲以靖會匪，修水利以除水患，廣積儲以備賑施，嚴校閱以肅戎政，嚴防禁以靖海洋。他針對當時吏治腐敗情形，提出清明吏治，隨時甄別考核部院堂官和各省督撫等要員，加強選拔和重用賢良之才，罷免貪官污吏的建議，受到道光皇帝的讚揚，特對爵滋及科道中敢直言進諫諸人加以提升，以鼓勵言官據實上陳關係國家利弊諸事。十五年，已被提為鴻臚寺卿的黃爵滋更加力行勸諫，進呈《六事疏》，就治國家、廣言路、儲將才、制匪民、整頓京城營衛、嚴防外夷等提出自己的主張，后均被道光帝採納施行。其敢於直諫之聲為台諫之冠。

十九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將鴉片輸入我國，吸取現銀，銷路逐年激增，嚴重影響國計民生。黃爵滋多次上疏痛陳鴉片的危害，明確要求禁煙，成為當時禁煙者的著名代表。

道光十一年（1831）始，黃爵滋先後在《紋銀洋銀並禁出洋疏》、《綜核名實疏》、《六事疏》中，多次提出禁銀出海，嚴禁鴉片的主張。廷臣中對禁鴉片一事意見紛紜不一，措施不力。特別是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提出許民間種罌粟以塞漏卮的主張后，禁煙效果愈差，外商煙船勾結巡海兵弁，明禁暗運現象愈演愈烈，道光帝對禁煙一事猶疑不決。十八年（1838），時為鴻臚寺卿的黃爵滋力主嚴禁鴉片，上《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列舉大量事實說明銀兩外漏與吸食鴉片的關係，認為“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再加上官吏的貪贓枉法，致使禁煙難成。痛斥了馳禁論不能“堵塞漏卮”的危害，提出了“必先重治吸食”的主張。無論官民，吸食者給予一年期限戒煙，不成者平民處以死罪，官吏加等治罪等幾項具體的禁煙措施。道光帝將奏疏交內外大臣討論，議立章程。爵滋又連疏二次，提出禁煙必派主禁大臣，嚴懲私通番夷首惡者。這個奏疏提出后，湖廣總督林則徐極力推崇。林則徐亦上《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摺》和《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兩疏，加強了道光帝禁煙的決心，令林則徐前往廣東查禁鴉片，黃爵滋改調通政使。鴉片戰爭開始后，黃爵滋受命馳赴閩浙一帶，與鄧廷楨共同查禁鴉片，加強海防建設，改造武器裝備，制訂戰守方略，招募水勇鄉勇支援水師，並向朝廷進獻《海防圖》。史家評論：“禁煙之議，創自黃爵滋”。道光帝贊其禁煙疏：“非汝痛發其端，誰肯如此說話”。並立即批轉給各地軍政大員，其中包括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和直省各督撫，要他們發表意見。因而黃爵滋的這個奏摺，對道光帝最後決定採取嚴禁鴉片的政策，派遣林則徐去廣東禁煙起了重大作用，並在國內產生了積極影響。在西方，曾有人繪林則徐、關天培、黃爵滋三人像，稱為“三忠”，可見其影響及於國外。

黃爵滋在文學上也極有建樹，以詩文著稱。詩作豐富，尤擅五古，典雅淳厚，格調高昂，經常與在京名士交遊唱和，寫下不少反映現實生活之作。《晚晴簃詩匯》稱其“詩循杜、韓正軌，縱橫跌宕，才氣足以發其學”，並收錄其詩20餘首。著有《黃少司寇奏疏》30卷，《海防圖》2卷、附表1卷，《仙屏書屋文錄·初集·二集》26卷，《仙屏書屋詩錄·詩集·后錄·二集》34卷，《戊申楚游草》1卷等，並刊行於世。

黃爵滋，字樹齋，江西宜黃人。道光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給事中。以直諫負時望，遇事鋒發，無所迴避，言屢被採納。十五年，特擢鴻臚寺卿。詔以爵滋及科道中馮贊勛、金應麟、曾望顏諸人均敢言，故特加擢任，風勵言官，開忠諫之路，勉其勿因驟得升階，即圖保位，並以誥誡臣 工焉。尋疏陳察天道，廣言路，儲將才，制匪民，整飭京城營衛，申嚴外夷防禁六事，又陳漕、河積弊，均下議行。

時英吉利船艦屢至閩、浙、江南、山東洋麵游奕，測繪山川地圖。爵滋疏言：“外國不可盡以恩撫，而沿海無備可危。”十八年，上禁煙議疏曰：“竊見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洋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為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道，隨在吸食。粵省奸商溝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之多；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土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年復一年，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征錢為多，及辦奏銷，以錢為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貼。各省鹽商賣鹽得錢，交課用銀，昔之爭為利藪者，今則視為畏途。若再數年，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積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而未知所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洋之煙自不來矣。宜先重治吸食，臣請皇上准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深之癮，未有不能斷絕者。至一年仍然服食，是不奉法之亂民，加之重刑不足恤。舊例吸煙罪止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俱系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故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臨刑之慘急，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原死於家而不原死於市。況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沉溺之久，自足以發聾振瞶。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內，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藉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因炯戒以全身命，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請飭諭各督撫嚴行清查保甲，初先曉諭，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本犯照新例處死，互結之家照例治罪。通都大邑，往來客商，責成店鋪，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文武大小各官，照常人加等，子孫不準考試。官親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嚴加議處。滿、漢官兵，照地方官保甲辦理；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漏卮可塞，銀價不至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疏上，上深韙之，下疆臣各抒所見，速議章程。

先是，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疏言，煙禁雖嚴，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請仍用舊制納稅，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吸食罪名，專重官員、士子、兵丁，時皆謂非政體。爵滋劾乃濟，罷其職，連擢爵滋大理寺少卿、通政使、禮部侍郎，調刑部。十九年，廷臣議定販煙、吸煙罪名新例，略如爵滋所請。

林則徐至粵，盡焚躉船存煙，議外國人販煙罪。英領事義律不就約束，兵釁遂開。二十年，命爵滋偕左都御史祁俊藻赴福建查辦禁煙，與總督鄧廷楨籌備海防。英兵來犯，廷楨屢挫敵於廈門，上疑之。爵滋與俊藻方至浙江按事，復命赴福建察奏。疏陳：“廷楨所奏不誣；定海不可不速復；水師有專門之技，宜破格用人。”具言戰守方略。又言浙江為閩、粵之心腹，與江蘇為脣齒，請飭伊裡布不可偏聽琦善，信敵必退。及回京，復極言英人勞師襲遠不足慮，宜竟與絕市，募兵節餉，為持久計，以海防圖進。既而琦善在粵議撫不得要領，連歲命將出師，廣東、浙江皆不利。二十二年，英兵由海入江，乃定和議於江寧，煙禁自此弛矣。尋丁父憂去官。

爵滋為御史時，稽察戶部銀庫，嘗疏言庫丁輕收虧帑之弊。二十三年，銀庫虧空九百萬兩事發，追論管庫、查庫諸臣，罪皆褫職責賠，賠既足，次第予官。爵滋以員外郎候補，病足家居，上猶時問其何在。三十年，至京，會上崩，遂不出。逾三年，卒。

爵滋以詩名，喜交遊，每夜閉閣草奏，日騎出，遍視諸故人名士，飲酒賦詩，意氣豪甚。及創議禁煙，始終主戰，一時以為清流眉目。所著奏議、詩文集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