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

進入新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充滿活力，日益開放。與此同時，也要求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以使我們制定和實施方針政策時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中國當前的實際，我們需要很好掌握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價值規律調節社會主義生產和流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計劃經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根本的區別，前者起基礎性作用，即主要調節者作用；後者則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是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調節者；而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價值規律不起調節作用，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是國家的指令性計劃.我國之所以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因為原來實行的計劃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發揮了一段積極作用以後，其弊端日顯突出，效率低，缺乏活力，貨不對路，致使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拉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很慢。與此不同，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2014年，在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經濟發展加速，25年間年均增速達9.4%，處於世界前列，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均GDP到2011年去超過1000美元，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總體上已達到小康水平。這表明，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能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能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資源，取得更為豐碩的發展成果。

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支配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最主要的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隨著供求關係的變化而波動，供過於求時上漲，供不應求時下跌，各個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動，決定和調整自己的生產和經營，從而維繫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的平衡。這就是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含義。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過，“價值規律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就講過，“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句名言用於21世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因此，我們說在經濟工作中要尊重客觀規律，首先就是要尊重價值規律，以及相關的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等。各項市場經濟活動，除屬於自然壟斷的、具有外部性的、提供公共品的等等以外，都應放手讓價值規律調節即市場調節。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方面，直到2013年底還存在一些欠缺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政府擁有的資源過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審批過多，有些靠市場機制能優化資源配置的，政府卻採用計劃經濟辦法，因而帶來浪費和損失。有時還因政府對市場進行壟斷和封鎖，而影響公平競爭的開展，造成市場信號失真。因此，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就是要政府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左右市場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主要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作出生產經營決策。二、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

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就必須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和利益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對於非國有企業來說做到這一點較為容易，儘管政府的行政干預至今還不少，需要逐步解決。而對於國有企業來說，就不容易了。改革開放20多年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從作為主管部門的附屬物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一方面，從企業來說，原來事事靠上級主管部門，照他們的指令辦事，經濟效益好壞不在乎，沒有改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活力。2014年要轉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就必須努力適應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承擔風險。搞得好，就能不斷發展壯大，經營者和職工也能增加收益，否則就可能虧損甚至破產。市場機制如同一條無情的鞭子，督促著企業不斷改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向前再向前，永不停步，永不懈怠。另一方面，從政府來說，原來直接指揮各項微觀經濟活動，對企業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審批和下達指令。由於對企業往往多頭管理，多龍治水，企業生產經營搞得好，各個部門爭相把功勞記在自己名下，而一旦出了問題，則互相推諉，誰都不願承擔責任。因此推進市場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府不再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撤銷一些原來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由於這樣的改革觸及不少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官員的利益，因而往往受到這些部門的阻撓而困難重重。當“婆婆”慣了，一旦不能發號施令，便很不適應。所以，國有企業要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必須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必須有政府職能轉換的配合，政府不再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即轉變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現在，政府職能轉換，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改革，仍未完全到位。有的原來行政主管部門轉為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仍然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即使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只要是國有股一股獨大，政企就很難分開，因為國有控股公司實際上成為股份公司的“婆婆”，而控股公司往往就是前面所說的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這就使股份公司表面上改了制，但並未做到政企分開，仍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還有政府部門，特別是不少地方政府，對本地區的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往往“愛護有加”，不但通過封鎖市場為本地企業產品打開銷路，排斥外地產品，而且從立項、融資、稅收、土地使用等方面，有時甚至不擇手段包括違法違紀地為本地企業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方便條件，如2004年江蘇省出現的“鐵本事件”便是例證。一個只有3億元資本金的民營小鋼鐵企業主，一下子要建投資100多億元的年產800萬噸以上的大型鋼鐵企業，不申報立項，不經環保部門審核，違規侵佔農地2000多畝，沒有當地政府大力幫忙，是不可想像的事。再有，本地企業因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或債務纏身時，地方政府又會站出來，充當保護傘，向中央政府求情，向中央部門要錢或請求貸款解救，相當於為企業負無限責任。這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是政府職能的嚴重錯位，也是企業尚未成為真正市場主體的表現。為使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不但要政企分開，還要政資分開，即實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政府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能分開。政府對國有獨資和控股、參股企業的國有資產履行出資人職能時，只是當老闆、股東，不能當婆婆，不能扮演董事會和經理層的角色，否則就成為老闆加婆婆，仍然是政企不分。

可見，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首先要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主要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應當看到，這方面的問題還未解決，仍要繼續深化改革，逐步到位。

三、國家宏觀調控主要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現代市場經濟並不是完全放任由市場機制調節的，而是有國家的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這樣。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這是對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宏觀調控豐富經驗的科學總結，是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世界上許多市場經濟國家，都把上述四個方面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中外的實踐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很好地處理增長與穩定的關係，既要促進經濟增長，又要保持經濟穩定。從長遠看，在經濟穩定中實現經濟增長，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快速的。不然，片面追求經濟增長，不重視經濟穩定，不在穩定中求增長，就很容易出現大起大落，而大起大落必然帶來生產力的浪費和損失。這樣一來，走了彎路反而慢了。在前面四大目標中，頭一個是促進經濟增長，後面三個是保持經濟穩定的內容。因此，可以把國家宏觀調控概括為促進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要點在於，在經濟穩定條件下，市場信號比較穩定、準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可以較好地發揮，從而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實現較快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搞好宏觀調控，就要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驗的重要總結。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是以人為本，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的實質是協調，五個統籌的實質是做到五個協調發展。做到五個統籌，就既能有效地保持經濟穩定，又能不失時機地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採用經濟和法律手段。這同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主要運用行政手段調節社會經濟活動有根本區別。具體來說，就是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過熱或出現過熱傾向時，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反，在經濟過冷或出現通貨緊縮時，實施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目的都是保持經濟的穩定，努力熨平經濟波動的波幅，防止大起大落。有時人們把這種操作稱之為反周期措施，旨在使經濟上升時不要升得太高，力求上升時期延長一些；經濟蕭條時不要降得太多，延續時間不要太長。因此，國家的宏觀調控，以及實施從松或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是為的實現短期(一般一二年)的經濟平衡，而不能將其長期化。據此，如果將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長期化，似與市場經濟下宏觀調控的功能不太一致。與此相聯繫，我們似乎也不應將擴大內需作為一項長期的方針。在發生通貨膨脹或存在明顯的通貨膨脹壓力時，我們能否籠統地談擴大內需，這是值得研究的。比如，2004年主要是擴大消費需求，而對投資需求則不但不能擴大，相反的要加以限制，因為從2003年起，我國投資總的已經過熱。

在我國，產業政策也常常作為進行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政策來運用。這是一個相當複雜且在經濟學界頗有爭議的問題。過去，由於政府制定和實施的產業政策在實踐中基本上不起作用，甚至政府鼓勵的產業往往發展不起來，限制的產業則發展得很紅火，因而不少人懷疑產業政策的有效性。考慮到中國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和數額超過年GDP的國有資產，政府的經濟職能一直較強，政府常用產業政策來調整產業結構，所以宏觀調控除了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外，還可運用產業政策，以改善產業結構，加強薄弱環節，約束某些產業的過度擴張。至於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否有效，主要看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是否符合國家的長遠發展戰略，是否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平穩和較快發展。

四、科學評價市場經濟活動效果，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學評價市場經濟活動效果，難點不在企業，而在於政府，特別是如何評價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

過去，人們一般用GDP及其增長速度作為評價政府績效的主要標準，年年評比排座。GDP增長率高的，政績就優；GDP增長率低的，政績就差。結果各地競相攀比，全力以赴爭取GDP的快速增長，而且都想爭第一，你快了我要比你更快。因此人們形容這些地方政府是GDP政府。但是，多年的實踐，特別是近幾年的實踐表明，這樣做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主要指標，必然忽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造成經濟發展腿長社會發展腿短的不協調局面。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發展既包括經濟的發展，也包括社會的發展，即包括科技、教育、環保、文化、醫療、衛生、健身、旅遊、休閑、娛樂等事業的發展。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最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就既要求經濟發展，使社會物質財富越來越多，也要求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使人民有接受良好教育、醫療、保健的條件，生活環境優美，文化生活豐富多彩。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經濟發展、GDP增長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社會事業的發展。所以，看一個地方政府的政績，不能只看GDP增長。

第二，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標，還會助長政府的短期行為，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為經濟的增長、GDP的增長，可以採取有水快流的辦法，即用粗放外延擴張的形式，消耗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破壞生態環境，在一個短時間內實現高速增長。這對於我國這樣一個資源相對不足，生態脆弱，環境污染嚴重的國家來說，顯然是不可取的，也是難以為繼的。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國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報載，建國50多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也增長了40多倍。2012年我國消耗的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約合50億噸，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別約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創造的GDP僅相當於世界總量的4%。呵見，對我國來說，急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能只看GDP增長，還要看GDP增長後面付出了哪些代價。改革開放以來，有少學者建議改用綠色GDP作為評價經濟發展的指標，即從GDP增長中扣除為此付出的自然與環境的成本(比如1973年日本政府規定空氣、水、垃圾等環境污染的可允許標準，超過污染標準的，必須將其改善經費作為成本從GDP中扣除，按此方法，當年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這是值得大家重視和進一步研究的。

第三，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標，還會促使有的政府官員造假。過去流行“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說法，指的主要是官員造假虛報GDP數字，誇大成績，然後騙得陞官。有的地方官員不是根據實際數字，而是先探聽周圍地區的GDP數字，然後指示統計部門報高於其他地區的GDP增長數字，以顯示自己政績比別人高出一籌。而GDP數字造假，老百姓一般是難以監督的。

為了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制定科學的評價體系，就全國或一個地區來說，首先是逐步改GDP增長單一指標為多方面指標，比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了社會、環境、經濟、制度四個方面的指標。我們可以借鑒。其次是將GDP指標逐步發展為綠色GDP指標。再有就是加強對統計數字的核實，嚴肅查處作假者，增強統計信息的透明度和準確性。可見，尋找正確評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效果的指標體系，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依法規範市場經濟活動，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

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中外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比較有效地發揮其積極作用，減輕因其自發調節帶來的種種消極作用。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實行公平競爭，以提高效率。這就必須對如何競爭進行規範，形成有效的競爭規則或遊戲規則。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保證其健康發展。

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了依法治國的方略。這是我國從人治轉為法治的重大轉變。與此相適應，黨的十六大提出，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為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基礎服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經濟法制建設，即按照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著眼於確立制度、規範權責、保障權益、加強經濟立法。主要包括：完善市場主體和中介組織法律制度，使各類市場主體真正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完善產權法律制度，規範和理順產權關係，保護各類產權權益。完善市場交易法律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維護公平競爭。完善預算、稅收、金融和投資等法律法規，規範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完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切實保護勞動者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完善社會領域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按照法治經濟的要求，一方面，微觀經濟行為主體，主要是企業，要依法經營，照章納稅，依法處理企業內部關係特別是要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遵守環保、安全、契約等法規。同時，要依法保護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和各項權益，保護企業法人財產權等等。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對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要依法管理，不能隨便發號施令。國務院於2004年初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中國將通過十年左右的不懈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目標，主要包括七個方面。第一，實現政企分開。第二，提出法律議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第三，法律、法規、規章得到全面、正確實施。第四，科學化、民主化、規範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基本形成。第五，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範、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第六，行政權力與責任緊密掛鉤，並與行政權力的主體利益徹底脫鉤。第七，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素質。可見，今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和干預，要依法進行，不能再像過去計劃經濟時期那樣，主要採用行政手段，發布指令。既然政企分開，政府的經濟調節就是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實施恰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採用利率、稅率、匯率等經濟槓桿來進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正確界定政策、市場和企業的關係非常重要。一般來說，凡是靠市場能解決而又有效率的，政府都不要去管。凡是公民、企業、社會組織包括中介組織等能夠自主有效解決的，除法律另有規定的以外，政府也不要去管。政府主要從事公共管理。政府在使用納稅人交納的錢財時，要節儉、高效、清廉。政府官員要懂得，不僅權力是人民給的，政府的收入也是人民交納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有的官員提出，要做到政府給老百姓的，多於從老百姓取來的，這是不可能的。政府的錢都是納稅人交的，老百姓交納的，能夠將錢用之於民就不錯了。政府不是財富創造的主體，政府能做到消耗少一點，為人民服務的事多辦一點就不錯了。所有這些，都要用法律法規確定下來，成為大家的共識和行為準則。

此外，必須公平執法。無法可依不行，有法不依不行，執法不嚴、不公也不行。如果不能公正執法，再好的法律也用處不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不能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因此，必須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法治觀念和守法意識，形成良好的司法環境。在這方面，除了進行宣傳教育等外，政府領導幹部要帶頭執法，嚴格執法，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