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

2014年9月3日，教育部正式核准頒布《北京大學章程》，章程序言對北大精神作出了全面概括，即“繼承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弘揚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優良學風，秉承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術精神”，體現了百餘年來北大人立學、辦學、求學、治學的價值追求。

為國家圖富強是大學的歷史責任。嚴復曾說，“民智者，富強之源也”。京師大學堂正是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在“強學”“原富”的語境下創辦的。從蔡元培改革北大欲“與柏林大學相頡頏”的理想，到胡適呼籲“用國家的大力來造成五個十個第一流大學”的願望，再到黨中央作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決策，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已經成為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中，服從並服務於國家戰略，是中國大學實現跨越式發展、創造世界一流的必由之路。《北京大學章程》提出，“追求世界最高水準的教育”“走中國特色、北大風格的世界一流大學發展道路”，正體現了埋頭苦幹、改革創新的圖強精神。

民主是大學辦學和管理的本質要求。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建構，深深地紮根於民主治校的創造性實踐之中。《北京大學章程》關於民主制度的設計不僅體現為教職工代表大會和學生代表大會的選舉民主，還體現為學術委員會所注重的基層學術民主，校務委員會在擴大社會參與基礎上的協商民主，以及監察委員會對學校機構及人員的監督式民主。

北徠大的誕生就是很血腥的，戊戌變法的其他成果都被廢除了，只留下了京師大學堂。所以，北大從一開始就彷彿稟有一種使命，它是中國近代社會陣痛的產物，是一種轉型的象徵——從漫長的封建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這種轉型是很痛苦的，用魯迅的話講，挪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北大的誕生，同一個民族的命運捆綁在一起了。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會沖向前線，在和平時期會默默反省，在轉折的時期會出現吶喊，在正義的力量被壓制的時期就會有人拍案而起。比如五四運動，一方面是新文化，一方面是救亡。前面是學生，背後是陳獨秀、胡適等人發動的新文化運動，和老一套的封建的東西決裂。近代中國那種痛苦的命運，對北大精神的塑造很有關係。

談北大有一種沉重感，根源就在於北大精神。現在是精神危機時期，精神危機是一百年來中國社會轉型出現的一個全新問題。我們在物質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精神支柱快要沒有了。實利主義、功利主義、追求表面文章，成了這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人們都在追逐物質的東西，而忽視了精神的追求。北大精神在這個時期就有了它特殊的含義。社會上關於北大一個小小的事情都會被炒得很厲害，為什麼？因為北大是一面鏡子。北大精神有一種召喚性的力量，進入北大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種責任，秉承了這個精神，就會有所追求。象牙塔中總要保留一些精神的東西，年輕人總要有一些激情和夢想，否則對社會對個人都是一種損失。社會上有許多庸俗的東西，即使是在大學校園裡也有，因為大學校園也是社會。而且現代社會的腐蝕能力很強，很難完全保持距離。這時就需要一種精神的力量，一種超越的力量，一種清高的力量，能夠讓我們說“不”，讓我們和庸俗的生活拉開距離。貪生怕死是人之生物本性，但是精神的力量就是能讓人捨生取義。

總是把北大與精神聯繫在一起，這是一種歷史的積澱。北大精神中，一個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苦難相聯繫的愛國精神；一個是做人的精神。一個人一輩子不年輕一回是一種損失，一個社會沒有一群可愛的理想主義者也是一種損失。大學不一定要和社會拉平，我們應該有一種精神貴族的情結。

從長遠來說，從一個民族來說，需要有一個精神的支柱。北大就應該提供這樣的精神力量。一個民族要致力於建設，不僅需要工科人才，也需要管理人才，需要對社會有構想的人。大學是一個社會理想的孕育場所，大學提供了一個承認精神自由合法性的場所。如果沒有了精神，北大將不再是北大，和一所普通的高等專科學校沒什麼區別，無非是訓練一個人找到好工作的職業訓練所。只為了找工作其實是不一定要上大學的，上大學就是為了讓人的精神更高貴，讓人對人生、對世界有更寬廣的理解。現在，有很多大學生的家境比較貧寒，想儘快工作可以理解，但一定要記住，我們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你將來成了決策者，在決定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時候，在大學受到的教育就會起決定性的作用。比如：你是要把古建築拆掉還是恢復原貌？是要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還是適應生態環境修一條彎曲的路？是把路燈修得高大明亮還是追求一種曲徑通幽的意境？這都取決於現在的教育。今日社會中的實利主義和浮躁作風，就是因為現在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一代人，是在唯唯諾諾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生活的時候只知道先把肚子吃飽，要先讓煙囪冒煙，要每個人都當螺絲釘，要每個工廠都按流水線運行起來。他們的精神不會說“不”。社會上不斷樹立道德楷模，恰恰就說明沒有了道德。所以我們今天講北大精神依然沉重，我們的民族依然危難——精神危難。我們不僅自己要做高尚的人，還要為民族精神的復甦貢獻力量。這就是北大精神——關乎社會的民族精神，關乎自己高貴追求的個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