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會悟

1898年7月8日，王會悟出生於浙江桐鄉烏鎮觀後街14號的一幢普通民宅內。其父是晚清秀才王彥臣，王氏家族在烏鎮世代以教書為業。王彥臣所辦私塾學生最多時曾達四五十人。王會悟是他的第五個女兒，但開明的父親沒有絲毫失望，而是充滿喜悅地給她取名“會悟”。王會悟的母親以精美的刺繡技藝而享譽鄉里。王會悟在6歲時，便入父親的私塾讀書、認字。

1911年，王彥臣因訴訟蒙冤，被發配關外，后雖獲釋卻大病不起，最終客死他鄉。王家至此家道中落，生活變得十分窘迫。由於王家世代以教書為業且在當地已頗有名氣，王會悟自小在父親的私塾讀書，所以她首先想到維持生活的辦法就是繼承父親的衣缽，繼續教書。教書之餘，她也做些刺繡、打毛線等手工活幫助母親維持生計。後來為了增加學生，王會悟向本鎮寶閣寺的方丈借了一間殿堂作為教室，每天到各個街頭巷口去貼招生廣告，廣發招生傳單，擴大宣傳。剛開始報名的人並不多，有很多家長持觀望態度，王會悟便讓學生來教室試聽，等聽過課之後再行決定是否報名。王會悟教學手段新穎，教學技能嫻熟，而且在教學中積極向學生傳授新知識、宣傳科學、倡導新觀念。大家不但口口相傳，還極力推薦一些孩子去王會悟那裡上課。鄉親們都說：“小王先生教得極好，跟老王先生一樣。”不久，學生的人數已增至100人左右，比她父親的私塾人數最多時還多一倍以上。

這所桐鄉縣的第一所女子學校，引起了很大反響，鄉親們的交口稱讚讓桐鄉縣教育部門做出了每月獎勵教員5元錢津貼費的決定。但是，好景不長，這5元錢的額外獎勵引起了一些頑固派的嫉妒，加上王會悟在學校極力反對養童養媳行為，宣傳婚姻自由，並鼓勵學生剪辮子、破除纏足等陋習，這些做法引起了鎮上保守鄉紳的極大不滿。他們聯合起來對教育部門施加壓力，對部分學生家長進行威脅恐嚇，以致學生人數日益減少，最後被迫停辦。雖然這次辦學在保守派的壓迫下以失敗告終，但這次經歷堅定了王會悟與頑固派決戰到底的決心，也為她日後參與創辦上海平民女子學校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1913年下半年，王會悟在哥哥的支持下，去嘉興女子師範學校讀了一年預科（正科四年）。因為要16歲才能進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當時她才15歲便只能考預科。1914年夏，王會悟預科畢業想再讀正科，王母認為，雖然讀師範不用學費，但其他雜費也需要錢，並且時間比較久，便勸說她放棄。王會悟畢業后回烏鎮湖溪小學繼續教書，但學校男女同工不同酬，總覺得受歧視，氣憤之餘便想出去繼續求學。

1918年，王會悟到湖州湖郡女塾（現湖州二中）攻讀英語。在校期間，她經常閱讀《新青年》雜誌，並給主編陳獨秀等人寫信，表示贊成提倡白話文，擁護《新青年》所宣傳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運動。1919年，她前往上海尋求婦女獨立解放的途徑。經上海學聯介紹，被黃興夫人徐宗漢安排到上海女界聯合會做文秘工作。在這裡她結識了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留日學生總會代表、湖南人李達（當時李達回國辦事，與女界聯合會有工作聯繫）。1920年兩人結為伉儷，婚禮在陳獨秀家的客廳里舉行。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王會悟作為中國第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參加了大會的籌備、會務和保衛工作。大會期間，由於密探闖入，會議必須另選地點。王會悟立即建議到嘉興南湖去繼續開會。與會者採納了她的建議，在嘉興南湖紅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議程，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 1922年底，李達應毛澤東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學主持教務，王會悟隨往，並在該校附屬中學教英語。在大革命失敗后，她化名王嘯鷗，組建筆耕堂書店，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1933年至1937年，王會悟夫婦移居北京；1944年，抵達重慶。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王會悟參加了重慶婦女界歡迎毛澤東舉行的大會，會後受到毛澤東的單獨接見。

1946年春，王會悟自重慶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養病。1949年5月烏鎮解放，王會悟北上與丈夫團聚，被安排在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工作。

1993年10月20日18時25分，王會悟病逝於北京，享年95歲。

1898年7月8日，王會悟出生在魚米之鄉浙江省桐鄉縣，其父親王彥辰是晚清秀才，開著一家私塾，母親 賢惠能幹，刺繡技術遠近聞名。王會悟從六七歲起就開始接受父親的啟蒙教育。她從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進步，在她的同學中，還有一個比她大兩歲的親戚，就是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他們之間不僅是同學關係，還是親屬關係，而論輩分，王會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會悟13歲時，其父病故，由於家庭經濟拮据，她不得不從嘉興師範學校退學回到家鄉，接替父業繼續教書。沒多久，由於學生人數逐漸增多，她借了一個殿堂，獨自辦起了桐鄉縣第一所女子小學，鄉親們都說：“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 ”為此，為了表示對這所女子小學的支持和鼓勵，當地的教育部門還給教員每月5元錢的津貼費。在教學期間，王會悟邊教書，邊向學生們宣傳新思想，倡導新風俗、鼓勵女孩子剪辮子、放腳等。有一次，她發現一個小姑娘雙腳裹得緊緊的，便動員她把腳放開。小姑娘為難地說：“那樣將來會沒人要的。”王會悟聽完噗呲一笑：“社會在進步，你裹成了小腳后，才沒人要呢。 ”

過了一段時間，鎮上的一位秀才聽說有5元津貼，四處造謠說：“王會悟小小女子，沒受過正規教育，沒資格當老師。 ”便向縣裡提出由他替代，他不要5元，只要3元，沒想到縣裡還真同意了，1918年，王會悟不堪受人藐視，憤而離校，去湖州的胡郡女塾攻讀英語，這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起初，她半工半讀。在裡面邊念書、邊給學校打掃衛生，後來，老師發現她中文功底不錯，就將她推薦給校長，經考察，校長決定讓王會悟給學校牧師的夫人們當老師，這樣她成為了一名“教師”。

在校期間，她經常閱讀《新青年》雜誌，並用白話文大膽地給陳獨秀、李達、惲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會名流寫信，表示贊成提倡白話文，擁護他們所宣傳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運動。令她意外的是，陳獨秀還給她回信說：“沒想到我們的新思想都影響到教會學堂了。”並誇獎王會悟“有膽識”，勉勵她“多讀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王會悟前往上海，尋求婦女獨立解放途徑。經介紹，被安排到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做文秘工作。其間，李達作為留日學生總會的代表回國辦事，與“女聯”有些來往，這樣，王會悟和李達便在工作中相識了。李達經常向她講述推翻封建制度，爭取婦女解放、以及組織共產黨的道理。1920年，這對志同道合的情侶，在上海陳獨秀家的客廳里，舉行了一個革命化的婚禮。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王會悟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李達和李漢俊負責通知各地代表來京滬參加會議，而食宿、開會地點等後勤事務則由王會悟負責。

開會的地點，王會悟找了好幾個地方，都不太理想。後來她想到了李漢俊的家，而那個房子的真正主人卻是李漢俊的兄弟李書城。李書城是國民黨的一位軍事部長，恰好當時不在家，李漢俊也寄居在法租界的一所洋房裡。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李漢俊家召開了。代表開會時，王會悟就在樓下後門門口望風。突然，有個年輕人手裡托著濕衣服直奔樓上跑去。王會悟覺得事情有點蹊蹺，她也趕忙跑上樓，將情況彙報給了坐在門口附近的翻譯楊明齋，楊明齋馬上翻譯給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聽，馬林當即宣布休會，匆匆收拾文件撤離。散會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開來警車，全副武裝的士兵包圍了房子，其中幾個巡捕衝進李漢俊家，追問他們上午聚會幹什麼？李漢俊用流利的法語答覆說：“上午來了幾個教授討論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問題。”巡捕沒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事後，李達對王會悟豎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幸好王會悟報警及時，才讓代表得以及時疏散，這樣，在開會期間，由於密探的突然闖入，會議必須另選地點。

會議停了兩天，代表們提了好幾個開會地點的方案，有提議去上海，有提議去西湖的，但代表們經過分析都認為這些地方雖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決。這時，王會悟想到了自己的家鄉，便建議到嘉興南湖去繼續開會。她說：“離我們桐鄉不遠的嘉興有個南湖，那個地方不像杭州那樣惹人注目，且風景秀麗，我們可以租一隻畫舫，扮作逛西湖途經嘉興的遊客。 ”與會者採納了她的建議，而王會悟就作為具體安排事務的工作人員，成為南湖遊船上中共“一大”會議召開時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員。

為了確保會議安全進行，王會悟作了周到細緻的安排。她讓船主把船撐到離煙雨樓東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較僻靜的水域用篙插住，讓代表們在中艙的客堂間里圍坐在八仙桌前安心開會。她自己坐在船頭望風放哨，充當會議的“哨兵”，一旦有別的遊船靠近，就哼起嘉興小調，手指敲著艙門打節拍，提醒代表們注意。為掩人耳目，她還特意準備了一副麻將牌，放在代表們開會的桌上。就連作為午餐預定的酒菜，她也是讓船主用拖梢小船送至大船的。當天下午會議正在進行之中，湖上突然傳來汽艇的馬達聲，代表們以為是警察的巡邏艇，當即暫時停會打起麻將。王會悟馬上乘拖梢船上湖心島打聽，得知是一戶富人家的私人遊艇游湖兜風，會議又照常進行。

就這樣，在嘉興南湖的遊船上，毛澤東、董必武、何叔衡、陳潭秋等代表完成了“一大”最後議程，到下午6點多鐘，會議結束，這一刻也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一大”會議結束后，王會悟創辦了我黨最早的一本婦女刊物 《婦女聲》，該刊物是1921年12月10日創刊的，王會悟則是該刊物的主要負責人，她除了負責組稿、審稿外，還經常親自撰寫稿件，先後在該刊物上發表了 《中國婦女運動新動向》、《湖南女工之覺悟》等文章，《婦女聲》雖因種種原因只出了10期，但作為第一本婦女刊物，它對傳播世界各國婦女運動的最新消息，介紹婦女運動的先進經驗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2年，王會悟參與創辦了上海平民女子學校，王會悟擔任該校工作部主任，這是在中共領導下創辦的第一所新型學校，之所以稱為新型，是因為該校不僅是一所半工半讀學校，在當時也成為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1922年底，李達應毛澤東同志之邀到長沙湖南自修大學主持教務，王會悟隨同前往，並在該校附屬中學教英語。大革命失敗后，她化名王嘯鷗，組建筆耕堂書店，參與出版了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

1937年5月，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出版。在這本書里，無論是抄寫、出版，還是發行，都凝聚了王會悟的不少心血。她還想辦法將書送往延安，毛澤東十分高興地閱讀了該書，並作了詳細的眉批，稱這本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列主義哲學教科書，還在寫給李達的回信中，熱情地稱讚他們夫婦：“你們是真正的人。 ”

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因當時王會悟正好在重慶參加進步活動，也參加了隆重的歡迎大會，會後，還受到了毛澤東的單獨接見。

新中國成立后，王會悟在政務院從事法制工作，后因多年勞頓，離職休養，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在北京病逝，終年96歲。

王會悟的一生未身居要職，只是默默地協助丈夫宣傳馬克思主義，從事革命活動。她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見證人，也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參與者，她為黨為婦女解放所作的貢獻將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從7月30日當夜被衝散會議后，有人建議前往外地開會，立即有人提議去嘉興南湖，周佛海在回憶中將這個提議的事算在自己頭上，當然也有其他站出來說是自己提議。

7月31日，驚魂未定的“一大”代表們乘坐早車匆匆離開了上海到達嘉興。根據王會悟的回憶，到達后發生了這樣一些事：

……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十餘人分兩批去嘉興……到嘉興市已8點多鐘，先到城市張家弄鴛鴦湖旅館落腳，開了兩個房間休息……雇了一條中號船，船費4元5角，中午飯一桌3元，連小費共花8隻洋……（《親歷者憶--建黨風雲》，中央文獻出版社）

王會悟這段回憶讓人感覺有些奇怪，作為大會的總後勤，她竟在建國后還能記起雇船和吃飯的花費，精確到了幾角錢，而一個記憶力如此驚人的人，偏偏記不起7月31日當天究竟有多少人去了嘉興，只說十餘人，按說，這些人去嘉興的車票即便不是她負責買的，到了嘉興后也應該是她這個當地人幫助接站安置的，為何她忘記了如此重要的一個數據？另外的，根據當時報紙的報道，王會悟似乎也將從8月1日開始的那場風災遺忘了。

如果非要給事情一個解釋的話，似乎有一個模模糊糊的答案：在嘉興南湖那場一直開到深夜的會議上，除去馬林與尼科爾斯基外，“一大”的代表也沒有全員出席，陳公博是公認沒有出席這次會議，而根據 張國燾的回憶，在“一大”會議上，他認為何叔衡對馬克思理論完全不懂，就將其中途攆走，這樣一來，能夠參加會議的“一大”代表，至多也就是十一人。

而王會悟這樣選擇性失憶，又或許在為某個重要人物掩蓋什麼。

王會悟故居，位於烏鎮西柵的觀後街，古色古香，現在闢為紀念館。館內的展板、圖片以及實物，帶領人們認識了這位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當門而立的巨幅《南湖風光》屏風前，豎立著的《南湖紅船與王會悟》組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見荷花搖曳的南湖水波上，泊著那艘美麗的紅船，與紅船緊緊相依的，是一位剪著短髮、穿著大襟衣裳、配著黑色短裙、乳白短襪以及黑色布鞋的江南少女，她便是被譽作“‘一大’衛士”、“黨的第一位黨務工作者”的王會悟。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會讀出她臉上的淡定、從容、機智和勇敢。在紀念館的史料展品中，有兩則趣聞引起我的關注。一則是“論起輩分來，王會悟還是烏鎮籍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表姑呢”。茅盾家住觀前街，王會悟家住觀後街。當年王會悟離開烏鎮，進入上海，就是茅盾先生安排的；另一則是王會悟曾寫過的回憶文章《我為黨的“一大”安排會址》。這是一份彌足珍貴的史料，後來嘉興南湖上的那艘紅船展品，就是根據這篇文章所提供的史實而複製的。從這份史料中，我們獲悉，王會悟的丈夫李達是黨的“一大”正式代表，李達把為大會安排會址和為外地代表安排住處的任務交給了自己的夫人，王會悟也就成為大會的會務工作者。

王會悟的回憶錄中有兩段文字十分珍貴。錄之於此，以饗讀友：“出席黨的‘一大’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尼可爾斯基。那天，李達要我把馬林和他的翻譯楊明齋護送到會場，然後我在樓下照看門戶，觀察動靜。突然，我看到一個陌生人，從廂房出來往樓上走，我立即叫住他，問他是誰，李家的廚師答話說，他是侄少爺的同學。我捉摸這事有些蹊蹺，就上樓告訴了揚明齋。馬林警惕性很高，得訊后馬上拿東西走了。張國燾當時怪我大驚小怪，把會場給吵散了。散會後不久，法國巡捕果然來了。李漢俊用法語對巡捕說：‘上午是我幾個朋友在此討論十九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爭論起來了，驚動了你們，對不起！’巡捕沒發現什麼破綻，就走了。事後，馬林說：‘這個女孩子（指我）很機警，要好好培養’。”

“上海已不能開會了，到哪兒去繼續把會開完呢？代表們意見不一。我想到我家鄉嘉興的南湖，遊人少，好隱蔽，就建議到南湖去包一個畫舫，在湖中開會。李達去與代表們商量，大家都同意了這個意見。我便作為具體安排事務的工作人員先行出發，與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乘頭班車去嘉興。到嘉興后，我去鴛湖旅社租了房間，作為代表們歇腳之處。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畫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們上船前，我還出主意，讓他們帶了一副麻將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遊船上開了一天，就勝利結束了。”

關於那副麻將牌的情節非常有趣。“一大”代表們上船時，王會悟將特意帶來的一副麻將牌交給代表們，和他們約定，她一敲艙板，他們就得打麻將。代表們在艙中開會和吃飯時，她始終坐在船頭放哨，見有其它遊船靠近或出現巡邏艇時，就哼起嘉興小調，用一把紙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們接到信號就把麻將搓得劈里啪啦地響，有的還“七索”、“八萬”地喊著。

史料顯示，黨代表們從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車到嘉興，當即由王會悟帶領，坐擺渡船到湖心島，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會悟預雇的開會遊船。這條遊船是一條單夾弄絲網船，長約16米，寬3米，船頭寬平，內有前艙、中艙、房艙和后艙，右邊有一條夾弄貫通，會議就在中艙舉行。代表們以游湖為名，讓船主把船泊在離煙雨樓東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靜的水域，上午11點左右，“一大”南湖會議正式開始。下午6點多鐘，會議完成了全部議程，勝利閉幕，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全體代表輕聲地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萬歲！”會議結束后，代表們先後悄悄離船，當夜分散離開了嘉興。他們把革命的火種帶向全國各地，中國的歷史從此寫出全新的篇章。

“一大”之後，王會悟一直從事革命工作，參與創辦過我國第一個婦女解放的進步刊物《婦女聲》半月刊，創辦過上海平民學校，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學生。解放初期，王會悟在政務院（后改名為國務院）做法制工作，之後一直在北京工作，直到離休。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開天闢地一女傑”七字，於她最為切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