賒旗鎮

賒旗，清代屬南陽府南陽縣。其興起應是在康熙初年，到雍正時已初具規模。雍正二年《同行商賈公議戥秤定規》碑記言：“賒旗店四方客商雜貨興販之墟，原初碼頭賣貨行戶原有數家，年來人煙稠多，開張賣載者二十餘家。”乾隆以後該鎮商業迅速發展。

賒旗商業以山陝商人為主，而山陝會館的修建經費均來自兩省商人的集資，故會館的修建過程也大體反映了賒旗商業的發展脈絡：從清初到乾隆是該鎮商業迅速興起階段，乾隆四十七年春秋樓的落成可以說是賒旗商業繁榮的象徵，也是進入新階段的標誌。該建築面闊七間，高30餘米，雕梁彩繪，金碧輝煌，民間有“賒鎮有個春秋樓，半截插在天裡頭”之謠。嘉慶道光年間該鎮商業進入鼎盛，會館的一系列營建主要集中於這數十年中，陸續修建了大殿、兩廊、群房、懸鑒樓和琉璃照壁等，並鑄造了一對重達五萬餘斤的鐵旗杆。嘉道年間會館主體建築的修建未見具體資料，不過從一對鐵旗杆耗資3000餘兩推論，會館的主體建築至少耗銀數萬兩。咸豐年間賒旗屢遭兵燹，會館建築多被焚毀，同光年間山陝商人集資大規模重建，反映了賒旗商業在戰亂之後的振興。

賒旗山陝會館的歷次修建也多採取集資方式，利用會館各碑所鐫參與集資的商號名稱及其捐款金額，我們可對該鎮商業做進一步的考察。

乾隆四十七年《創建春秋樓碑記》鐫有捐資商號423家，共集資8068兩。從該碑開列的各商號捐資數額來看，此次集資採取的應是抽厘方式。其中抽厘最多為130兩，超過100兩者一共只有5家；抽厘不足1兩者38家，最少者僅2錢2分。看來這些商號的經營規模都不是很大。乾隆年間參與集資的商號中可以區分出行業的有：糧行、粉局、花店、花行、油坊、醋坊、席鋪、木鋪、鐵鋪、雜貨鋪、瓷鋪、碗鋪、琉璃店、皮襖鋪、衣鋪、染坊等。

嘉道年間修建會館的集資未見記載。民國十二年《重建山陝會館碑記》、《重興山陝會館碑記》記述了同光年間重修會館的集資經過，此次集資包括“抽厘”和“認捐”兩部分：其中“抽厘”從同治八年至光緒十六年，共抽收厘金72800餘兩；由於工程浩大仍不能滿足需要，故又發起募捐，並得到“同鄉大宗捐輸”，共獲捐款14930兩；兩項合計87700餘兩，全部用於會館的重修，在已知河南眾多會館的修建中是耗資最巨的。兩碑分別鐫刻了從同治八年至光緒十六年“山陝商賈連年抽厘”集資，以及光緒年間“同鄉大宗捐輸”的名單和數額。我們分別考察。

《重建山陝會館碑記》列有抽厘商號383家，共抽收厘金69613兩。其中抽厘金額最高者6933兩，超過1000兩的共計12家；抽厘金額最少者為8兩，計有18家；這些商號的經營規模與乾隆時相比顯然已是天壤之別。此外，該碑另記有“零星小宗厘金”2165兩，應是抽厘不足8兩未被刊名列碑的商號的累積數，這些小商號數量至少會有300餘家（以平均抽厘7兩計算），也可能更多得多。

《重興山陝會館碑記》列有參與認捐的商幫商號捐款125宗，共捐銀14832兩。其中捐銀最多者4500兩，超過100兩的共41家；捐銀最少者為10兩，有10家。此外該碑還列有“零星花名小宗布施銀”共103兩，應是捐銀不足10兩未被刊名列碑者捐銀的累積數。該碑捐款署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商人團體，如盒茶社、山陝幫、眾票幫、同心社、銀色社、酒仙社等，至少十餘個。這些商人團體包括的商號多則十幾家、幾十家，最少也會有三五家，因此實際參與認捐的商號至少會有二三百家。“抽厘”與“認捐”合計，同光年間重修會館參與捐資的商號可能達到千家。

同光年間的抽厘商號中可區分出行業的主要有陸陳行、花粉行以及駝、鹽兩行。陸陳行，也就是糧食行。駝、鹽兩行，“駝”當指駱駝，“鹽”即食鹽。食鹽是專賣商品，南陽府屬各邑除舞陽縣外，其餘12州縣均食河東鹽，歲額36246引。河東鹽產自山西解州，從解州至南陽府各縣無水路可藉，全靠牲畜馱運。駝、鹽兩行關係密切，大概就是因此之故。花粉行，“花”當指棉花，“粉”可能是指粉皮、粉條等糧豆製品。不過，花、粉兩行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行業，其抽厘合併計算頗令人費解。

光緒年間參與認捐的商幫商號中，可區分其行業的有：盒茶社、蒲茶社、眾票幫、陝西藥幫、西菸幫、蕃錫社，以及永隆統、永祿美、錦璋秀、蔚盛長等字型大小。其中，永隆統、永祿美等是賒旗本鎮開設的酒店，賒店酒歷史悠久，行銷範圍可達秦、晉、鄂、湘等數省。錦璋秀是山西侯馬呂氏家族在南陽府城開設的經營京廣雜貨的字型大小，創辦於1871年，投資25000兩，是當時南陽最大的一家雜貨店。 “盒茶社”、“蒲茶社”都是經營茶葉的商人團體；“眾票幫”指山西各票號駐漢口的分號，蔚盛長是山西平遙票號蔚字五聯號之一，它可能直接在賒旗設有分號，故在“眾票幫”捐銀500兩之外，單獨捐銀220兩。蕃錫社，從字面理解應是經營進口洋錫的商人團體。

從抽厘金額可知陸陳行、花粉行、駝鹽行都是賒旗商業中較重要的行業，此外茶葉、雜貨也是賒旗轉運貿易之大宗。我們參考其他資料，對這幾個行業再做些具體考察。

糧食是賒旗商人經營的重要行業。河南是清代華北主要的糧食輸出區之一，每年至少有上百萬石的糧食輸出。在同光年間的集資中，陸陳行的抽厘金額高達3450兩。據說民國年間該鎮有八大糧行，僅“通盛行”一家每天就要裝運大小車輛60多輛，牲畜40多頭。河南屬北方旱作糧食區，以種植小麥、大豆、雜糧為主，湖廣兩省則以水稻種植為主。故北方雜糧的輸出、南方稻米的輸入應是賒旗糧食業經營的主要內容。

棉花是河南種植最多的經濟作物，也是賒旗商人經營的重要商品之一。乾隆年間創建春秋樓時即有花行、花店的捐款；同光年間花、粉兩行抽厘金額高達4389兩，雖然不知道花、粉兩項各自的比例，已足見此項貿易之繁盛。1870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旅華日記》中寫道：“我所走的那條路，在南召與來自賒旗鎮的另一條路相接通。……我每天遇到多少列馱子，從河南府載上了棉花，前往樊城和老河口。”這是河南棉花經賒旗向湖北輸出。不過清代湖北屬產棉區，而陝西、甘肅則屬缺棉省區，故河南所產棉花大多輸往西北。李希霍芬在《關於河南及陝西的報告》中也曾明確指出：河南府棉花“主要是輸往陝西和甘肅，輸往山西及湖北的數量較小。”

山西商人經營的茶葉是經由賒旗轉運的大宗商品，這些茶葉主要銷往俄國、蒙古。清代前期晉商採買的茶葉主要產自武夷山區，茶葉由產地陸運至江西河口鎮，由信江水運入鄱陽湖，轉長江至漢口，然後溯漢水北上。其轉運路線從河口鎮開始水運 → 漢口 → 襄樊 → 抵賒旗；從賒旗改陸運 → 山西 → 張家口 → 蒙古、俄國。十九世紀50年代受太平天國起義影響，茶商改為採買兩湖地區的茶葉，主要產自湖南安化、臨湘及湖北蒲圻。山西祁縣大德誠茶莊即從湖南安化購茶，三晉川、晉裕川等茶莊多在臨湘購茶。在光緒年間對山陝同鄉的募捐中，盒茶社捐款4500兩，蒲茶社捐款360兩；此外，大德玉、大泉玉、大升玉、裕慶成、寶聚公等10家商號各捐銀50兩，它們也都經營茶葉的山西商號；合計為5360兩，占此次募集總額14935兩的1/3以上，足見茶商資本之雄厚。

雜貨是賒旗轉運商品的又一大宗。據雍正二年《同行商賈公議戥秤定規》記載稱：“賒旗店四方客商雜貨興販之墟”；乾隆年間《公議雜貨行規碑記》亦稱：“本鎮之有雜貨行由來已久”，乾隆五十年因有商號不遵舊規，影響到全行之生意，於是“集我商行公議規程”，訂立行規十餘條，以規範全行商業行為。清末《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記載說，“此處（指賒旗）碼頭以雜貨為首”，各種商貨腳價往往以雜貨之運價為基準，如“紅茶梗子每千斤價同雜貨，西老茶、大花茶照雜貨解矮銀一兩，東老茶照雜貨下銀二兩五錢”等等。

賒旗的紙、糖等貨來自湖南、廣東。如道光十七年八月，山西“茂盛德記”商號從中湘（湖南中部的湘潭一帶）購入洋糖134包，8600餘斤，各種紙張1100塊，經漢口、樊城運抵賒旗；洋糖在賒交由晉和店、元吉店出售，紙張則運往周口銷售。道光二十二年臘月，該商號從中湘購入蘇木120捆，各種紙張500塊，又從漢口購入洋糖342包，冰糖20箱，於次年2月運抵賒旗；將洋糖、冰糖留在賒旗銷售，蘇木、紙張等貨運往周口。這些北上商品中洋糖、冰糖為廣東所產，紙張當為湖南或者江西所產，而蘇木則系進口商品，應是從廣東輸入，經由湘粵交界的騎田嶺商路進入湖南，再由湖南北上的。

賒旗山陝會館前的南北長街名瓷器街，瓷器當也是該鎮轉運的大宗商品。乾隆年間四合瓷鋪抽厘88兩，在423家列名商號中是較高的，估計應是兼營批發與零售。以水路之便賒鎮的瓷器當來自江西景德鎮或湖南醴陵。又據《鄢陵文獻志》記載：該縣“瓷器自南陽舍（賒）旗店來”，鄢陵屬開封府，在河南東部，由此可知賒旗輸入的瓷器至少會轉運河南的大部分地區。此外，綢緞布匹、皮貨、藥材、水煙等也是賒旗南北轉運的貨物。

賒旗是水、陸接運的過載碼頭，運輸業是該鎮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據說該鎮盛時，河道停船一次可達500餘只，全鎮有48家過載行，日夜裝卸不停，十幾家騾馬店家家客滿，大車小車絡繹不絕。由於地理條件原因，賒旗以陸路運輸更為發達。除騾馬牛驢等畜力外，遠程運輸駱駝有其獨特的優勢，故開設駝廠是賒旗運輸業的一個特點，最多時一次能有駱駝幾百峰。《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記載了從賒鎮陸運的各種方式：貨物運輸有牛車、馬車、騾子、長駝之分，各有裝貨規則、運貨時限和腳價。如：雇牛車運貨至北舞渡“每輛欠銀二錢，限十天，誤期每車罰錢一千”；雇馬車運貨至開封、洛陽等處，“腳價付九欠一，以十天為期，二十天見回票，誤期每車罰銀八兩”；遠程貨物如山西祁縣、太原、直隸張家口等處則多用“長駝”，也各有限期，“腳銀付三欠七”或“付四欠六”。賒旗的陸路轉運範圍至少包括河南、山西兩省的主要城鎮，以及東口（張家口）和西口（殺虎口或歸化城）。賒旗鎮有一條南北長街名騾店街，各類腳行、騾馬車駝等店估計多匯聚於此。

依據山陝會館碑刻資料，我們可知乾隆年間賒旗創建春秋樓參與集資的商號有400餘家，共抽厘8000餘兩。嘉道年間會館的一系列建築雖開支不詳，但從保存下來的懸鑒樓等建築，以及一對鐵旗杆耗資3000兩推論，會館的主體建築至少耗銀數萬兩，捐資商號數量當也遠超過乾隆時期。同光年間重修會館共集資87700餘兩，參與捐資的行商、坐賈當有千家。由於資料的欠缺，我們無法確定同光年間賒旗商業的繁榮程度是否超過嘉道，不過從該鎮的商業構成和大宗捐款的來源角度分析，晉商對俄茶葉貿易的發展以及票號的興盛都在清中葉以後，故同光年間賒旗的商業規模至少應不遜於嘉道時期。

賒旗山陝會館的抽厘方式未見周口那樣的明確記載。不過，仔細分析同光年間“抽厘”與“認捐”兩份捐款名錄，可以看出賒旗會館的集資與周口略有不同，抽厘以坐賈為主，而認捐則以行商為主。也有一部分商號既參與抽厘，也參加了認捐。參照周口的抽厘率，我們將《重建山陝會館碑記》所鐫抽厘金額折算出年經營額為340餘萬兩，若再加上《重興山陝會館碑記》所列商幫商號的認捐，該鎮山陝商人的年經營額估計可達四五百萬兩。當然這一數字可能與實際規模有較大出入，更準確、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於進一步的資料發掘。

關於賒旗的考察，詳請參見許檀《清代河南賒旗鎮的商業》，載《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社旗縣文化局編著《社旗山陝會館》第24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嘉慶《南陽府志》卷3，賦役志。

社旗縣誌辦：《賒旗鎮歷史上的繁榮與衰落》，載《社旗文史》第一輯，1986年（內部資料）。

王丙申：《南陽最大的錦璋綉京廣雜貨商店》，載《南陽文史資料》第二輯，1986年。

社旗縣誌辦：《賒旗鎮歷史上的繁榮與衰落》。

咸豐十一年日升昌漢口分號就曾由樊城經賒旗向平遙發運大米，見黃鑒輝《山西票號史》第150-151頁。

轉引自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25頁。

史若民、牛白琳編著《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482、134-135頁。

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都是山西榆次常氏的字型大小，以經營恰克圖茶葉貿易為主。在漢口山陝西會館各商幫所捐春秋樓、天后宮匾額中，這10家商號同屬“山西太（原）汾（州）兩府紅武茶幫”。

《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第502頁。

“茂盛德記”帳冊，該帳冊系筆者從太原文物市場購入，據商販稱是從臨汾收購來的。

社旗縣誌辦：《賒旗鎮歷史上的繁榮與衰落》。

《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第501-5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