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開放

1954年按照《日內瓦協議》，越南實行南北分治后，北方獨立，照搬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發展之路越走越窄：50年代時，越南北方人均的糧食已達360公斤，70年代減少至250公斤。

南北統一后，在南方進行極左、過激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越南的經濟社會陷入空前危機：美國在越南南方經營了近20年，經濟相當發達，市場經濟基礎很好，和泰國相差無幾，西貢（胡志明市）的經濟狀況比當時的曼谷還要好，時稱“東方巴黎”。南北統一后，越南採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對所有企業實行國有化，對農村實行集體化，80%的土地集體化，90%的企業國有化。將相當部分城市人口趕到農村（新經濟區），“把資本主義掃地出門”，極大地破壞了南方的經濟和社會生產力。

1975年南北統一后，越共走了一條中國五十年代選擇的建設道路，斯大林模式，和閉關鎖國——朝蘇聯“一邊倒”政策。包括南方在內全面實現公有制的結果，窒息了經濟發展，對外戰爭以及與中越之戰，使本來已極其脆弱的經濟形勢，雪上加霜。據統計，其國防開支最高時，達到政府財政支出的50%。

國際因素是，與西方以及中國關係全面破裂，蘇聯戈爾巴喬夫政權提出以“公開、透明”等為核心的改革目標，與西方緩和關係，減少了對越援助——不啻壓垮越南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1986年，其通貨膨脹達到接近800%的歷史頂點，國民經濟全面崩潰。

越南是現代戰爭立國、戰爭治國的典型國家。爭取獨立、統一的鬥爭，延續了整整30年（1945—1975），國力消耗殆盡。國家休養生息這口氣還未喘上來，1978年便發動持續11年的越柬戰爭。對柬大規模用兵的第二年，中越戰爭爆發，零打碎敲，又整整11年，直到1990年2月打了最後一仗。持續打准現代化和現代化戰爭45年，不要說越南這樣的純農業國家，即便西方大國，也會將國家打個底朝上。所幸越共戰爭治國中，保住了政權。到1986年，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加之受聯合國制裁，國際環境空前孤立。

還要看到，周邊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也是越共決心實施革新開放政策的促動因素。首先是中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以及效果的示範作用。其次，是亞洲尤其東盟國家經濟發展刺激效應。

失去二戰後兩輪發展機遇，使越南成為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窮兵黷武政策，更讓越南幾成世界棄兒——不僅與世界所有大國關係破裂（1986年後的蘇聯政府也急速減少對越援助），與周邊國家以及東盟國家關係，也壞到極點。

黨內矛盾與衝突不可避免。作為與政權對衝力量的人民，終於為了自救，公開挑戰越共政策。首先站出來的是農民。有趣的是，跟80年代初的鳳陽小崗村農民一樣，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區的農民，70年代末便自發分田到戶，搞起了“土地承包制”，幾經曲折，最終在越共“六大”后，為越南政府認可，1988年，越政府向農民發放土地證，成為越南革新開放的先聲。

為回應人民的願望，1981年，越共先後頒發了有關農業生產的“100號指示”，和下放企業經營的“25號決定”，效果奇佳。1985年9月，越共進一步推行“物價、工資、貨幣同步改革”措施，以失敗告終，引發大規模通貨膨脹。1986年越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就是在此背景下召開的。

越南自從1986年革新開放以來，“以華為師”，並堅持結合自身實際，銳意創新，20年之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目前又迎來了全面體制改革的另一個契機。

越南的經濟“革新”發端於1986年的越共六大，20年來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1986～1991年

越共六大政治報告會前向全國公布，徵求人民意見，可謂越共施政轉折的象徵。1986年12月，大會召開。大會檢討了過往政策，公開承認黨的重大主張和政策，犯了“嚴重而長期的”錯誤，必須立即、堅決地予以糾正。值得一提的，是越共對過往執政存在的問題“事實”面向的認定，本著“直面事實，正確評價事實，說明一切事實”精神，越共首先對執政中忘記人民，忽視人民作用，做了反省；其次，對黨指導、管理經濟工作中存在的違背客觀規律現象，做了自我批評。

“六大”成果之一，是阮文靈當選總書記。因其“老革命”身份，以及“六大”前後發表的一系列革新言論，使其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策，不僅在黨內獲得合法性，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越共“六大”及其阮文靈執政5年實施的各項政策，為越南此後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越共六大確立了“按照市場機制運行的，由國家管理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的改革發展總路線。這一階段，越南黨和政府相繼頒發了一系列重大決議、決定和法規，如《關於擴大國營企業自主經營的決定》《外國投資法》《區分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職能的決定》《正式確認農民家庭擁有全面自主經營和長期使用耕地權利的決定》等。然而，這些決議、決定和法規的實施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越南仍處於對市場經濟的探索徘徊階段。

1991～1996年

面對當時依然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形勢，以及人民生活貧困的現狀（1991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200美元），1991年6月，越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全面調整了越南在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在經濟改革方面，七大明確提出：“為發揮多種經濟成分的巨大潛在能量，必須廢除官僚統包制度，轉向由國家以法律、計劃、政策和其他工具進行管理的市場機制。”

在 農業領域，越南早在80年代初開始對農民實行單位面積產量承包制試驗，1993年7月越南國會通過立法，在“土地歸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土地交給農民長期使用，期限可以長至15～50年。

在 工業領域，把國營企業實行嚴格指令性計劃的產銷制度，改為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制度，把國營企業推向市場，按市場機制優勝劣汰。同時，大力發展私營企業，其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率，已由10%上升到45%。

在 商業領域，越南已經取消了地方政府對商品流通所設的各種檢查站，把國家統一定價改為市場調價，到1993年，除電力、郵電、港口運輸、汽油、化肥、水泥等實行國家統一定價外，其他商品價格全部放開，由市場調節。

在 金融領域，1992年實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允許國有、股份和合營等多種形式的銀行並存，建立多元的金融體系，形成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工商、農業、投資與外貿專業銀行為支柱的銀行系統，實行國家管理下的較為靈活的匯率政策。越南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是越南經濟社會發展高速起飛階段。

1996～2006年

1996年6月越共召開了“八大”，會議對過去十年總的評價是成績顯著，問題困難不少，但政策仍沿著“六大”制定的改革總路線前進。會議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時間從15年（1996～2010年）改為25年（1996～2020年）。2001年越共九大重申：“我們黨所提出的四個危機仍然存在，並且更加複雜。各種危機互相交叉，互相作用，不能輕視任何危機。”他們提出幾點對策：1、按既定的社會主義方向進行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2、加強全民團結、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3、外交、安全和國防要為經濟建設服務；4、建設具有濃厚民族本色的文化，抵禦西方國家的文化價值觀；5、在政治、思想和組織方面加強黨的建設，這是防範和消除危機的決定性因素。

經過調整，越南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2001～2006年，越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6.89%、7.08%、7.34%、7.79%、8.43%、8.17%，居東盟各國之首。外界評論其經濟增長是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

越南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注重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形成一個有效的監督體制和制衡體制，讓一把手始終在監督中。2006年4月召開的越共十大上總書記進行差額選舉，這在國際共運史上是破天荒的。越共十大按差額選舉產生了181人組成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候選人207名，包括自我推薦的2人。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原定選舉25人，但因只有21人得票過半，大會決定不再進行第二輪選舉。

越共通過擴大黨內民主、加強黨委的監督作用，以遏制腐敗行為。比如實施“質詢制”，規定黨員的權利，其中一個權利就是對上一級黨員領導的監督，這才是黨內民主徠真正的含義所在。政府總理要出來接受國會質詢已經進行了幾年，回答民眾關心的問題。還有國會真正發揮民意機關的作用，國會可以對政府包括總理在內進行質詢，質詢場面還要向全國進行現場直播。另外，也要求公示需要票選的候選人名單，這也在討論中。

革新開放以來，越南不斷結合自身實際，採取改革措施，逐步完善國會選舉制度。這些改革舉措頗具“越南特色”，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差額選舉

越南規定國會代表選舉為差額選舉，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在選舉中，代表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的選票才能當選。2007年5月20日，越南全國5600多萬選民前往各地投票站，通過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選舉第十二屆越南國會代表。5月29日，越南國會選舉委員會正式對外公布了最終的選舉結果，全國875位候選人中493人當選。

意外落選

中央推薦的165位候選人只有153位當選，“意外落選”者達到創紀錄的12人，其中不乏政府重要部門的官員。來自黨中央、中央政府、國會機關和越南祖國陣線等行政機構的官員代表數量進一步下降，分別只有11、20、75和27人，而更多德才兼備的科學家則進入了國會，專職代表比例也進一步上升，從上屆的25%提高到28%。民眾認為，這樣的結果有利於改善官員“既當球員又當裁判”、“邊踢球邊吹哨”的狀況，有利於提高國會的監督職能。

允許公民自薦參選

根據越南相關法律規定，除正在服刑、被拘留或刑事起訴、被行政管制等情況外，越南公民年滿21歲即有被選舉權，也有權自薦參選國會代表，但前提條件是必須符合國會代表的相關標準和要求。後來幾屆的國會選舉都出現自薦候選人參選併當選的情況，本屆國會選舉，自薦參選人數大幅增多，被認為是民眾參政議政意識明顯增強的體現之一。祖國陣線組織進行的第二輪協商后，全國有1322名候選人進入了第三輪協商，其中自薦候選人為238名，佔18%。經過第三輪協商，最終成為正式候選人的自薦參選者只有30人，約佔全部正式候選人的3。4%。但只有一位自薦候選人最終如願成為國會代表。

候選人須過“民意關”

所有國會代表候選人都必須經過本單位和住地群眾兩道“民意關”，如果得不到所在單位和住地居民50%以上的民意支持，他們將不能成為候選人。徵求民意支持的做法迫使國會代表或有意參選國會代表的人自覺深入到民眾當中去，了解、掌握民眾的現實情況和所思所想，更加註重民生民情，關註解決民眾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也可有效避免部分領導幹部“脫離群眾”。身為領導如果不密切聯繫群眾，與單位同事及居住地民眾群眾“打成一片”，將很難獲得足夠的基層民意支持，自然也就當不上國會代表，政治生涯也大受影響。

總之，近年來越南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擴大了黨內民主，也有利於推動社會的民主氣氛。

經濟改革魄力大

越南對土地“三權”進行大膽改革，私人除了沒有土地所有權外，使用權、轉讓權和繼承權全都擁有，這可謂改革的大動作。又例如開發區的稅收政策，越南實行“四免九減半”的政策。此外越南企業所得稅比周圍國家的稅率都低。除投資於服務業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8%外，製造業都可以得到20%、15%和10%等不同的優惠稅率，以及稅收減免若干年的優惠。又大膽開放了賭場。

新聞監督力度大

他們認為，要建立民主、文明的社會，民主和文明首先體現在媒體。媒體對於國家的發展意義重大。要建立民主社會，首先就體現在媒體的透明上。它在促進國家整體進步時所起的作用是積極的，既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對*也起到了威懾、警示作用，同時也增加了社會民主的氣氛。在反腐方面，越南媒體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腐敗案件，沒有及時地被黨組織發現，卻被媒體送上審判台。

反腐力度加大

越南出台了《反腐敗法》《反浪費法》，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成立一個專門的反腐委員會，由總理直接牽頭。這不僅對外有影響，對內也對老百姓有交代。

由於越南採取了發展與均衡並重的策略，多年來越南每年持續維持6%～7%的經濟成長，不快也不慢。人民的幸福指數較高，藏富於民。2005年9月公布的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盛讚越南是“一個同時達成發展與均衡的國家”、是“人類成功發展的範例”。報告還特別提到，雖然巴西的人均所得是越南的四倍，但巴西10%最窮階層的所得，比越南10%最窮階層的所得還低。

早在1990年初，越共前總書記阮文靈就指出：“我們黨的主張是全面和同步的革新，既進行經濟革新又進行政治革新。首先必然搞好經濟，避免引起政治上的不穩定，不給壞分子鑽進來製造混亂條件。同時穩穩噹噹地逐步進行政治革新。” 1991年阮文靈在越共七大政治報告指出：“與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我們逐步實現政治體制改革。”越共“懂得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問題是必須找到改革的內容、形式和適當的步驟。”“改革和健全我國政治體制的實質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民主既是我國社會改革事業的目標，又是其動力。”從1996年越共八大開始，越共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重心、以黨的建設為關鍵、以文化建設為社會精神基礎”的戰略方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2001年越共九大指出，要在黨的領導下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改革國家的體制和活動方式，發揚民主，維護紀律，增強法制，建設純潔、高效的幹部職工隊伍，反對腐敗。大力發展教育科技事業，建設先進的、有濃厚民族特色的文化。越南黨和政府一貫主張，革新開放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經濟領域的改革應先於政治領域改革，政治改革必須堅持從自身實際出發，穩步推進，不能急於求成。國會改革是越南政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走得最快、社會影響最大的一個領域。

越共認為，腐敗是“一切危機之危機”，“一切災難之源頭”。越共中央在1989年作出《清除腐敗分子，純潔黨的隊伍》的決議，將反腐提到黨建的議程，1994年1月越共中期全國代表會議首次將腐敗看作是黨面臨的四大危機之一，2001年11月越共總書記農德孟在越共九屆四中全會上指出，“腐敗和官僚主義不僅威脅到改革的進程，而且已成為國家的一大災難”。

從法律層面上講，1996年底越南國會頒布了《反腐敗法草案》，對各種腐敗行為作了具體界定，並提出相應的懲處規定。同年首次處決大貪污犯。1997年越南國會通過的修改後的《刑法》規定，騙取公款或社會主義財富5億越南盾（約合人民幣31.25萬元）以上者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受賄一億盾（合6.25萬人民幣）以上者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1998年越南國會通過的《反貪污法》規定，貪污或利用職權騙取社會主義財富500萬盾（3125元人民幣）以上者，受賄50萬盾（312.5人民幣）以上者，行賄50萬盾以上者，均追究刑事責任。

越共認為，社會主義六大特徵其中之一就是：“人人得到解放，按能力工作，按勞分配，過著富裕自由幸福的生活”。於是他們大力發展私有經濟，藏富於民。2002年越共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繼續改革、完善機制政策，鼓勵並創造條件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決議》，對一些機制和政策進行補充和修改，以保證私有經濟具有與其他經濟成分同樣的平等發展的權利和條件，要繼續完善和加強國家管理，通過政策、法律、法規手段對私有經濟監督檢查等。從2002年5月到2003年5月新增私營企業2萬多個，新增投資金額34億美元，為越南提供了90%的新工作崗位。越南還有一個大的革新措施，就是規定土地使用權歸個人所有，可以轉讓，可以繼承，可以買賣。無論北方的河內市還是南方的胡志明市，很多職工、幹部，都可分到30～50平米的土地，自己建房子，所以很多人都有一棟樓（三層五層）。如果將房子和使用權加起來，越南人的個人財產價值是不低的，可見越南重視藏富於民，十分注重民生。

與中國模式相似，同屬漸進式改革。

（一）在意識形態上，堅持以馬列主義、胡志明思想為指導，反對搞多元化；

（二）繼續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多黨制，在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

（三）逐步推進各項改革：首先是進行農村改革，農村改革取得成效后再推進到城市，再推進到其他各個方面。其次，越南改革也是一種以市場化為導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

主要體現在：

1、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過去的一大二公，企業權力下放，實行自主經營，合作社也下放了，把土地分給農民實行承包經營，在所有制上提倡公有制、集體所有制、私人所有制並存。

2、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

3、在分配方面，過去搞大鍋飯，搞平均主義，改革后實行按勞分配，允許多種形式的分配方式存在，成效良好。

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越南革新，就是：全形度、有深度、大力度。中國與越南同處亞洲，山水相連，地理相近，歷史相似，有很多共同之處。中國與越南在政治體制上有眾多的相同，改革（革新）的總思路相似，越南革新經驗對我們有重大的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