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學史

由著名歷史學家龔書鐸先生主編的三卷本《清代理學史》不久前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日前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和國家清史編委會聯合召開的出版座談會上，與會者一致認為，該書以豐富翔實的歷史文獻資料為基礎，經反覆推敲論證，歷時五年結撰而成，是目前我國第一部專門系統的清代理學史專著。它上繼侯外廬先生主編 的《宋明理學史》，從而構建出宋、元、明、清四朝完整的理學史體系。作為中國理學史和清史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該書先後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十一五規劃重點圖書和國家清史研究叢刊。

《清代理學史》突破了此前學界主要從哲學史、思想史入手研究宋明理學的慣例，針對清代理學缺乏理論創新的特點，該書沒有限於重要理學家的哲學思想，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文化現象、學術現象來考察，注意與社會史、文化史、學術史相結合，在堅實的史實基礎上，總結出清代理學與宋、元、明三代相比所具有的四個方面的特點：1、無主峰可指，無大脈絡可尋；2、學理無創新，重在道德規範；3、宋學與漢學既互相貶抑又兼采並蓄；4、宗理學者對西學既有抵拒又有接納。

理學起於北宋周敦頣、程顥、程頣、張載，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它是會儒學歷漢、唐經學后發展的新階段。南宋理宗後期，理學正式確定為官方統治思想，延及元、明、清，近七百年，對中國社會文化影響深遠。宋明理學，海內外研究者甚多，無論論著，即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也多有闡發，而侯師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的《宋明理學史》為專門之系統著作。清代理學雖有論著闡發，但尚乏系統。錢穆所著《清儒學案》,惜書稿沉於長江，未能行世。有鑒於此，本書冀能彌其不足於萬一。

清代，理學又稱為宋學。《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說：自漢至清,“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這也。宋學具有精微，讀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這裡所謂宋學，即指包括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理學，與專事訓詁考證的漢學相對立。

該書作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叢刊之一種，具有四個方面的特色。一是重視理學在清代歷史中的地位。學界一般認為，清代學術主體為考據學（又稱漢學、樸學），理學已經衰落。本書指出，就清代學術總體趨向來看，固然如此，但具體而論，理學在清代的地位和影響仍舊不可忽視。康熙年間，程朱理學被定為官方統治思想，曾一度居於學術主導地位。清中葉，乾嘉考據學興盛，理學的學術地位逐漸邊緣化，但是程朱理學所張揚的綱常倫紀，不僅為士人效法，而且在廣大百姓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到晚清咸同年間，還一度出現理學“復興”的局面，影響了學壇和政局。二是研究專門系統。該書不僅闡明了清代理學興衰變化的脈絡、主要理學家的理學思想、清代理學較之宋明理學的特點以及清代理學內部宗程、朱與宗陸、王者的辯駁、調和與消長的歷程等，從而接續宋、元、明理學，形成了完整的理學史體系；而且就清代理學與漢學、今文經學、西學、文學等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豐富了清代學術史的內涵。三是從學術史和學術關係網路中來把握和研究清代理學。清代理學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學術環境不同於宋、元、明時期，其內部關係也更為繁複，本書把理學置於具體的學術關係網路中予以闡明，問題分析更臻全面、深入。四是注意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理學與清代社會的關係。全書不局限於理學自身，而是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視角，努力拓展理學史研究的領域，深入探討理學對社會思想的作用，并力求闡明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清代理學史(上卷)

第一章 明末清初的學術格局與順治朝的文化政策

一 明末清初的學術格局

二 順治朝的文化政策

第二章 康雍兩朝的文化政策及康熙帝的理學思想

一 康熙朝的文化政策

二 雍正朝的文化政策

三 康熙帝的理學思想

第二章 清前朝理學的流布與學界的反思

一 理學的流布

二 理學人士的學術反思

三 早期啟蒙思想家對理學的批判

第三章 清前期的程朱理學家

一 高居廟堂的理學家

二 民間的理學家

第四章 衰退中的陸王心學

一 陸王心學的衰退

二 陸王心學的支撐者

第五章 清前朝的理學與顏李學派

一 顏李學派的興衰

二 顏李學派對理學的批判及其思想主張

三 宗理學者與顏李學派

第六徠章 清前朝的理學與經學、文學

一 理學與經學

二 理學與文學

第七章 清前期的理學與西學

一 西學東漸與順、康、雍三帝的對策

二 傳教士與理學

三 宗理學者與西學

結語

一 清前期理學的特點

二 清前期理學的地位及其影響

清代理學史(中卷)

清代理學史(下卷)

龔書鐸教授主編的《清代理學史》三卷本，最近已作為《清史研究叢刊》的一種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學界的關注。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是延續達千年之久的重要文化現象。先前出版的侯外廬先生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是對於宋明時期理學史的系統研究成果。但是，關於歷時達３００年的清代理學的演變，卻一直未有貫通性著作。《清代理學史》的問世，正是對這一重要研究領域的填補空白之作。全書以１０８萬字的規模，展開了對有清一代不同理學流派、眾多理學家的思想和著述的深入論述，堪稱是一部開拓學術史研究領域的創新之作。本書有以下三個顯著的特色。

一是對清代理學演變作縱貫分析和橫向聯繫的系統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錢穆先生於１９４２年發表有《〈清儒學案〉序》，將清代理學分為“晚明諸老”，“順、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個時期。本書著者則獨到地劃分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為第一階段，乾隆至道光中葉為第二階段，道光中葉以後至清末為第三階段。錢穆重宋明理學，以理學為清儒脈絡，而不贊成因乾嘉漢學興盛而理學衰弱之說。本書則認為：有清一代，“陸王心學影響減弱，程朱理學則起伏較大，前期興盛，中期式微，晚期有所復興又走向衰弱”。

根據上述總體把握，著者著力探討的問題有以下三個方面：１．研究理學家的理學思想，程朱派、陸王派的不同主張，兩派的辯駁、調和、消長；２．理學與漢學，與今文經學，與西學的關係；３．理學與清朝統治政策的關係，理學起伏變化與時代的關係。著者既有開闊的視野，又以堅實的文獻史料為基礎，廣搜各個時期的理學著作、理學家文集、各種官書記載、筆記、野史、方誌，以至鄉規民約和文學作品等，作多視角多層面的探討，深刻地分析、闡發。數年磨一劍，潛心研究，建構體系，最終拿出這部規模可觀而又很見研究深度的著作。

二是勇於創新，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寶貴的啟示。著者成功地運用了“與社會史、文化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緒言”中明確提出：“僅限於理學自身，而不論及對社會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以似有缺失。”為何要強調與社會史、文化史相結合進行研究？這是因為，程朱理學作為官方統治思想，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深遠。理學不僅是科舉考試的依據，也是學校教育之要；對清代文壇也很有影響，桐城派即以程朱理學為旨歸；統治者還力求將程朱理學推行到民間，要讓“正學昌明”。因此，結合社會史、文化史來考察清代理學的起伏變化，努力探討理學對社會思想的作用，對教育、文學等文化領域的影響，便成為全書三卷的共同特色。

學術界時有這樣的現象，由於研究者長期接觸所研究的對象。對之同情、欣賞，因而評價時加以放大、拔高。本書著者力戒這種傾向，自覺地運用實事求是、辯證分析的方法，通過發掘有價值的史料，進行客觀分析，力求得出公允的結論。

三是宏觀的總體概括和分階段具體探討相結合，即以“諸論”勾勒整個清代理學演進脈絡與分卷論述不同時期的各自特點、評價理學家們著述的價值相結合，構成全書獨具特色的總體結構。讀者會特別重視本書“緒論”提綱挈領的作用。它文字簡要，篇幅並不很長，卻論述了理學、道學、宋學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清代理學演變的分期，清代理學的特點和全書研究思路幾項重要問題，均是從大處著筆，提煉出全書的基本觀點和撰寫旨趣。其中，或綜合、推繹大量文獻而斷以己說，或是針對當代學者的論說而有的放矢。

總之，《清代理學史》確為一部引人注目的厚重之作，它是系統地探討清代３００年理學演變的開拓性著作，同時，其中的諸多獨創性見解，對於推進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尤有啟發價值。

龔書鐸,1929年3月生，福建泉州人。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著有《社會變革與文化趨向——中國近代文化研究》、《龔書鐸自選集》,主編《中國近代文化概論》,合編《中國近代史》(第四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