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保

姓名：董申保所在大學：北京大學

所在城市：北京

所在院系：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

岩石學家。江蘇常州人。194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1944年獲該校碩士學位。北京大學教授。我國變質地質學的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著名岩石學家，地質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面對這一連串的頭銜，92歲高齡的董申保卻說自己是一個“不成材的人”，“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北大地質學系老師對我的教導”。1936年，19歲的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到2004年，87歲的董申保的最後一名研究生順利畢業。董申保對北大地質學系有著深厚的感情——難忘學生時代的老師，更放不下一生從未離開過的教育崗位。

董申保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10年2月19日18時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從事變質岩及花崗岩研究。 50年代領導長春地質學院變質岩研究小組在華北及東北進行變質作用研究，提出“變質岩石組合”“混合岩礦床”等假說。80年代為編製中國變質地質圖（1：400萬）的主編者之一，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989）。80年從事藍片岩帶研究提出的揚子北緣元石化的陸內板塊俯衝為國際所關注。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董申保，1917年9月17日出身在常州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董康為清朝末期進士，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財政總長、上海法科大學校長、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董申保少年時代就讀於上海東吳第二中學和浦東中學。1936年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地質系。

董申保在北大讀了一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淪陷，輾轉去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聯大）就讀。聯大是由清華、北大和南開大學三校聯合形成。由於建校倉促，流離輾轉，困難重重，遷校初期連一片瓦都沒有，圖書、設備缺乏，部分實驗仰於雲南大學。但是聯大集三校的優良傳統於一身，特別是清華大學的“嚴格要求，寧缺毋濫”和北京大學的“百家爭鳴，兼容並蓄”的傳統，使聯大的學術氛圍非常濃厚，為國家的科技事業培養了一批棟樑之才。

董申保當時除了學專業課外，還曾選修了不少數、理、化課程，特別是吳有訓教授的普通物理、張文裕教授的物性論、饒毓泰教授的光學以及高崇熙教授的定量分析實驗，使他學到了很多知識。他說：“恩師的嚴格要求給予我深刻的影響，他們不僅傳授基礎知識，並且以小喻大，兼及科學的嚴謹和思維方法。”專業課的學習，對他後來思考問題起到了較大作用。他從孫雲鑄、袁復禮、王恆升、馮景蘭和米士（P．Misch，德）等老師處學到了他要想學的知識。他說：“不論是在課堂講課，抑或是在野外篝火邊的談話，他們總是娓娓動聽、孜孜不倦地把地質知識溶入於中國地質實際中，並通過各種學派分析和對比，使我們逐漸能悟出若干理論線索來。儘管當時雲南交通條件惡劣，山路崎嶇，行路艱難，經費又缺，但他們始終不辭勞累，跋山涉水帶著我們跑遍了滇中的十多個縣，滇池周圍的山山水水都有著我們的足跡和汗水。正是他們培育了我們從事地質事業的決心，擴大了我們的視野，奠定了通往地質理性認識的必由途徑。

1940年董申保從聯大畢業后，先在國家資源委員會西南勘測處任技術員。次年回到聯大讀研究生，1944年獲碩士學位后留校從事研究工作。1946年考取公費留法生（法國政府交換生），1948年赴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轉入克萊蒙非朗大學學習。在J．Jung和M．Roques教授指導下，研究法國中部高原的變質岩系。法國中部高原是岩石學研究的發源地之一，很多的變質岩和岩漿岩的開拓性和先驅工作都是從這裡開始。在法國從事的兩年研究工作，使他初步認識到自然界的地質作用的特殊性。他認為沒有對一個典型地區的反覆和全面細緻的野外觀察，光想走捷徑、抄短路是不可能了解地質作用的基本法則的，同時若沒有與地質作用相適應的物化原理為指導，輔以相應的實驗技術方法的應用，地質作用的認識也只能停留在質樸的總體認識上，不可能由表及裡去揭示其中的本質，使之成為一門完整的科學。二者之間的聯繫，即在某一地質作用的控制下，如何用與之相適應的物理化學作用來解釋其形成和演化過程，成為他後來教學和研究中的一個主要方向。

1951年2月董申保學成回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任副教授。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董申保調到長春地質學院（於公元2000年歸屬於吉林大學）工作，次年任教授，歷任長春地質學院地質勘探系副主任、主任；院長助理、院長，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院士）。1984年調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授，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評議組成員、吉林省地質學會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理事、中國礦物岩石地球化學學會常務理事等職。1978年在中國科學大會上被授予先進工作者稱號。他1986年主編的《中國變質地質圖》和《中國變質作用及其與地殼演化的關係》，獲1987年全國優秀圖書一等獎，1989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994年獲第一屆全國圖書獎提名獎，1995年獲李四光地質科學獎。

岩漿岩石學和變質岩石學的研究

董申保長期從事岩石學教學和科研工作。他在岩漿岩石學和變質岩石學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帶領長春地質學院地質勘探系師生對山東、遼寧、吉林及河北等地的前寒武紀變質岩區作了1∶20萬區域地質調查。在這一基礎上，他重點研究了遼東半島的變質岩系和變質礦床，提出了變質建造和混合岩化成礦的理論。對開展我國變質岩區的地質調查和找礦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70年代中後期，世界上變質岩區編圖工作發展迅速。歐洲和蘇聯等地區的變質圖編製工作相繼完成。為填補我國這一空白，從1980年開始，董申保積極組織和領導了有全國22個省、自治區26個單位的2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參加的中國變質地質圖編製工作，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特別是在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工作，使他深深地感到我國的地質作用具有其特色，不是國外的某些模式所能仿擬。地質作用研究的新突破首先是發現各個地區間的不同之處，以改進過去個別學派之不足，不是先驗地把已觀察的事實匆忙地不經檢驗地納入於某一模式中去，否則實有鑿柄之嫌，同時，物理化學作用原理應用於地質作用之中都有著嚴格的範圍，不可逾越。隨著觀察和模式之間的不相容的情況積累，更新的概念不可避免地會成熟。所以他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總結了若干與國外不同的中國變質作用演化特點，於1985年完成了編圖工作，1986年出版了《中國變質地質圖（1∶400萬）及其說明書》中英文版和《中國變質作用及其地殼演化的關係》等專著，論述了中國大陸形成與演化的歷史。以中國著名地質學家組成的評審組認為，該成果“是建國以來全國變質岩研究工作的一次深入總結，在學術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開創性”。國際變質帶編圖分會主席H．J．茲瓦特教授曾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該圖優於國際上同類圖件的水平，中國變質地質圖的編製將有助於推動世界變質作用的研究。

在變質編圖工作以後，董申保不顧年近古稀，又開始了對藍閃石片岩等高壓變質岩石的研究。他提出：為代表高壓相系的藍閃石片岩可分成藍閃石－硬柱石片岩相和藍閃綠片岩相兩種，二者形成不同的變質相系，而中國的藍片岩帶大部分屬於藍閃綠片岩相型，它們形成於硅鋁殼環境之上，與陸內A型俯衝有關。這一論點與藍閃石變質作用僅與大洋板塊俯衝有關的傳統認識不同，引起了國內外同行們的關注和討論。

董申保的治學思想著重於野外地質觀察和實驗、物理化學理論相結合，強調它們之間的動態變化，並認為沒有大自然實驗室的地質觀察，就不可能用物理化學理論來解釋。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但應以地質觀察為主，否則將一事無成。

董申保治學嚴謹，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他堅持長期野外實地考察。僅在編製中國變質地質圖期間（1980～1985年），他就踏遍了中國除西藏和台灣的所有省區，並觀察研究了數以千計的岩石薄片。每到一個地方他總是把自己的最新認識和理論知識傳授給基層同志，並經常把自己未發表的手稿毫不保留地提供給他們，引導他們總結和應用科研成果。

作為一名教師，董申保教授非常重視我國的地質教育事業，尤為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剛到長春時，學院百廢待興，師資短缺尤為明顯，他責無旁貸地擔任了培訓青年教師的任務。他為青年教師講授基礎理論和專業課程，培養他們注意前沿學科的發展。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他親手培養了一大批從事變質作用研究的優秀人才。調到北大之後，仍堅持不懈地培養研究生，承擔教學工作。為了年輕一代的成長，嘔心瀝血，勤勉耕耘。他的嚴謹與創新昭示著一位學者的思想，他的勤奮與正直顯示出一位知識分子的風範，對於後來的學子們董申保教授永遠是一個範例。

從偶然選擇到終生事業

“上地質學系純屬偶然”。1936年夏，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據董申保回憶，選擇地質學系，主要考慮到當時北大地質學系是全國第一個，在國內聲望很高，教師陣容強大，課程設置的綜合性強，很多畢業生在工作上作出了很好的成績。“就是沖著第一流的名氣去的，至於什麼是地質，出去做什麼工作，沒有太多考慮”。

上了地質學系以後，董申保並沒有立刻喜歡上地質學，“剛開始甚至還想轉系”。一方面因為地質學系的科目太多，另一方面，董申保覺得地質學不夠嚴謹，大多從自然現象歸納出地質學規律，“地質科學是不科學的科學”。

董申保最後確定向地質學專業發展的時候都快大學畢業了，“因為受到孫雲鑄先生的影響”。

董申保的畢業論文是在當時的系主任孫雲鑄教授指導下，在雲南中部楊林地區進行區域地質測量。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邊上課邊整理野外資料、鑒定標本、繪製圖件、撰寫論文。

“孫先生是研究古生物的，但是作為系主任，他關心全系學生的成長。”在董申保眼裡，孫雲鑄的身體力行真正體現了“兼容並包”的精神。

董申保回憶起考研究生時，地層古生物的成績最好，孫雲鑄建議他學地層古生物，但他表示想學岩石學，孫雲鑄尊重他的志願，並大力支持。

上了研究生以後，董申保遇到了另一位對他影響深刻的老師——德國教授米士。“米士教授對喜馬拉雅山、大理點蒼山和昆明附近的地質做過深入的研究工作，能把地質學的最新理論和他的研究心得介紹給我們。”米士的課深深吸引了董申保，“不知不覺就想往變質岩方向發展。”

董申保的研究生論文是關於雲南易門地區昆陽群變質岩的專題研究。米士為了檢查董申保的論文，領著董申保在野外跑了兩個星期。“當時跑野外十分艱苦，沒有交通工具，在山裡就靠兩條腿，吃飯、住宿各方面都很困難。”董申保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對米士充滿敬佩之情，“研究生這段經歷，不僅在變質岩研究上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而且導師的精心指導使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聯大8年影響一生

從1938年到1946年，董申保在西南聯大獃了8年，“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

董申保回憶，學生宿舍是茅草頂、土坯牆，30人一間；剛遷到昆明時，教學設備差，儀器也少，只能借用雲南大學礦冶系的實驗室進行礦物、岩石實習，僅有6台偏光顯微鏡，上課時學生輪流觀察，一個學生只能看5分鐘。教授的生活也並不比學生好多少，一家幾口人住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薪水往往入不敷出，還要做一點私活貼補家用，比如聞一多刻印賣錢，梅貽琦的愛人做糕點上街賣等等。“學習和生活條件雖然艱苦，但是學生和老師關心的只是國家命運，並不考慮個人前途。”董申保說，“老師們言傳身教，全心全力地培養學生。”

師徒如父子。而在董申保看來，西南聯大的老師對他們的關愛，其影響之深，更有勝於父母者。“西南聯大的老師對我們的影響是一輩子的”。

董申保當了一輩子老師，可是令他感到遺憾的是，現今的老師能夠做到西南聯大那樣的很少。“我教學生與老師教我的情況，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董申保認為，現今的師生關係不夠密切，老師更多的是關心學業，而對學生的成長及其今後的發展不夠關心。“老師不光要傳授知識，更多的是以身作范，用自己的行動來影響學生”。

“老師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董申保指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首先要把教師隊伍建設好，要將教師隊伍凝聚到一個方向——用心培養學生，萬萬不能用功利主義的標準來衡量教師的成就。”

回母校做點工作

董申保於1948年赴法國留學，在法國中部高原變質地區進行了近兩年的研究工作。後於1951年2月回到北京，任北大地質學系副教授；1952年夏晉陞為教授。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由原東北地質專科學校、山東大學地礦系、東北工學院地質系及物理系的一部分合併組成東北地質學院(后改稱長春地質學院)。“當時的地質部副部長宋應來找我，希望我去東北地質學院工作一年，帶幾個搞變質岩的徒弟再回來。”董申保回憶說，“我二話不說就去了。”

樣，董申保在長春地質學院，一呆就是32年。

直到1984年，董申保從長春地質學院院長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我想回母校做點工作”。就這樣，董申保又回到了闊別三十多年的北京大學。“我是北大培養出來的，只在北大教了兩年書，總覺得沒有完成在北大的工作。”董申保對北大有一份難以割捨的感情。

回到北大時，雖然董申保已經年近古稀，但是他仍以飽滿的熱情勤奮工作，創造了教學與科研事業的又一高峰。當時，北大地質學系岩石學專業還沒有博士點，董申保開始組織力量，積極申報國家教委博士點。經過認真的準備，1986年北大岩石學專業博士授予點被正式批准下來，並於1987年開始招生。

“要問我為北大做了什麼工作？那就是培養研究生”。事實上，在每個學生的畢業論文中，都凝結著董申保的汗水和智慧，從選題到野外工作，從顯微鏡下觀察到對實驗數據的討論，董申保都親自過問、細心指導。他那誨人不倦、認真負責的精神使他的每一位學生都受益匪淺。到目前為止，董申保指導的學生大部分都晉陞為教授。

儘管董申保年事已高，需要戴上老花鏡、把文獻擴印後方能閱讀，但這些年，他從未停止過工作。他自己講：“這五六年來，我都在撰寫有關花崗岩拓撲學的書稿，目前還沒有出版，希望能在今年完成，我的工作也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