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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方法論
馬克·布勞格創作經濟學著作
《徠經濟學方法論》是英國經濟學家馬克·布勞格創作的經濟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980年。
該書對將近半個世紀中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諸多成果作了系統而深層次的總結,並且就一系列方法論闡發了獨到見解。
該書主要有序言和正文兩部分組成,其中正文部分又分四編十五章:
序言中主要闡述了三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第一,經濟學方法論的定義和範圍。作者明確指出,它就是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的應用。第二,全書體系結構的安排和任務。第三,經濟學方法論的作用以及其應用的教訓。布勞格認為,經濟學家的錯誤在於沒有實行自己所鼓吹的方法論。
第一編是對現代科學哲學成果的簡要考察。在這裡,作者從“公認的觀點”開始講起,一直論述到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並將它當做科學哲學新舊觀點的分水嶺。第二章則圍繞關於證偽主義的爭論,先後評述了庫恩的範式,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費耶拉本德的無政府主義以及方法論一元論等學說,這些學說實際上不同已程度地成為許多西方學者討論經濟學方法論的重要指導原則。
第二編概述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歷史,共三章。其中第三章中作者提出,真正的經濟學方法論原理首先產生於西尼爾和約翰·穆勒的著作中,而19世紀的英國方法論家以及羅賓斯和現代奧地利學派都是證實主義者,主張經濟學是一門把真實的正確的前提或假說作為基礎的科學,書中稱之為西尼爾——穆勒——凱恩斯傳統。這是該章的主要論題,並且較為詳盡地論述了穆勒,分別提到了他在不同著作中的相異觀點以及同其遵循的方法論之間的區別。在第四章討論了證偽主義對現代經濟學家的重大影響。作者對托·哈奇森首先將證偽主義方法論引入經濟學一事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並論述了操作主義、工具主義、描述主義、制度主義等方法論的特徵及其與證偽主義方法論的關係,同時認為先驗主義。和實在論一類老的方法論觀點在這幾十年裡仍有一定市場。其結論是現代經濟學家經常宣揚證偽主義,但很少這樣去作。然後,緊密聯繫福利經濟學家的邏輯地位來探討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之分,構成了第五章的主要內容。在該章,作者抓住如何看待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能否擺脫它的問題,闡述了各種各樣的有關見解,並具體評判了帕累托福利經濟學實證性的爭論。他的基本思想是,事實和估價在社會科學中的相互作用十分強大;要實現科學進步,必須努力增加事實的作用和減少估價的作用;因此,經濟學的進步必須絕對優先考慮那些可證偽的經濟理論的產生和檢驗工作。
第三編,作者選取了九個案例來具體運用前面所講的理論結論,它們是新古典研究綱領(主流的正統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內容。研究這些實例的目的在於闡明一些方法論教訓,從一個獨特的角度來透視新古典經濟學的優劣之處,從而作出更準確的綜合評價。
第六章討論了消費者行為理論,不過著重論述的是需求規律。該章較詳細地考察了需求理論的演進過程,從馬歇爾闡述的需求規律一直講到最新的蘭開斯特的特性理論。第七章廠商理論,主要是對傳統理論與拉特西斯的新學說作方法論上的比較。第八章簡要闡述一般均衡理論的理論作用和實踐意義。第九章涉及到了希克斯的相對份額理論。傳統的分配理論是一種要素定價理論,它被認為是一個沒有經驗內容的一般命題。第十章作者站在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一邊,直接評述了劍橋之爭。第十一章則評述了現代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赫克謝爾——奧林——薩繆爾森定理,認為該理論缺乏經驗有效性,是受證偽主義影響最晚的經濟學研究領域之一。第十二章對長達20年的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爭論作了別具一格的評說。第十三章和十四章分別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和新家庭經濟學。作者認為,人力資本研究綱領具有巨大的研究潛力,但從方法論角度來看,它現在已表現出一些退步或“危機”的徵兆。
第四編只有一章,即第十五章,這是該書的概括性的理論總結。作者認為經濟學的中心是預測而不只是解釋。經濟學方法論能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對某種研究綱領的準則,以便幫助人們分清良莠,不過它無法確定那些相互抗衡的研究綱領究竟哪一個在未來最有用。現代經濟學之所以陷於危機;其關鍵性弱點在於不願產生一種內容能明確經受反駁的理論,從而普遍不想使其理論內容與現實相一致。具體而言,激進學派、現代奧地利學派、制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用漂亮的借口來輕視證偽主義方法論,惟獨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強調理論服從經驗檢驗的重要性,但他們未能嚴格按此行事。
序言
第一編 人們經常想要知道而又不敢問津的科學哲學 | 第二編經濟學方法論史 |
第一章從公認的觀點到波普爾的觀點 | 第三章證實主義者,主要是一段19世紀的史實 |
第二章從波普爾到新異端 | 第四章證偽主義者,20世紀的全部經歷 |
第五章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的區別 |
第三編新古典研究綱領的方法論評價 | 第四編我們現在從經濟學已學到什麼? |
第六章消費者行為理論 | 第十五章結論 |
第七章廠商理論 | |
第八章一般均衡理論 | |
第九章邊際生產率理論 | |
第十章轉變、再轉變及其他 | |
第十一章赫克謝爾一奧林的國際貿易理論 | |
第十二章覬恩斯主義者對貨幣主義者 |
經濟學方法論是經濟科學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家曾進行了四次比較有代表性的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探索和爭論。最近的一次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些經濟學史家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托馬斯·哈奇森和馬克·布勞格就是其中顯著的例子。 《經濟學方法論》是在主流經濟學因空洞的程式化研究模式日益招致質疑和空前危機的背景下創作的。
(一)捍衛波普爾證偽主義方法論思想
“證偽主義”一詞在其發韌者波普爾那兒被界定為“經濟理論在最終分析中應該用他們設定要解釋的現象的本質來評價,簡而言之,就是用經驗檢驗理論。”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嚴格規範了“證偽主義”的內涵,“對於證實主義而言,經驗假定只在當理論由於其假定前提真實時表明理論的適用範圍,從不證明理論錯誤;證偽主義則把檢驗看作一種理論正確性或錯誤性的顯示。”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是從區分“科學”和“非科學”,即他所說的劃界標準開始,以試圖按照互相競爭的科學假說的逼真度來設計評價那些科學假說而告終。他的出發點是“批評那種體現在己開始被稱為關於意義的證實原則中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他認為“科學’,和“非科學”的區別不在於理論是否被證實,而在於理論是否被證偽。波普爾科學哲學的這種不對稱性思想雖然也遭到馬克斯韋爾等人的質疑,但布勞格認為證偽主義在規範科學行為時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因此依然高度肯定了波普爾方法論的規範性。
從具體的科學研究方法論來看,庫恩的方法論思想不同於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範式理論屬於防守而非攻擊的方法論,旨在尋求對科學實踐的保護。而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理論則被公認為是對波普爾證偽主義和庫恩範式思想的調和。從某種程度來看,庫恩和拉卡托斯都對波普爾科學哲學的部分思想進行了否定和背叛,但布勞格認為兩者在本質上依然是波普爾同盟者。
總之,證偽主義思想如一根紅線貫穿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始終。經濟學方法論學者公認是馬克·布勞格的《經濟學方法論》確定了20世紀80年代方法論研究的大部分議程,從而把波普爾證偽主義推向了經濟學方法論研究者的議論中心和研究焦點。
(二)實現證偽主義與經濟學方法論的契合
在書中,布勞格用證偽主義思想對經濟學方法論體系進行了革命式的改造,從而掀起了哲學界和經濟學界對波普爾證偽主義方法論討論的高潮。證偽主義思想之所以能夠契合經濟學方法論體系,首先在於證偽主義方法論為經濟學提供了一套簡單易行的方法論操作規則。先前的邏輯實證主義重視科學理論的解釋功能和方法上的辯護功能,已不能很好滿足經濟學方法論學者對經濟學的“科學”性探究慾望,經濟學始終還遊離在“科學”殿堂之外;相反,證偽主義卻迎合了他們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迫切需求。其次是主流經濟學家脫離現實經驗的公理化和形式化傾向激起了證偽主義學者的強烈不滿。從先驗的、不證自明的假設出發推演了一套貌似無懈可擊的真理,經濟學儼然也變成一套純邏輯分析演繹系統,無法為政策訣策提供經驗借鑒和指導。
首先,布勞格把《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論題清晰地界定為科學哲學總結、經濟學方法論思想史梳理和主流經濟學主要研究綱領評價,並把波普爾證偽主義思想作為一條主線貫穿在每個研究論題之中。研究論題的精心選擇和框架結構的匠心布局為後來經濟學方法論哲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從研究形式上把經濟學方法論探索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徠其次,《經濟學方法論》掀起了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浪潮。20世紀30年代以前,經濟學方法論向來不被經濟學家重視,關於科學方法論與經濟學關係的研究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儘管在《經濟學方法論》問世之前,經濟學已歷經了三次方法論論戰,但這並沒有改變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故步自封的舊格局。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的問世掀起了第四次經濟學方法論爭論的浪潮。自此之後,大量經濟學家投身於經濟學方法論研究,開始思考經濟學的“科學”性問題,經濟學方法論研究進入了空前繁榮階段。
再次,《經濟學方法論》聚焦於證偽主義方法論的爭論,把當時鮮為人知的波普爾證偽主義思想推到經濟學方法論討論的中心位置,突破了20個世紀80年代前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範圍。《經濟學方法論》立足於經濟學經世致用的性質,在證偽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探求經濟學的“科學”發展道路,尋求一種哲學層面的經濟學方法論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方法論》是一項開創性貢獻,它實現了對傳統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史和經濟學教授羅傑·巴克豪斯: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論證性地界定了1980年前後爭論的主題”。
馬克·布勞格,英國經濟學家。1927年生於荷蘭海牙,1950年在紐約女王學院獲得學士學位,1952年獲得碩士學位,195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的主要學術職位包括:紐約美國勞工部統計員(1952—1953);耶魯大學助教(1954—1962);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資深講師(1963 1965)、教授(1965—1969)和經濟學講座教授(1969—1984);伯明翰大學經濟學顧問教授(1984—1991)。從1991年起,他一直任倫敦大學和伯明翰大學榮譽教授;埃克塞特大學客座教授。自2000年起,他是阿姆斯特丹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