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清漢

1913年，甘肅選派皋蘭縣的楊清漢和金塔縣的趙子俊二名學生，啟程赴日本留學。年僅20歲的楊清漢，先在日本法政大學學習。兩年後轉入日本明治大學專攻法學。學習四年畢業后被授予法學學士學位。在六年的留日生活中，先生除勤奮學習、攻讀法學外，還時刻關心著祖國和家鄉的形勢。鑒於當時甘肅留日學生太少，先生曾多次致函甘肅總督張廣建，懇求增派甘肅留日學生。最後張批准先生懇求，增派甘肅籍留日學生六名，前往日本留學。先生被舉為留日學生的經理員，負責學生會的日常事務。學成歸來后，甘肅總督對歸來的學子十分器重，在轅上紮起彩門，安排酒宴款待，熱烈歡迎。

留學期間，楊清漢先生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他十分崇拜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信仰三民主義，在日本即加入了同盟會，並組織甘肅籍留日學生在日比谷公園聆聽黃興的演講，還和黃興、孫科等合影留念。可惜此照片在十年“文革”動亂中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抄家遺失。

1919年，楊清漢從日本學成回國時，年輕氣盛、躊躇滿志，想施展自己的抱負。但歸國後事與願違，遇到的正是軍閥混戰、各霸一方、時局不穩、民不聊生的局面。先生所學法學專業無所實施，只好從事教育事業，謀求教育救國。從歸國后的20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十多年間，他歷任甘肅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兼教務主任、蘭州中山大學教授、甘肅大學教授，並任教務主任和訓育長等職。先生在任教期間，以博學多聞、治學嚴謹、樂育英才而著稱。在長達十八年的教學生涯中，他自甘清苦、筆耕舌織，為消息閉塞、文教落後的鄉邦古土培育了大批人才，堪稱桃李遍天下。先生為人耿直，自律清廉，他所撰書的一副“兩袖清風人不信，一身辛苦我獨知”的楹聯，就是自我剖白的真實寫照。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他所追求的三民主義無法實現，加之和南京政府派來甘肅教育界的新派人物田崑山、駱力學等政見不和，他所信奉的教育救國的理想也破滅了，於是在1937年憤然辭職歸鄉。

1937年辭職回到陽面窯后，楊清漢過起了半治學半隱居的生活。出戶時操心一些家務農活，領略田園風光，吸著新鮮空氣，一手拿著水煙袋，一手提著火繩，抽著水煙與鄉親們拉家長，噓寒問暖，很是逍遙。在家時，寫詩作文，著述立說，抄寫佛經，鑽研學問。當年曾與先生交厚的陳伯輔先生和魏振皆先生說：“清漢老兄，有真才實學，他不但詩文寫得好，而且書法也好。尤其品德清高，和一般人不一樣，和一般人不可比”。先生認為家鄉的田園生活與自己的思想是相吻合的，曾寫道：“離群宿居、離鄉背井、意見不合、辭職歸家。三碗飯，兩顆蛋，足夠我飽”。1937年，曾與先生交厚的留日同學賀耀祖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賀將先生接到官邸敘舊，並要他去酒泉當縣長，被先生婉言謝絕了，後來賀又要他當省圖書館館長，他也堅辭未就。

皋蘭縣十年九旱，尤其北山一帶更乾旱，乾旱經常威脅著人民的生活和生命。楊清漢先生有遠見卓識，悟出只有發展水利，才能改變家鄉十年九旱的面貌。為解決乾旱，他自作嘗試，花費銀元400元，從安寧堡水掛庄(現安寧區所轄)請來高級木匠，打井製作木輪提水工具(俗稱水掛子)兩台，澆灌農田。當時有人譏笑說：“把個狗尿灘子(指劣地)還當水地發展呢”。先生則自信地說：“你不要看我的狗尿灘子，以後會變樣子的”。先生非常自信，親自動手，對所請修水車的匠工十分厚道，報酬加倍。經過認真的琢磨與推敲，換牲畜不停車，一晝夜可澆地一垧多(一垧合兩畝五分)，共發展水地四十多畝，在遠近稍有名氣。尤其是在大旱之年，人畜飲水困難的黑石川、董許庄、白崖川、馬家灣等村，車拉驢馱水掛子上的水，解決了人畜飲水的困難。後來的天生泉、新生泉、百眼串井也是在“水掛子”的基礎上開發出來的。至今，群眾把這一塊地區還稱為楊家園子。

先生辭職歸里，群眾敬而畏之，認為是留洋學生、大學問家、顯要人物，多不敢接近。但先生平易近人、生活儉樸，喜歡和大家閑談聊天，想多知道一些鄉間和老百姓的事，群眾也想從先生口中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鮮事。先生對周圍群眾和藹可親，對自己的兒孫要求嚴格。在乎日生活和閑談中，他以自己豐富的知識閱歷結合遇到的人和事，用警句、格言、楹聯、詩歌等形式，說服教育民眾，有些話大家至今記憶猶新。

先生回歸故鄉十多年，抱著“和為貴”的思想，以自己的聲望和法學知識，調解鄰里之間的矛盾。如陽面窯魏家多年的土地糾紛，經他調解予以解決。尤其對陽面窯、峴子、白崖川每年耍社火常引起打架鬥毆等情，先生親自出面勸解，阻止了糾紛的再度發生。父老鄉親們稱：先生對自家的事不多管，對大家的事管得好，是我們的“泥老爺”。

除了應酬一般事務外，先生多以讀書筆墨為伴。他撰有四本法學專著，手稿在“文革”中抄家失落，殊屬可惜。先生亦擅長書法，曾與隴上書法大師魏振皆結為忘年交，深為魏氏稱道。其書法功底渾厚，瘦勁灑脫，墨跡流傳於民間。墨跡現徵集到的有《帝遣名花度一春》四屏真跡和《楊氏家譜序》《楞嚴經》抄本手稿等。先生晚年在家著書立說，寫有不少作品。這些作品。連同他留日時在日比谷公園歡迎黃興等人的珍貴留影及不少書籍，都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時丟失。先生晚年在研究各種史書的同時，對佛學也很有研究，抄寫了不少經文，如《楞嚴經》《華嚴經》等。先生跟年歲相當的老人聊天時，也講一些佛經中的哲理，但從未見到先生有燒香拜佛的事。(李廷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