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圓籙

雇敦煌貧士楊某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絡繹而至，命楊於今第16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代寫醮章，兼收布施，登記入帳。

光緒二十六年（一說二十五年）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迴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

於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與破壁探察，果見復室，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即後來蜚聲中外之莫高窟藏經洞。乃取部分寫卷、佛畫等分贈肅州兵備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紳，是為藏經洞文物流出之始。

二十八年甘肅學政葉昌熾聞訊，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後得敦煌縣令汪宗翰所贈經卷、畫像，葉氏建議藩台將此寶物運省妥藏，以運費銀五六千兩無著而罷，

三十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

三十二年於藏經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層樓閣，有《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畫、織綉品等五箱。

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千卷，並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

宣統二年（1910）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電令甘肅藩司將剩餘經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後，於數十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修“古漢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塔”之，有廷棟撰文並書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其事。

民國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餘卷。

1914年斯坦因又來莫高窟，用銀五百兩騙買經卷五百七十餘件。曾擬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層樓事未竟。歿后即葬於莫高窟廟前大泉河東岸，同年七月卅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王道士，身為道士，卻成為佛教聖地莫高窟的保護神，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為保護莫高窟，他向各級官員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書。他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等人，所得錢財全部用於保護洞窟。即使是賣出的文物，也在各國博物館得到了妥善保存。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籙，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日，其徒子徒孫趙玉明、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質、陰刻，今仍嵌於原塔南側龕內。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籙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並就此感到傷痛。然而此文在引證資料上有很大硬傷，在描述王圓籙的時候與歷史事實差距過大。此文稱藏經洞是王圓籙一人發現的，這與歷史不符，最早發現的是王圓籙的助手楊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胡適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說，王道士一開始並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裡的說法與之後王道士低價賣出經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說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