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省三

中文詞語中常包含著充滿智慧的辯證法，如“危機”二詞。癸未年（2003年）春天猝不及防地降臨神州大地的“非典”疫情，一度令許多城市成為人心惶惶的“危城”，對於衝鋒在前的中國醫學界更是一場生死考驗。“非典”病魔終被迅速控制，這不僅令一度失落的白衣天使形象重樹民間，而中西醫結合的神奇療效，更令全球醫學界刮目相看，長期以來未能獲得西方認可的中醫再一次迎來了邁向世界的大機遇。

中西醫結合是醫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並將由此引發世界醫學的突變。它的源頭，可追溯到上世紀上半葉一些中醫所開始的探索，而生於番禺的南派醫學權威黃省三便是其中的傑出先驅者。

人類的發展史也是一部與疾病作搏鬥的歷史，千萬年的繁衍生息離不開醫學。而作為伴隨著人類文明的腳步並駕齊驅的一種文化，中西醫學分別深深烙著不同文化特徵的烙印，各自有一套看起來迥然不同的理論體系：中醫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中國文化基礎上，把生病的人看做一個整體，通過草藥調理人體而達致陰陽五行平衡；而在西方，從1676年荷蘭學者列文虎克發明了世界第一台顯微鏡起，發現細胞是構成人體的最小單位后，西醫學便步入了微觀世界，其治療理論是把人體中的病菌病毒作為消滅目標。從今天看來，中西醫互有短長，以草藥治病的中醫副作用小，但診治手段籠統模糊、藥效也較慢，而結合現代科技的西醫則診斷精確、化學藥物見效迅速，但副作用的問題卻一直難以解決。

黃省三踏上職業醫師之路並一鳴驚人也因一場來勢兇猛的瘟疫。然而，軍閥統治下的混亂社會則比瘟疫更兇狠，一代名醫卻無法立足廣州。1924年的一個很小的歷史機緣——在廣州南關西橫街“黃崇本堂”醫館行醫的黃省三因不堪歹徒的“打單”(勒索)，連夜逃往香港。這次有點倉皇的赴港，不僅是黃省三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也使醫學發展史迎來了一個新的紀元。中西醫這兩種在各自軌道上發展數十個世紀的科學開始走向殊途同歸。

而初到香港的黃省三敏銳地意識到：強調實驗等現代科技手段的西醫比中醫更精確、更易令人信服，中醫必須在面對挑戰中主動與現代科技結合，尋求新的發展。於是，一直靠自學成名成家的他，在年屆不惑時又開始了全新探索：學習日文，去“啃”日文版西醫經典原著，還花巨資購買了顯微鏡和實驗設備，並聘清兩位留學德國的西醫師協助研究，力行中西結合。這種把兩種醫學融合併取長補短的試驗，使他在腎病、肺結核、流感、麻疹等等許多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在中醫學探索上，黃省三可謂當時銳意革新的新派人物，他突破數千年中醫的封閉傳統，進行了“西化”，甚至被許多老中醫同行視為異端。其實在行醫為人上，黃省三卻是深受著儒家傳統的影響。幼年喪父的他事母至孝，日夕侍奉至她滿百歲仙逝；對病人從不分貧富貴賤，都以謙和禮儀相待，一生中給貧苦患者診病免收診金、自掏腰包付藥費不勝枚舉；對於學生和後輩，都傾心將一生絕技毫不保留地傳授。他是“出世”的，一生深居簡出而鑽研醫術；又是“入世”的，除了65年不輟行醫外，解放后，在祖國一聲召喚下便放棄了優厚待遇回國，窮晚年全部精力奉獻於中西醫結合的中華醫學新體系發展上。觀其一生，可謂是絕不愧對“大醫精誠”四字的一代儒醫。

中醫是中國國粹，自傳說中嘗百草的神農氏、最早見於史書記載的醫生扁鵲以來，數千年來名醫輩出，使中醫發展成了博大精深的科學文化寶庫。然而，直到今天，統治世界主流醫學的仍是西醫。黃省三所倡導的與實踐推動的中西醫結合學，雖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在國內得到了長足發展，但要世界普遍認可，仍有待醫學界的長期不懈努力。

黃省三是泰斗級的一代名醫，但他不僅從未接受過學院派的系統教育，也沒有機會正式師從名醫學藝，甚至幼年受過的普通私塾教育也極有限，而他淵博的學識，卻是同輩醫學家中罕有的。這完全靠他數十年如一日不倦汲取積累而來；他取得卓越的醫學成就，則是在他一生行醫共達65年的漫長歲月中，對數以千萬計的每個病例中悉心總結而得。

1882年，黃省三生於番禺化龍鎮的鄉村醫生家庭。當時鄉村中沒有藥店，父親黃紫軒常上山採藥為鄉親治病，受耳濡目染的黃省三幼年對醫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本來他可以順利地繼承父業，但他12歲那年父親即與世長辭，留下了貧寒的家境和幾箱古典醫籍。13歲起，黃省三便在一個鄉間當鋪起早摸黑地打雜來維持生計，生活的重荷卻磨滅不了他決心繼承父業的意志。每晚當鋪關門之後，他便在鋪中挑燈把父親遺下的線裝醫書一本本誦讀、鑽研，後來當鋪老闆怕他夜讀易惹火災而禁止，他每晚便躲進村裡的更樓中繼續孜孜不倦地攻讀。

這樣默默的用功終於使黃省三17歲那年一鳴驚人。這年適逢瘟疫流行，蔓延兇猛，別無良策的鄉里長輩見黃省三晚晚夜讀醫書，便讓他試著為鄉親治病，當鋪老闆在當鋪側門擺上一張台，這便成了他第一個醫館。他細心診察，靈活運用所學的醫學知識，一醫界新手竟能藥到病除，救人無數，幾十里鄉親踴躍來就醫，隨著他把瘟疫控制下來，黃省三的名聲也隨之鵲起。

從此，黃省三踏上職業醫師之路。

在家鄉做了十餘年鄉間醫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后，1910年，28歲的他自信地步人大都市——廣州，在地處繁華市中心的南關西橫街(今北京南路旁)開設“黃崇本堂”醫寓行醫。上世紀20年代中又到香港繼續設館懸壺濟世，因為救治了無數病人、治好大量奇難雜症而馳名省港澳乃至世界華人社會。而他的醫術日益爐火純青，所開醫館數十年均門庭若市，許多華僑慕名專程從海外回來找他求診。

黃省三醫術的不斷提高很大程度上源於他愛書如命，從幼年至80多歲高齡的晚年，都博覽群書不輟。他一生深居簡出，更從不赴宴，除了治病救人，稍有業餘時間便手不釋卷，一生讀過的各種書籍過萬卷。據後人回憶，由於他長期勤於背誦，博學強記，練就出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他回到廣州，70多歲高齡的他常參加廣州各大醫院的專家會診，常當場指出病者癥候記載於某書第幾卷第幾頁，所述從不差錯，令同行欽佩不已。他畢生還十分注重搜羅收藏古籍醫書，共藏有上萬冊，許多都是珍本孤本，他去世后，他的後人根據他遺囑把這些書全部捐贈給廣東醫科院圖書館，澤被後世。

上世紀20年代，廣州這座城市有上百個派系的軍閥盤踞，各立山頭對商家市民徵稅，社會治安十分混亂。1924年，在廣州行醫的黃省三因不堪歹徒“打單”(勒索)及人身安全的威脅，不得不連夜離開廣州。這次有點倉皇的離開，不僅是黃省三人生的一大轉折，也使中醫發展史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

黃省三到香港跑馬地禮頓道繼續設館行醫。當時英國殖民者統治香港已數十年，西醫的醫院已經漸出現並興起，但香港市民仍多以中醫中藥來治療保健。這時的中醫大多都墨守成規，對西醫學充耳不聞，大多中醫師連“細菌”、“血清”等都不肯相信。好學的黃省三卻開始接觸外國醫學，他敏銳地意識到：強調化驗、實驗等科技手段的西醫對病症的診斷比中醫更令人信服，而診治方法一直較模糊的中醫在發展數千年後即將面臨重大的挑戰，中醫要發揚光大，既要繼承其博大精深的傳統，同時要走上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道路。

於是，黃省三在深入鑽研中國古典醫學的同時，悉心研究西方醫學理論。當時譯成中文的西醫原著很少，而日文版則相當多，年過不惑的他便學習日文，去“啃”日文版的西醫經典原著。他不僅“紙上談兵”，還真金白銀地花巨資購買了顯微鏡和實驗設備，並聘請兩位留學德國的西醫師協助研究，力行中西結合，相互取長補短。

黃省三是以當時極新的西醫科技手段對病症進行確診，同時運用中藥方劑進行治病，這使他的醫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對心臟病、慢性腎炎、麻疹、肺結核、霍亂、傷寒等疾病的治療上，用中藥治療能藥到病除。在抗菌素尚未面世的當時，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強調治病必求於本，這用藥平和，故療效持久而無副作用，深受社會各界讚譽和同行的尊敬。

對於古典醫藉，黃省三博覽古書而不“泥古”，對於現代西醫，吸收其理論素養及科技手段，再結合中國數千年醫術精髓。在他這裡，博採古今醫學之長，把中醫西醫融於一爐，一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全新的醫學體系——中西醫結合學開始誕生，而黃省三是我國提倡中西醫結合的中華醫學新體系的先驅者。

上世紀50年代初，年近古稀的黃省三開始把他一生的行醫經驗進行總結著述，在香港和廣州漸次出版，如《肺結核實驗新療法》、《腎臟炎腎變性實驗新療法》、《急性闌尾炎藥物新療法》、《白喉病藥物新療法》等共有十餘種，其中多部都一版再版，被醫學界奉為該領域必讀著作。黃省三的高徒、現任中山大學醫學院內科學博士生導師的葉任高教授告訴記者，他本人行醫40年，在腎病治療方面一直沿用黃老前輩在腎炎、尿毒症等方面的治療原則，而且療效非常好。

中國自古有“醫乃仁術”之說，而黃省三的高徒葉任高教授對老師最簡潔的評價是：“仁人”。

黃省三氣質儒雅、和藹可親，病人在他面前一坐便有如沐春風之感。不管來求醫者是貧富貴賤，甚至不管能否付得起診金，均一視同仁，細心診察病情，耐心聽病者訴說，剖析病因病理，詳細說明藥方煎服方法及服后反應等等。病者往往一下子對戰勝疾病的自信心驟增。據後人回憶，有不少病者還未服藥便自覺病情好轉。

對於貧困病者，黃省蘭常贈醫送葯，他一生為多少貧苦人免費醫治難以計數。只要他觀察到經濟困難的病者，不但分文診金不收，還在處方上加蓋印章，病者到藥店配藥都不用付錢，由他自掏腰包與藥店結賬。

在儒家思想長期作為主流的中國，評價各行業傑出者都有向“儒”這“正宗”靠攏的慣例：這正如岳飛等能文能武、心憂天下的將軍被稱為“儒將”；像“紅頂商人”胡雪岩等被稱作“儒商”；而知識淵博、富有儒家思想的良醫被稱作“儒醫”。黃省三自幼年起一生不輟於向古典醫籍求索，同時博覽包括儒家經典在內的典籍，無論個人品行還是報國理想，都受儒學思想影響甚深，可謂一代儒醫。

黃省三早年喪父，事母至孝，每天早上親自到母親床前請安，晚間必到母親房中問好；母親如有不適、他必親奉湯藥。由於他的悉心侍奉，他母親足足活滿了一百歲無疾而終。在他出版的第一本醫學著作的時候，他本人年近古稀，父母雙逝，他還在該書的扉頁印上“謹以此書之成，奉獻給先父黃紫軒公、先母衛太夫人”以示不忘養育之恩。

據其子侄輩黃永俊等後來的回憶，黃省三待人一向彬彬有禮。凡鄉親到他醫館求醫治病的，診治完畢，無論他工作多忙碌，都親自送到門外，站在門前鞠躬送客；而黃永俊作為子侄到他家中做客，黃省三也一樣執意要躬送到門外，這使後輩們十分過意不去。

上世紀20年代，黃省三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證，連夜悄然離穗赴港。而解放后，在香港已行醫三十多年，已成為譽滿港澳、收入豐厚的名醫的黃省三，1955年卻利用旅遊的機會突然從澳門舉家遷回廣州。這事轟動港澳及海外，從後來他接受香港記者採訪的話中，可看到他當時那種報效祖國的心懷：“回國來為國家服務，與在香港時為個人生活，意義大不相同了。只因為國民黨反動政府殘民以逞，才不得不羈居香港，但是誰人不懷念自己的家鄉廬墓？所以解放以後，我從報刊消息，親友相告，知道了共產黨的各項優惠政策，尤其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如此重視中醫，對我的確是極大感召，因此我決心把我的一些經驗，多年來研究的一得之愚，貢獻給國家和人民，於是我毅然回到廣州。”(見《文匯報》1955年9月14一日)。

黃省三大半生超然於政治和任何組織之外，一個人潛心行醫及研究。而回國后，積極出任公職：如任中山醫學院教授，無私地傳道授業，培養後輩醫學者；出任廣東省衛生廳顧問、中華醫學會理事會理事等職，極力推動中國醫學特別是中西醫結合學的發展；還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積極參政，議政。而在回國的十年中，在社會活動和門診之餘，他更分秒必爭地總結提煉畢生的經驗，著作一本本問世。

1965年6月24日，黃省三醫生與世長辭，而他以超卓醫術、高尚醫德而譽滿海內外，在他逝世的追悼會現場，莊嚴地放著周恩來總理送來的悼念花圈。

1925年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當時北京的醫生救治效果並不明顯。孫中山身邊的人士得知黃省三在南國醫界的名望后，邀請他北上參加專家會診，黃省三火速收拾行裝趕赴機場，準備全力救治偉人。不料，當他正準備登上飛機前往北京時，北京方面卻傳來噩耗：孫中山已不幸逝世。

上世紀50年代中，黃省三在國家統戰部的動員下，舉家從香港回到祖國，他被選為第二、三、四屆的全國政協委員。每次開兩會期間，會期雖只有半個月左右，但他必須在北京留一兩個月才能回廣州，因為常要給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看病。有趣的是，當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一批領導人都對黃省三的醫術十分信服，但毛澤東卻從未找黃省三看病，也許是因為覺得黃省三的診治已西化太多的緣故。(嚴家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