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神客

苗神客

苗神客,[唐](公元?年至約六八八年前不久)字不祥,滄州東光人。生年不詳,約卒於唐武后垂拱四年前不久。仕為左史。武后諷高宗召諸儒論撰禁中,神客與選,前後參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新唐書》作九千餘篇。此從《舊唐書》)與元萬頃、范履冰、周思茂、胡楚賓等,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官終著作郎。

人物簡介


苗神客,唐朝唐高宗、武則天時期著名的學者、文學家、政治家,滄州東光縣人,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進士及第[①],官至著作郎、宏文館學士、上柱國,封濟南縣開國男,曾任武則天為了謀取李唐天下、實行“武周革命”而組建的帶有“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北門學士”核心成員。苗神客在擔任由六人小組組成的“北門學士”期間,參與了天后武則天許多重要中樞機要政事的決策、敕令奏議的起草,以及參加了《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一大批書籍的撰寫。作為當時的知名學者,苗神客還為許多當時去世的文臣武將撰寫了碑文與墓誌銘,傳流於世的有《乙速孤神慶碑》與《薛仁貴碑》。
然而,無論是劉昫的《舊唐書》還是歐陽修的《新唐書》,關於苗神客的人物傳記的記載卻令人吃驚的簡單。《舊唐書》是如此記載的,“苗神客者,滄州東光人。官至著作郎。”歐陽修更是惜墨如金,“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②]查找當代許多記載中國歷史人物傳記的書籍,也不見苗神客的名字。例如,上海辭書出版社編寫的《中國人名大辭典》中的《歷史人物卷》共收錄了1949年以前的中國歷史人物14000名,卻沒有苗神客的人物傳記。查尋苗神客的故鄉滄州市與東光縣的有關志書,即使有些書籍里載有苗神客的人物傳記,但統統隻言片語、語焉不詳,簡略粗略至極。
作為苗神客故里人,筆者對古人和今人對於我們的鄉賢、先賢苗神客的這種冷遇與冷淡,頗感不公與遺憾。多年前就立了個願望,依據歷史,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為苗神客撰寫一個儘可能全面、詳細的人物生平大事傳記。多年來,筆者細心搜集與苗神客有關的史料,並進行了一番研究、考證,今撰出拙文發在博客,既可供打算了解苗神客的故里鄉親們研讀參考,也可略慰苗神客這位盛唐時期的文學家的在天之靈。

人物生平


進士及第,初任周王府參軍

苗神客在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參加了唐王朝舉行的科舉考試,蟾宮折桂,考場奏捷,取得進士及第[③]。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獲得了漫漫人生旅途上的第一個重大轉折,由此步入仕途,登上了大唐盛世的政治舞台。《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六文藝上記載:“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由此可知,苗神客被武則天選入“北門學士”之前,曾與范履冰一同任周王府戶曹參軍。也由此可推知,周王府戶曹參軍是苗神客進士及第出仕后的第一個任職。在唐朝,科舉考試得中進士的士人,初登仕途時往往被委任參軍一職。
唐高宗時期的周王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武則天的第三子李顯。李顯就是那個曾經兩度做皇帝兩度被廢的傀儡皇帝唐中宗,他在顯慶二年(657年)作為親王被封為“周王”,一直到儀鳳二年(677年)。
參軍,也叫參軍事,本初含義是參謀軍務,後來範圍逐步擴大,也包括了協助主官分管政務的屬官與下僚。唐朝在各州、府以及各王府置參軍,員額、品秩隨所隸官署而異,少則二、三人,多則五、六人,七品至九品,無固定職掌,供派遣出使。科舉考試得中進士的士人,初登仕途時往往被委任參軍一職。戶曹參軍,主要分掌戶籍、計帳、道路、徭役、賦稅、婚姻等。戶曹參軍的員額與品秩為,上州二人,從七品下;中州一人,正八品下;下州一人,從八品下;三都、六府、諸衛率、王府為正七品下。唐朝時,許多著名詩人如王維、杜甫、白居易等等,都曾經任職過參軍。

任職左史,為武則天執政進行輿論宣傳

五代十國時期,後晉史學家劉昫編撰的《舊唐書》第一百九十卷列傳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記載:“時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
由上述引文中可知,苗神客任過左史的官職。左史與右史都是古代史官的名稱。《禮記·玉藻》記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革官制,將“門下省起居郎”改作“左史”,將“中書省起居舍人”改作“右史”。唐朝以後,“左史”則成為門下省起居郎的別稱,“右史”則成為中書省起居舍人的別稱。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武則天擊敗了由大臣上官儀發動的“議廢皇后”事變,開始垂簾聽政,全面干預朝政,大唐帝國由此進入了被後世史學家稱之為“二聖臨朝”時期。武則天從幕後走上前台垂簾聽政,表明唐高宗向天下臣民認可了武皇后參政議政的合法性。從此武則天在群臣面前樹立起了和唐高宗並尊的地位,並向登上帝國權力的巔峰、實現自家女皇的最高理想邁進了一大步。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十七對此記載道:“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二聖臨朝”時期,從表面上來看,是皇帝李治和皇后武則天共同執掌朝政。但一向懦弱、懶政的唐高宗長期患有風疾之病,又加之沉溺於酒色,此時龍體愈加羸弱,身子骨每況愈下,因而實際上是由武則天以皇后的身份單獨處理大量繁重的朝政國事。天資英縱的武則天清醒地認識到,要想駕馭大唐帝國這架龐大的國家機器,要想治理好朝政、管理好天下大事,單憑一己之力萬萬不能的,還需要建立一支屬於自己親信體系的智囊機構與管理團隊。而當年曾為她爭取皇后寶座立下過汗馬功勞的親信大臣們,經過了這十多年的朝政爭鬥傾軋,絕大多數被淘汰殆盡,當下也只剩下了已是風燭殘年的許敬宗、李勣兩人(李勣,原名叫徐勣,即《隋唐演義》里的徐茂功)。因此,武則天開始籌劃重新組建一支政治上屬於少壯派的新力軍,並將他們培養成出謀劃策、治國安民的智囊團隊和領導班子。唐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武則天經過多方考察,幾經篩選,從朝臣中的青年才俊之中物色了一批文思敏捷、學識淵博的文人學士,分別安排他們在中書省、門下省以及翰林院等中樞機構與編修部門,擔任一般五六品官階的職務。這批文人學士被特許從皇宮的北門玄武門出入宮禁辦公,不必經過南衙,時人稱之為“北門學士”。“北門學士”的核心人物有六個,他們是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左史苗神客、左史劉禕之、右史周思茂、右史胡楚賓。
武則天採取了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策略,並沒有急於讓這些“北門學士”一上來就直接參與中樞決策與朝政施政,而是不顯山露水地“以修撰為名”,把這些文章高手召入禁中,先讓“北門學士”們為自己編撰了一大批旨在宣揚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禮教規範的著作,而這些著作統統都署上“武則天”之名,並藏於皇宮中的秘閣。統而計之,這些作品有《玄覽》及《古今內范》各百卷,《青宮紀要》、《少陽正范》各三十卷,《維城典訓》、《鳳樓新誡》、《孝子列女傳》各二十卷,《內范要略》、《樂書要錄》各十卷,《百僚新誡》、《兆人本業》各五卷,《臣軌》兩卷,《垂拱格》四卷,文集一百二十卷。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志第四十七《藝文一》記載:“武后《字海》一百卷。凡武后所著書,皆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衛業等撰。”“北門學士”們所編撰的大量弘揚封建倫理的理論著作與提高官吏修養的書籍,宣傳了武則天的執政理論原則,提高了武則天的個人形象與威信,從而為武則天執政以及日後的稱帝,提供了重要的輿論支撐,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參與機要決策,協理武則天治理朝綱

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武則天又進行了一項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宣布皇帝李治稱為“天皇”,身為皇后的自己則稱為“天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唐高宗李治委託天后武則天攝知國政。武則天為了,削弱與制約並不支持自己的宰相集團的政治力量,便讓“北門學士”們參與中樞機要決策。“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

建言十二事,為天后謀划治國安邦之策

“北門學士”不僅幫助武則天分減皇權和相權,而且在有關國家的經濟、軍事、文化、政治等方面為武則天出過不少良策。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十二月,在升為天后僅僅四個月之後,武則天就在“北門學士”們的協助下,提出了治理國家的一個政治綱領:《建言十二事》。其內容為:(1)勸農桑,薄賦徭;(2)給三輔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費力役;(6)廣言路;(7)杜讒口;(8)王公以降學習《老子》;(9)父在為母服喪三年;(10)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武則天建言勸農桑、薄賦徭、給復三輔地,並禁浮巧、省力役,對於緩解災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北門學士”從組織起來,直到武則天登基稱帝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是武則天手中重要的執政工具。武則天正是通過這個由文章高手組成的智囊班子,才一步一步地從皇后、天后,走向皇帝寶座的。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則天改唐國號為“周”,史稱“武周”,正式稱帝御臨天下。稱帝之後,武則天總攬朝綱,廣招天下俊傑,“北門學士”的作用才慢慢衰落下去。

運用陰陽五行學說,詳解鳥獸人事

《舊唐書》在志第十七之中,詳細記載了右史苗神客回答裴行儉所提出來的關於鳥獸人事的一個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苗神客在調露二年(680年)前後,是身為右史之職的。
《舊唐書》是如此記載的。調露元年(公元679年),突厥溫傅等未叛時,有鳴雞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突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兆也。”至調露二年(公元680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已北,悉墜地而死,視之,皆無頭。裴行儉問右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苗神客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而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已滅。鴝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剌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己。雉升鼎耳,殷宗側身以修德,鵬止坐隅,賈生作賦以敘命。卒以無患者,德勝妖也。”

文采飛揚,撰寫乙速孤薛仁貴碑文

在現在的陝西西安市唐高宗李治的昭陵石刻博物館內,存有一通“右虞候付率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的碑刻,署名“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這就是當年苗神客為盛唐時期來自於少數民族的將軍乙速孤神慶(599年-660年)所撰寫的碑文。這塊石碑是乙速孤神慶的子孫在唐睿宗載初元年(公元689年)所立的。但目前還無從知道是苗神客在何年撰寫的碑文。1979年9月4日,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國第一批書法藝術名碑共有94方,其中就包括了由苗神客撰寫的“右虞候付率乙速孤神慶碑”。
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盛唐時期著名的“白袍將軍”薛仁貴因病於山西雁門關去世,唐高宗追贈他為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薛仁貴的子弟邀請苗神客撰寫了碑文。該碑立於天寶二年(公元743年),因而後世稱之為“唐薛仁貴碑〈天寶二年〉”。

鳥盡弓藏,武則天冤殺苗神客

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在位35年的李治薨逝。武則天立所生第三子李顯繼位,是為唐中宗。軟弱無助的李顯在皇帝位僅僅3個月,即被母親狠心廢掉。唐中宗李顯嗣聖元年(公元684年),武則天立所生第四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象乃父李治一般同樣懦弱無能的唐睿宗李旦,在母后皇太后武則天的鐵腕與雌威的籠罩下,儼然成為“虛位君主”,地道的“兒皇帝”與“傀儡皇帝”。大唐帝國的權柄與朝政現在完全掌控在鐵娘子武則天手中,儼儼然一個“太上皇”,一個無其名卻有其實的真正“皇帝”。老俗話說的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將門出虎子”。但老俗話也常常有說錯的地方。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卻生了個平庸的兒子唐高宗李治,將李家江山都斷送掉了。雄才大略的武則天卻生出了兩個懦弱的兒子李顯與李旦。而懦弱的唐睿宗李旦卻生出了一個經天緯地的兒子唐玄宗李隆基。看來,才能與無能,並不必然的遺傳。
完全掌握朝政權柄的武則天開始任用周興來俊臣一類的酷吏,動用酷刑,網織罪名,構陷冤獄,大肆迫害李唐宗室子弟與政敵,從而為自己稱帝掃清障礙。“北門學士”們的歷史任務與肩負使命已經完成。更何況,近二十年來,“北門學士”們掌握著武則天很多不願讓人知曉的機密與秘密,武則天需要他們永遠的閉口不言。於是,武則天著手逐步清洗“北門學士”們。所謂“狡兔死,良弓藏”。根據《舊唐書》卷第一百九十列傳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記載:“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時神客、楚賓已卒,履冰、思茂相次為酷吏所殺。”劉諱之遭人誣陷,“垂拱三年(六八七)賜死”。周思茂“垂拱四年,下獄死。”范履冰“載初元年,坐嘗舉犯逆者被殺。”也就是說,劉諱之在垂拱三年,即公元687年,被武則天賜死。周思茂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死於獄中。元萬頃死於永昌元年,即公元689年。范履冰被殺於載初元年,即公元689年。永昌元年與載初元年,都在公元689年。
新舊唐書都沒有記載苗神客具體的去世年份與死亡原因。根據上述史料,可以合理推斷,苗神客最有可能死於公元687年。最早不會早於公元683年,因為公元683年薛仁貴去世以後,是苗神客為薛仁貴撰寫的碑文。《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六《文藝上》記載,周思茂、范履冰、苗神客,供奉武則天左右二十餘年。前文已經說明,“北門學士”智囊團是武則天在總章元年即公元668年組建的。武則天是在天授元年即公元690年臨朝稱帝,改國號唐為周,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武則天顯然有意打算在當皇帝之前儘快、集中滅掉“北門學士”的幾個核心成員。也很有可能,苗神客、胡楚賓,與劉諱之,是在同一年被酷吏們網羅罪名被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