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諫納郜鼎

臧哀伯諫納郜[ɡào]鼎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1），納於大[tài]廟（2），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3）；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4）。是以清廟茅屋（5），大路越[huó]席（6），大[tài]羹不致（7），粢[zī]食[sì]不鑿[zuò]（8），昭其儉也；袞[ɡǔn]冕黻[fú]珽[tǐnɡ]（9），帶裳[chánɡ]幅[bī]舄[xì]（10），衡紞[dǎn]紘[hōnɡ]綖[yān]（11），昭其度也；藻率[lǜ]鞞[bǐnɡ]鞛[běnɡ]（12），鞶[pǎn]厲游[liú]纓（13），昭其數也；火龍黼[fǔ]黻[fú]（14），昭其文也；五色比象（15），昭其物也；鍚[yánɡ]鸞和鈴（16），昭其聲也；三辰旂[qí]旗（17），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18）。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19），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20）武王克商，遷九鼎（21）於雒[luò]邑（22），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1）郜（ɡào）：國名，姬姓，開國國君是周文王的一個庶子，春秋時為宋國所滅，其故地在今山東成武縣東南。鼎：古代的一種烹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記績的禮器，所以又作為傳國重器，其形制一般為三足兩耳。宋：國名，春秋時為十二諸侯之一，開國國君為殷紂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東部及山東、江蘇和安徽三省之間。

（2）大（tài）廟：即太廟，天子或諸侯國國君的祖廟。

（3）臨照：管理和監察。臨，統管，治理。照，察看。

（4）德：美德。

（5）清廟：即祖廟，因其肅穆清靜，故稱。

（6）大路：也作“大輅”，即大車，特指天子或諸侯國國君祭天時所乘的車子。越（huó）席：用蒲草編織的席子。越，通“括”，束，結。

（7）大（tài）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時所用的肉汁。不致：指不調五味，不加各種作料。

（8）粢（zī）食(sì）：用黍稷加工品製作的餅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穀類糧食。不鑿（zuò)：不舂，這裡指不精細加工。

（9）袞（ɡǔn）：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廟時所穿的禮服。冕（miǎn）：古代帝王、公卿、諸侯所戴的禮帽。黻（fú）：通“韍”，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製蔽膝。珽（tǐnɡ）：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見時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10）帶：指束在腰間的革帶，皮帶。裳（chánɡ）：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幅(bī)：古代自足至膝斜纏在小腿部的帛條或布條，猶如今天的綁腿。舄（xì）：雙底鞋，著地的一層為木底，這裡泛指鞋子。

（11）衡：把冠冕穩定在髮髻上的橫簪。紞（dǎn）：古代垂在帽子兩旁用以懸掛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帶子。紘（hónɡ）：古代冠冕系在頷下的帶子。古人戴冠冕時，先用簪子別在髮髻上，再用紘挽住，系在簪子的兩端。綎（yán）：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種長方形飾物，以木板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12）藻：一種用來放玉的木墊兒，外包熟皮，並繪有水藻形圖案。率：通“帥”，佩巾。鞞（bǐnɡ）鞛（běnɡ）：佩刀刀鞘飾物，上飾為鞞，下飾為鞛。

（13）鞶（pán）：紳帶，又名“大帶”，束衣用。厲：下垂的大帶。或謂“鞶厲”：是一個詞，指束腰革帶與革帶下垂的部分。游（liú）：同“斿”，古代旗幟上下垂的飾物。纓：套在馬胸部的革帶，即馬鞅。數：表示尊卑制度的禮數。

（14）火龍黼（fǔ）黻（fú）：都是古代禮服上所繡的花紋，如火形者為“火”，如龍形者為“龍”，黑白色相間如斧形者為“黼”，黑青色相間如“亞”形者為“黻”。

（15）五色：指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比象：指比照天地萬物所畫出的各種圖像。

（16）鍚（yánɡ）鸞和鈴：都是系在車馬和旗幟上的鈴鐺，系在馬額頭上的叫“鍚”，系在馬嚼子上的叫“鸞”，系在車前用作扶手的橫木上的叫“和”，系在繪有龍形圖案的旗幟竿頭的叫“鈴”。

（17）三辰：指日、月、星。旂（qí）：旗面繪有龍形圖案，竿頭系有小鈴鐺的旗子。

（18）登降：增減。登為增，降為減。有數：指有節度、節制。（注意此處的“數”字與上文“昭其數也”句的“數”字在詞義上的區別。）

（19）象：同“像”，法式，式樣，這裡是榜樣的意思。

（20）章：明顯。與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義同。

（21）九鼎：相傳為夏禹所鑄，用以象徵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為政權的象徵，成為傳國之寶。

（22）雒（luò）邑：也作“洛邑”，東周都城所在，相傳周武王克商後由周公姬旦營建，其故地見《周鄭交質》一文的題解。

夏四月，魯桓公從宋國取得原屬郜國的傳國大鼎，放進太廟，這是不符合禮儀的。

臧哀伯規勸桓公說：“作百姓君主的人，要發揚德行，堵塞違禮的行為，以便監察百官，就這樣還怕有不足之處，還要顯示各種美德以傳示子孫。所以那清靜肅穆的太廟用茅草做屋頂，祭祀天地的車子用草席做墊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調和，黍稷、糕餅等祭品不用舂過的好米，這些是為了顯示節儉。祭祀的禮服、禮冠，蔽膝、大圭，腰帶、裙子、綁腿、靴子、冠上的橫簪、冠旁的填繩、系冠的帶子、冠頂的蓋版，這些是為了顯示等級上的差別。玉墊、刀飾、革帶、帶穗、旌旗上的飄帶、馬頸上的革帶，這些是為了顯示禮數上的差別。禮服上火形、龍形、斧形、弓形等花紋，這些是為了顯示紋彩上的差別。用五色繪出各種圖象來裝飾器物服飾，這是為了顯示器物物色的差別。馬鈴、大小車鈴、旗鈴，是為了顯示聲音節奏，旌旗上畫的日、月、星辰，是為了顯示光明。所謂德行，就是節儉而有法度，事物的增減都有一定的數量，並用紋彩和顏色加以標誌，用聲音和光亮加以表現，以此來監察百官，百官這才警戒畏懼，而不敢違反法度。現在君王毀滅德行，樹立違禮的壞榜樣，把別國賄賂的寶器安放在太廟裡，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來效法，君王又用什麼去懲罰他們呢？國家的衰敗，是由於官吏不走正道。官吏喪失德行，則是由於國君寵愛和賄賂風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魯國的太廟，還有比這更公開的賄賂嗎？武王打敗殷商，將九鼎搬到王城，義士尚有批評他的，更何況將標誌違禮作亂的賄賂之器放在太廟，又該怎麼樣呢？”桓公不聽。

（周朝的內史聽到這件事，說：“臧孫達的後代大概會在魯國世代享受爵祿吧！國君違禮，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規勸。”）

《臧哀伯諫納郜鼎》選自《左傳·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國太宰華父督殺死司馬孔父嘉，並佔有了孔父嘉“美而艷”的妻子。宋殤公為此很生氣，華父督害怕，就乾脆把殤公也殺了，另立宋庄公。華父督為了取得各諸侯國對此事的默認，先後對齊、陳、鄭、魯等國進行賄賂。魯桓公接受了宋國送給的郜鼎，並把它安放在太廟裡。魯國大夫臧哀伯認為這樣做“非禮”，會導致官員腐敗，甚至導致國家敗亡。於是對桓公進行勸諫。

《臧哀伯諫納郜鼎》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並“納於大廟”這件事的“非禮”。那麼，到底什麼是禮呢？禮的範疇極其廣泛，內容極其複雜，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書《鄭莊公戒飭守臣》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歷史本質的話說，它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規範、道德規範和行為規範，它規範並制約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刪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君子“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為國以禮”（《論語·先進》）；“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聯繫古今關於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於禮的言論，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麼非要冒著觸怒魯桓公的風險，向他“發表”這篇諫辭了；也就不難理解《臧哀伯諫納郜鼎》一開始就說，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非禮也”了。

臧哀伯這篇諫辭，並不先說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這件事如何不對，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會職責是“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接著就從禮制這個大視角，連用七個排比句，從七個方面，即“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任；然後，話鋒一轉，才落到桓公“納郜鼎”這件“滅德立違”的事情上來。並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後果以後，還用周武王克商后“遷九鼎於雒邑”招來“義士”非議的歷史教訓，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滅德立違”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這篇諫辭如此行文，不僅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結構謹嚴，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至於諫辭中用了近乎後世才產生的賦的手法，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係。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澱層，而每個積澱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因此，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去感悟，拋棄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可以肯定地說，“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內核”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

《臧哀伯諫納郜鼎》出自《春秋。左傳》，《春秋》是我國現存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春秋”本來是春秋時代各國史書的通稱，那時不少諸侯國都有自己按年代記錄下的國史。到戰國末年，各國史書先後失傳，只有魯國的《春秋》傳 了下來。它雖然用了魯國的紀年，卻記錄了各國的事，實際上是一部通史。

《春秋》的作者是魯國歷代的史官，後來經過孔子編輯、修訂。它的記事年代上起前722（魯隱公元年），到前 481（魯哀公十四年）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它的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舊聞。後來，儒家學者把《春秋》尊為“經”，列入“五經”當中，稱為《春秋經》。

流傳的《春秋》有三種，即《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左傳》記至魯哀公十六年，在“講解”《春秋》的三傳中，《左傳》被認為較重要，有關《左傳》的作者，至今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唐代以前，人們大多相信作者是與孔子同時的魯國史官左丘明。但是唐以後不斷有人提出懷疑，有人認為作者是一 位不知名的史學家，也有人認為作者不止一人。不過，大多數人 認為，《左傳》的編定成書是在戰國初年。西晉的杜預將本來分開的《春秋》和《左傳》編在一起，加 上前人的註釋，稱為〈春秋經傳集解》。唐代的孔穎達為杜預注 作廠疏並附上陸德明的《左傳音義》，稱為《春秋左傳正義》，今人在清人阮元的〈十三經註疏》中看到的，就是這個本子。《左傳》在唐代被官方列人“十二經”，在宋代列人“十三經”，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