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純聲

20世紀30年代，他曾調查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和雲南彝族，均有專著問世。40年代，轉而注意新疆民族問題和邊政建設問題。移居台灣后，多次調查台灣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進而探討中國古代文化與環太平洋地區土著文化的傳播關係。

著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中國邊政制度》、《邊疆文化論集》、《中泰文化論集》、《台灣與東亞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中國遠古與太平印度兩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樓船的研究》、《中國與海洋洲的龜祭文化》、《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等。

凌純聲，江蘇省武進縣（今常州）人。一九0一年出生於原籍，一九二三年畢業於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隨即到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師從Mauss。回國后，恰好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院長蔡元培先生熱心於提倡民族學的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所中成立民族學組，並自任主任。凌先生受歐陸系統的民族學訓練，又有PaulRivet等名教授的推薦，蔡先生便邀請他來民族組擔任研究員。

當時中央研究院的學術風氣是極力提倡實地搜集科學資料，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創刊號提到：「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明顯了」。凌先生在蔡元培先生和社科所陶孟和先生的鼓勵之下，到東北進行赫哲族的調查，而這一次調查被認為是中國第一次正式的科學民族田野調查，李亦園（1998）先生認為這一次的調查行動「開創了中研院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實地調查研究的傳統」，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第一本「科學」的民族志，凌先生是中國「科學民族志」的開創者，而後「1935至45年代，中國民族學者從事西南、西北邊疆民族之調查，無不以此書為範本」。凌先生的研究發法與著作，不但引領著當時的人類學研究的走向，也是當時中研院民族學學術研究的典型代表。

但在更寬廣的尺度上來觀察，凌純聲先生與中研院這種強調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著重搜集傳統風俗與歷史源流而偏向民族志的描述的學術取向，只是中國人類學學術發展中的一派。根據唐美君先生的說法，一九四九年之前，人類學因研究的對象、主題及理論上的不同，而有南北兩大派之別，南派以中央研究院為中心，與「歷史學派」有深厚的關係；北派則以燕京大學為主，受「功能學派」影響較大。黃應貴認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正可以說明「歷史學派」的特性。《松》一書雖強調「文化是人類應付生活環境而創造的文物和制度」，但全書描寫物質、精神、家庭、社會四方面的描述，卻無法讓人明確知道是在適應怎麼樣的生活環境下創造出來的。而凌先生只關注如何利用該族數據解決中國上古史的宗教起源問題，這是一「禮失求諸野」的態度與作法，將人類學、民族學所研究的「原始民族」，視為上古社會文化的「遺存」，而為應證及了解上古不解之謎的的證據，而這種「溯源研究」及其背後的傳播或演化論的學術典範，就從中國大陸一直帶到台灣，影響了近五十年來有關中國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使得描述異族的目的，往往是為了界定中原華夏民族自身的認同，而充滿了漢人中心主義的觀點。這也使得凌先生在回國前後的學術研究發生斷裂，回國之後，他並沒有延續在法國的所學，他對赫哲族的描述與他的老師Mauss所闡述的功能理論拉不上關係，他忽略了已有的人類學理論，採取當時中研院學術風氣所強調的「反對疏通」的作法，而更關心中國歷史問題的解決。或許這是當時時代賦予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使他有「學以致用」急切感，但他在「學」到「用」之間轉了一個折，將所「學」得的人類學作了篩選，忽略理論，重視科學與歷史，轉為為國族建構之「用」。以「科學」研究「歷史」是當時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標的，傅斯年曾說：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為發達近代科學，非為提倡固有學術。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觀念，以成為與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即不應於中央研究院中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同倫。今者決意設置，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此雖舊域，其命維新。

因此在信仰存在著一個「純粹客觀史學」的前提之下，凌先生以及當時的歷史學派都以研究者所認定的「客觀標準」來確立民族，而與被研究者的主觀看法毫無關係，這使得在八零年代以前，台灣的中國少數民族研究在此「客觀科學觀」的限制之下，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的餘地。但弔詭的是，這些研究雖然都有「科學研究」之實，但卻都脫離不了國族╱國家主義的意識型態下異己與已關係之觀念的影響。但黃應貴先生也強調凌先生的研究仍有後輩所不及的優點，他充分利用已有的歷史文獻資料，這是許多人類學家從事中國研究所忽略的，而凌先生早在1934年便作得非常傑出。對於凌純聲先生而言，在了解赫哲文化之前，就必先搜集古代東北民族與赫哲族的資料詳加考證，先弄清楚他們的源流以及相互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

凌先生來台之後，主要的研究興趣轉到環太平洋文化上。他用了很多文化特質來證明環太平洋各民族均源於中國的說法。黃應貴先生認為這類研究雖然可以滿足國人自尊心，但卻呈現出太多傳播國人的自尊心他忽略了文化的采借，以相同的文化特質來當做同出一源的證據，他把不同的語系與民族輕易劃上等號，而且即使可以斷定「台灣土著在遠古來自中國大陸」，也不能就此斷定「整個原馬來族是由亞洲大陸南遷至南海群島」。凌先生這種把現存的土著文化，當做是「上古史」之活的史料，而最終試圖找出歷史的發展與理解上古社會的目的，使其在方法上偏向依賴少數報導人的報導以及歷史文獻的考證，在理論上則有強烈傳播論派的色彩，而背後，都有強烈的「國族主義的思想」。

如果要更了解凌純聲先生的治學方法與研究取向的細節以及民族主義的情懷，大概還可以從凌先生與芮逸夫先生的比較中看得更清楚。這兩位學者的年紀相差不多，凌先生出生於一九0一年，芮先生長他三歲；兩人的求學過程不同，凌先生自東南大學畢業之後，即到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師從法國著名人類學家莫斯（MarcelMauss）與PaulRivet等人。公元1929年獲得博士學位返國，芮先生求學過程坎坷，曾在東南大學就讀，但在畢業之前大學就解散了，後來任職於清大圖書館，與趙元任先生學習語言學（李亦園1998: 740- 743）。李亦園先生說：芮先生是一位苦學自學成功的學者，而凌先生則是一位早年得意自國外學成返國的學人，兩人的性格與經歷自然有很大的差距，而在做學問的態度與視野上他們兩人之間更有很大的不同（李亦園1998: 741）。

治學方面，兩人最大的不同在於芮先生治學「謹慎精細」，頗受美國人類學影響，而與歐陸文化史派的觀點大相徑庭；而凌先生則喜歡則大處著眼，研究領域擴及東南亞、環太平洋文化史等，深受歐陸史派人類學文化史觀的影響（李亦園1970,1998）。這兩位先生雖然治學態度不同，但他們卻是彼此田野工作的夥伴，曾有多年的合作，一起到湘西調查苗族，到浙江麗水調查畲族，到滇西調查佤、拉祜、景頗、擺夷、栗僳等族，也曾合組川康民族考察團，調查四川理番縣羌族及大小金川的嘉戎族。

這兩位學者既有共同的田野經驗，又有學術取向的差異，不禁讓人想要追問兩者在抗日戰爭初期對中國民族問題論戰的立場。芮逸夫先生以早期西南民族的探研參與中國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他在中國民族的構成一文指出：中華民族不是一個民族又是一個民族，因為民族的定義是「大家願意合在一起，民族是一個很大人類的團體」，中華民族不可否認的可以析出十二個族，但是因為大家願意合在一起，所以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民族（芮逸夫1972: 68-69）。芮先生這樣兩者皆是的說法，或許可以放在他既是人類學家又是民族主義者的脈絡中來看，因為民族學的訓練，讓他不能否認中國境內除了漢族之外，還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等之分，但身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又讓他肩負必須論證中華民國為一個民族國家的使命感。而其基本立場，較為偏向傅斯年認為的中華民族是多民族國家的說法，而與吳文藻、費孝通的一個民族的說法相距較遠。而凌純聲先生對民族論戰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我們可以從凌純聲先生所著的中國邊疆文化一文中，窺知一二。

凌先生認為在那幾年來的邊疆研究中可以得出一個已知事實：中華民族志是由國族與邊疆各族血統的混合，不斷創造新生命而成的，也就是所謂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他認為「科學」已經證明，昔日被視為是無稽之談的夷漢同源說是事實：夷漢是同宗異族的兄弟（凌純聲1942:62）。而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在人口、文化、空間上皆是舉世無匹的民族，它的形成，並不是只是漢族的獨自發展而已，實在是由邊疆各族的涵化加入，才能有今天的大觀。他說：今天中國邊疆的重要，不僅邊地資源為國家生命線，而邊疆民族尤為國族的生命線。且邊民乃我同宗兄弟，至今流落在化外者，亟應加以教養，使其能得歸宗入族，早日實踐國父的國內民族一律平等之遺教（凌純聲 1942: 62）。而對於邊疆文化的複雜現象，他從「科學」的角度，認為複雜的背後其實同出一源。他說：西南部族的名號殊多，語言文化也不一樣，但是都是同屬於漢藏一系的文化。但根據現有的材料，從時空兩方面去悉心研究，以能尋流溯源，條分縷析，漸得證明漢藏系西南各族實為同源，至少是同干異枝的文化。

而各民族之所以呈現分歧的原因，則被歸諸於「時間的懸殊」與「空間的隔絕」。同樣的原因，也使民族在逐漸分歧之外，也彼此互相合流，從而形成縱錯複雜的現象。因此在地形甚為複雜的中國西南地區，不同層次的文化在此縱橫交錯，但凌先生認為，實際上他們多半都有親緣的關係，不過是遠近親疏的差別而已。他們的起源地何在，雖然不能肯定，但是遷移的方向，大概多半是從中亞由北南下（凌純聲1942:55）。可見溯源是凌純聲先生的關懷，而溯源的關懷，又導向同源的結論被當作是中國國族主義成立的佐證。也可以看出，此時民族學、邊政研究的重點之一是在找出其它族群與漢族的關係，想要找出其它族群是否與漢人同源的答案，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中，雖然觀察著少數民族的文化作為研究對象，但是根本上卻仍是漢族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