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伯紙
左伯紙
漢靈帝時期，出現一位書法家兼造紙家左伯，曾經製造出當時認為最好的“左伯紙”。“左伯（165---226），字子邑。山東東萊(今萊州) 人。……擅名漢末，又甚能做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左伯紙，原料多用麻料和當地豐富的桑皮原料。當時起先用麻料，麻料當時來自普通百姓用過的衣服，及其他麻製品，如麻袋，麻繩，麻鞋等，因為麻料比皮料韌性稍差，後有採用當地豐富的桑皮原料，或者根據紙的用途兩種原料相互配比，桑皮纖維是韌皮纖維裡面最長的，其韌性可見一斑，而麻料雖然纖維短，但其濾水效果好，兩者結合所撈制的紙，質量甚優。臨朐皮紙還保留摻入部分麻料的工藝
東漢時造紙原料應就地取材，山東臨朐桑蠶業歷史悠久，春秋戰國時期，齊國（臨朐屬齊）已成為桑蠶生產發達的地區之一。漢代“皎潔如霜雪”的“齊紈”經絲綢之路銷往西域各地。“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詩句），反映了臨朐一帶桑蠶生產的盛況。而當時“齊魯桑麻千畝”，造紙原料豐富，左伯是在山東造紙，因此山東臨朐手工紙師承左伯紙也順理成章
山東省的紙史研究者郭興魯曾查閱有關史志並赴左伯家鄉實地調查，認為“左伯紙”是山東手工紙的源頭是可信的
手工左伯紙
”趙歧(約108—201) 《三輔決錄》載：“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李斯)、(史扛) 之法，非得紋工不妄下筆。工欲畚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藝筆、左伯紙，及臣呂，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千官。”“張芝，’字伯英，是當時著名制筆者。韋誕，字仲將，是當時著名制墨者與書法家。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紙譜》載：“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為之。”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件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良是南北朝人，他必定看到用張芝筆、韋誕墨書寫的左伯紙實物。
唐張懷瓘《書斷二·左伯》：“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弘，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 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
有的現代造紙工作者與紙史研究者認為，“研妙輝光”是紙張表面具有光澤，說明紙面經過研光。是磨光的意思。從蔡邕(132-192 ）與張芝【約192】的時代至蕭子良(460-494) 時已經歷約300年，其墨跡仍能如漆，也說明紙面砑光而緊密，墨汁不易滲透紙內層，反光良好，故以輝光形容之。
《後漢書·蔡邕傳》 記載：“靈帝熹平四年(175 年) ，蔡邕與馬日磹等人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書寫、鐫刻與樹立熹平石經碑46枚。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纂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說明當時社會上學習書法風氣甚盛，一天有千餘輛車馬停在熹平石經前觀看與纂寫，道路為之阻塞。用紙纂寫的可能性遠遠超過笨重的簡牘與價貴的縑帛；書法的發展也與用紙數量之增加有關。更適合表現書法神韻的左伯紙的產生乃出於時代的需求。
後人提到紙的起源史時往往將左伯與蔡倫並列，如唐李嶠《紙》詩句：“妙跡蔡侯施，芳名左伯馳。”清乾隆帝《紙》詩句： “不知有漢蔡倫合，漫數唯萊左伯嘉。”“乾降帝《題金粟箋》 詩句：“蔡左徒曾紀傳聞。”
既然東漢後期已經生產出諸如左伯紙這種質量高的紙，而紙的產量與質量之間又有互為因果的關係，說明黃巾起義之前造紙產量本來處於 上升勢頭。三國時期簡牘使用的回升，並非因為紙不如簡牘優越，而是供應量的下降，所以當時少量的紙卻受到人們的珍惜。
簡帛長期用於書寫朝廷文件、詔令，遲遲不能退出歷史舞台而被紙取代, 也與上層社會的習慣勢力有關。三國時期仍然認為最重要的文件應該鑄成鐘鼎，其次則書於竹帛，才能長期保存為據。《三國志。魏.陳思、王植傳》稱:“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長沙走馬樓大批昊簡出土於地窖，初步被認為是作為檔案文書封存，其中許多是契約合同的憑據。說明當時人們仍認為紙不適於長期保存。人類對紙的優越性能經歷較長的認識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