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

武梁祠“個人”進入美術史

位於山東省嘉祥縣的武梁祠是我國東漢晚期一座著名的家族祠堂，其內部裝飾了大量完 整精美的古代畫像石，是我國最具代表性的一處畫像遺存。它從宋代起就受到趙明誠、歐陽修等金石學家的重視，而自19世紀以來，西方學者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這些圖像表現了怎樣的內容？以怎樣的方式組合在一起？設計者是誰？他的想法是什麼？芝加哥大學藝術史系的巫鴻教授就此在京舉辦了專題講座。

武梁祠對了解中國古代美術的發展有關鍵作用。早期美術作品大都是為了墓葬、祭祀、祖廟而製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謂的禮儀美術。到魏晉時期，才出現了像顧愷之、王羲之這樣的藝術家，於是美術作品開始和藝術家個人聯繫起來。儘管武梁祠是一個墓地里的祠堂，但是它體現了設計者的一些個人觀念，體現了從禮儀美術到藝術家的美術中間的發展過程。

從流傳的武梁碑文來看，武梁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隱士，從腐敗的政壇上逃離出來保持自己的清白。官府曾經請他做官，被他拒絕了。武梁祠上有一個畫面表現了這一事件，這個畫面的位置非常重要，在祠堂西壁的左下角，按照古代自右向左的閱讀方式，它相當於武梁祠牆壁上的最後一個畫面。有意思的是，司馬遷修《史記》的時候也把自己放在最後一章，這表明史家本人決定著記錄歷史的視角。武梁延續了《史記》的傳統，武梁祠的圖像記述了歷史，體現的卻是武梁對歷史的觀察和選擇。

武梁祠屋頂上是徵兆圖像。在漢代人的觀念中，各種自然徵兆表達了上天的意志。比如皇帝做了好事，上天就會通過祥瑞以示表揚。然而當時的政治在武梁這樣的儒士看來卻是最糟糕的，皇帝沒有道德，整個朝政被太監控制。《後漢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委任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在這樣現實情況中，祥瑞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祠堂屋頂上的祥瑞圖像一方面成為武梁政治理想的表達，另一方面也是他對當時政治的批評。由此我們就能夠體察到漢代退隱的儒生是如何通過徵兆和圖讖來表達思想。

三面牆壁上的圖像是對歷史的宏大表現。從創世神話中的伏羲和女媧開始，在他們中間出現一個小孩，象徵最早的人類。伏羲和跟隨其後的祝融、神農，也就是“三皇”，標誌著人類歷史的第一個階段，一個自然和諧的烏托邦時代。接著是五帝時代，這五個形象戴著王冠，穿著寬敞的衣裳，表示人類進入到一個文明階段。隨後進入到朝代史。

“本紀”之後的圖像包括幾個系列：列女、孝子、忠臣和刺客，它們等於四個“列傳”，主要根據西漢劉向編寫的《列女傳》和《列士傳》描繪。劉向的書里包含的人物非常多，比如《列女傳》包括一百多位女性，可是武梁祠只表現了八位列女，而且其中七個都出自《列女傳》的“貞順”和“節義”兩卷，這樣的選擇表現出武梁個人的一些目的。因為這兩卷記錄的女性，一類是寡婦，一類是兄長死了以後的姊妹。武梁通過這些故事灌輸了一種觀念：自己死了以後，夫人和姊妹要盡心撫養自己的兒子，保證武氏的興旺。武梁祠是一個家庭祠堂，每年家裡人都要到這裡祭拜，祭拜就要看畫，就得接受這種教育。

第二個系列是關於孝子。漢代人講孝，一般指父子關係，可是武梁祠里表現的主要是母子關係，而且圖像中好幾個都是寡母。設計者甚至為此改變原來的故事情節，比如《孝子傳》中記錄了一個叫丁蘭的孝子，刻了亡母的雕像，繼續向雕像行孝。可是在武梁祠上，“刻木為母”變成了“刻木為父”。孝子系列可以看作是父親去世后對兒子的一種期望。

正壁下方中央有一個兩層的樓閣，一個體積很大的人物坐在裡面接見其他人，有的學者認為表現的是死者，而我認為表現的是理想的君主。圍繞著這個中心樓閣都是政治人物，包括大臣、刺客以及王后，組合在一起具有一種政治性質，他們都忠於各自的君主。

總之，武梁祠的安排讓我們發現了一個人，他是一個儒士，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標準，對家人和後代也提出了期望。這樣的個人表現，在美術史里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