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厄德里克

1954年6月7日，凱倫·路易絲·厄德里克生於明尼蘇達州的小福爾斯，在北達科他州紅河谷的一個名叫懷佩頓（Wahpeton）的小鎮上長大，父母都在鎮里一所由印第安事務局開辦的學校里教書。在拉爾夫·路易斯和麗塔·喬安娜（古努）·厄德里克所生的7個孩子中，她是最年長的。在這個關係緊密的家族圈內，她感受到一種與社區的強烈聯繫感，這種感覺在她的每一部小說里都作為主題凸現出來。的確，厄德里克一直特別與自己的家庭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她在《羚羊妻》（The Antelope Wife）作者的志謝中提到，她父親對她的書作了文字編輯。她的兩個姐妹海德（heid）和麗絲（Lise）也寫詩寫小說，事實上，海德已經與她的大姐合作寫書了。

厄德里克對童年探訪祖父母有著許多美好的記憶，某些這類回憶出現在她的作品之中。比如，她父親的德裔父母在明尼蘇達州的小福爾斯（她出生在這個小鎮上）經營一家肉鋪；在第一版的詩集《篝燈》（Jacklight）中，厄德里克在題為“肉商的妻子”卷本的一段中描繪了一個小鎮肉鋪的情景。（她把這些詩歌獻給她波蘭繼外祖母瑪麗·科爾。）《甜菜女王》(The Beet Queen)的讀者發現在這本小說中對一家肉鋪的描寫非常突出。這同一家肉鋪也出現在《痕迹》(Tracks)和《燃情故事集》（Tales of Burning Love）中。在《羚羊妻》中，這種家庭商店的概念用一家麵包店的形式來表現。

厄德里克的奧吉布瓦和法裔外祖父母住在北達科他的龜山保留地，她的外祖父帕特里克·古努在那裡當過部落頭領。古努還當過宗教儀式禱告人和帕瓦儀式的舞者，他也是一個優秀的說書人，厄德里克特別回憶起他講述的“大蕭條時期”的故事，以及他是名叫“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的經歷。家族在20世紀30年代艱難時期的故事給厄德里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愛葯》（Love Medicine）和《甜菜女王》的場景中，她爽快地承認“有許多大蕭條”（《瓊斯》6頁）。

少年時期，厄德里克傾聽瓊·貝茨【註：Joan Baez（1941—），美國民歌歌唱家和政治活動家，反對越戰，積極參加對政府持異議的運動。】的演唱和演講，當她從父親那裡得到一些軍服時，就用“穿著滑稽”（《吶喊者》（Cryer）81頁）來試驗生活。（然而，她也是她那所高中摔跤隊的拉拉隊隊員，也許，她就是從那裡學會“風擋雨刷波”的[BQ331]，多特·阿代爾在“甜菜女王遊行”中使用了它。）厄德里克在高中時閱讀了詩歌，她也繼續寫作，在一系列的日記中記錄她的觀察和經歷。

1972年她決定去達特默思學院學習，在這之前，她從來沒有離開過家庭，從來沒有長途跋涉遠離家園。

厄德里克進入達特默思的那一年，這所學院在新罕布希爾州的漢諾佛校區（Hanover campus）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厄德里克是該校首批招收的女學生中的一員，另一方面，就在這一年，達特默思設立了一門新的學科：土著美國學。達特默思創建於1769年，原先將其辦學宗旨界定為服務於“印第安青年和其他人的教育事業”（《忠誠》116頁），但是，自從它創辦以來，在該校的畢業生中實際上只有12名土著美國學生。路易絲·厄德里克是在達特默思遇見了邁克爾·多里斯的，後來她嫁給了這個男人 —— 1997年，邁克爾結束了自己生命了。多里斯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類學家，達特默思聘用他負責該校新設立的土著美國學，因此，1972年也是他在達特默思的第一年。儘管在大學期間厄德里克主修英語和文學創作，她也選修了土著美國學的一些課程，並且開始對她自己奧吉布瓦的身世產生了興趣。正如她後來所說的那樣，達特默思的土著美國學強調“保持你的傳統的重要性”（王，“採訪記”33頁）。

厄德里克從達特默思畢業后，花了兩年時間積累工作經驗，隨後考進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生院。在她家鄉的州里，她為北達科他藝術委員會工作，是一名訪問詩人和教師。厄德里克訪遍了全州，在學校、監獄和醫院裡舉辦講習班，同時用她的空餘時間進行自己的創作。在這些早期的歲月里，她也當過女招待、救生員、甜菜除草工、黃瓜採摘工以及建築工人 —— 所有這些工作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為她日後創作小說提供了寶貴的經驗。1977年夏天，她在內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創作一部有關北部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的大眾文化教育電視紀錄片，這次經歷為她提供一次機遇，使她能進一步加深自己對土著美國種族不斷增長的興趣。

20歲那年，厄德里克明白她想成為一名作家。她的工作經歷使她培養成很難容忍工作單位“當權者”的習慣，她意識到自己“想把握一切可能的機會享受工作的樂趣”（《查夫金和查夫金》233頁），她會尋找那些給她帶來最大滿足的工作。公眾對她作品的第一次認可發生在她還是一名達特默思本科生的時候。1978年，她成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文學創作碩士班的學生，1979年獲得碩士學位。在讀研的時候，厄德里克創作了許多詩歌，這些詩歌後來發表在《篝燈》一書中，她也開始試驗用“進行式小說（novel-in-progress）”創作小說，取名《痕迹》。在很多年中，厄德里克隨身帶著她《痕迹》的手稿，不時從中摘取段落用在其它書中。最後，在她發表了《愛葯》和《甜菜女王》之後，她又回到自己的第一部小說上，對它進行了重塑。《痕迹》終於在1988年出版了。

研究生畢業后，厄德里克遷居波士頓，在那裡成了一份由波士頓印第安委員會出版的報紙“圓圈（The Circle）”的通訊部主任和編輯。在波士頓，她在一個城市印第安居住區工作，發現這種經歷與她早年在印第安保留區的土著美國人生活有相當大的不同。在那裡，她遇見許多像她一樣的混血兒，並且意識到她自己的土著傳統是她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她想描寫的某種東西。她說，事實上她開始發現自己“被迫”撰寫自己作為一名混血土著美國人的經歷。正如她告訴邁克爾·舒馬赫的那樣，“我沒有選擇素材；是素材選擇了我”（《舒馬赫》175頁）。

1975年，厄德里克回到達特默思作了一次詩歌朗誦，就在那次朗誦會上，她重續了與邁克爾·多里斯的友情。詩歌朗誦會結束后，她與邁克爾·多里斯促膝談心，隨後開始相互寫信。他們的通訊一直延續至1980年的整個年份；那一年，多里斯在紐西蘭的奧克蘭大學講學，而厄德里克則在新罕布希爾州的麥柯道爾聚居區當研究員。1981年初，厄德里克再次回到達特默思，這次的身份是駐校作家；後來在1981年的10月10日，她與多里斯走進了婚姻的殿堂。結婚後，厄德里克收養了艾貝爾、薩瓦和馬德琳（小鳥）這三個土著美國人的孩子，多里斯單身時就已收養了他們三人。

很快，厄德里克的婚姻也變成一種文學的合作關係，因為在婚後的許多年裡，夫婦倆經常合作撰文出書。這種合作剛開始時是為了賺取一些額外的收入，夫婦倆用筆名“邁路·諾斯（Milou North）”攜手寫浪漫的小說。正如他們後來所解釋的那樣，“‘邁路’是他們兩人名字Michael和Louise無性別的組合詞”；“諾斯（North）”指的是他們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家。在英國，這些故事用《女人》（Woman）的書名發表，特別受讀者的歡迎；在美國，這其中的一些故事發表現在《紅書》（Redbook）中。厄德里克回憶“邁路·諾斯”的筆名時滿懷深情，她補充說“寫作為了碰運氣”（《真心》（Trueheart）115頁），在早年的寫作生涯中，這為她提供了有用的練筆機會。

至於她比較在乎的作品，開始時厄德里克不太願意與別人分享她正在創作的作品。然而，慢慢地，她漸漸相信多里斯的判斷，並且在後來的許多年中，兩人變得習慣於相互評論和編輯對方的作品。多里斯受到妻子的鼓勵，也開始寫作：也許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斷帶》（The broken cord），這是一部他對“胎兒醇中毒綜合征”研究作品，還有他的小說《藍水上的黃筏》（A Yellow Raft in Blue Water）。厄德里克和多里斯經常討論他們書中的人物，厄德里克稱讚多里斯幫助她編排了《愛葯》的敘述順序。事實上，她指出，是多里斯首先看到她獨立發表的短篇故事“等級（scales）”和“紅色摺篷汽車（The Red Convertible）”也許的確應該成為一部更長作品的一部分。“邁路·諾斯”的歲月過後很久，厄德里克和多里斯再次直接合作；他倆一起寫了《哥倫布的皇冠》（The Crown of Columbus），這是唯一一本他倆共同署名的小說。

《哥倫布的皇冠》發表在1991，就在哥倫布500周年紀念的前一年，它既是一部歷史小說，又是一個神秘—探險和浪漫的故事，其情節的核心是達特默斯教授維維安·圖斯塔和羅傑·威廉斯的愛情故事，他們像哥倫布一樣進行探險航行，也像哥倫布一樣最後在巴哈馬群島終結。維維安和羅傑在尋找哥倫布日記中缺失的一頁，以及據說是哥倫布帶到新世界的一頂金色的皇冠。這兩位勇敢無畏冒險家在探險中冒著生命的危險，但是他們的探尋最後使他們每人對自己和各自都有巨大的發現。對於維維安和羅傑來說，尋找哥倫布的遺物也是尋找對航海家他自己的一種理解，通過他倆對哥倫布性格的解讀，讀者們漸漸深入了解了圍繞哥倫布本人的許多秘聞趣事。在《哥倫布的皇冠》中，維維安和羅傑的確發現了“歐洲給美洲的禮物”（CC 490），那就是哥倫布所攜帶的皇冠，它不是個金色皇冠，而是個“荊棘冠”（CC 492），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所戴的頭冠。因此，哥倫布帶給新世界的禮物是土著美國人在與歐洲基督教徒接觸之後遭受苦難的一種象徵。

在創作《哥倫布的皇冠》期間，厄德里克和多里斯相互逗樂，樂此不疲。每人都會寫小說的一節，然後將手稿給對方看。儘管他倆都記住了相互商定好的小說構思，但是隨著小說創作的進展，故事情節的許多特殊細節還在不斷地演化擴展。比如，厄德里克說她遞給多里斯故事情節中一個特別具有挑戰性的曲折，她寫了一段場景：羅傑從即將沉沒的橡膠筏上跳進滿是鯊魚的水域中，橡膠筏上還載著他年幼的女兒。後來她說，多里斯泰然自若地迎接了對他的挑戰。評論家西比爾·斯坦伯格（Sybil Steinberg）將《哥倫布的皇冠》說成是一個“輕鬆浪漫的探秘故事”（《斯坦伯格》60頁）；在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厄德里克和多里斯又恢復了他們用筆名“邁路·諾斯”寫早期浪漫故事的協作風格。

多里斯不僅是厄德里克可信賴的合作者，而且在他們婚後不久，宣布他也是厄德里克的代理人。（為此目的，他甚至還準備了有適當抬頭的信箋信封。）他認真熱誠地代表厄德里克工作，他的第一個重要突破發生在1983年，那一年，亨利·霍爾特公司同意出版《篝燈》。兩年前，他也曾鼓勵厄德里克去競爭“納爾遜·阿爾格倫小說獎（Nelson Algren Fiction Award）”，而厄德里克在當時主要寫短篇小說。夫婦倆得到這一評獎消息時離最後期限只有幾天了，但是，厄德里克卻把自己關在廚房裡，埋頭創作“世界最偉大的漁夫”，後來她將這則故事用作《愛葯》的開篇。厄德里克果真在1982年贏得了這個素負盛名的獎項，正是因為獲了這個獎，她才真正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

《篝燈》的出版商霍爾特也在1984年秋季出版了《愛葯》。肯尼思·林肯指出，在印刷史上，《愛葯》“所獲得的文學獎超過了”任何一部其他書籍（《林肯》209頁）。在它眾多的獎項中，《愛葯》獲得了“全美圖書批評家協會最佳小說獎（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Best Fiction）”。接著，兩年後，厄德里克發表的第二部小說《甜菜女王》再次被這同一個獎提名。除了她的小說獲得各種各樣的獎勵，厄德里克的詩歌和短篇小說也已經得到了承認。比如，她已經獲得了詩歌領域的“手推車獎（the Pushcart Prize）”，她的短篇小說獲得了“歐·亨利獎（the O. Henry Prize）”。她的一些短篇故事也已被收入《最佳美國短篇小說》系列叢書。厄德里克已成為“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譯：Guggenheim Fellowship，一種由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提供給學者、作家、藝術家的研究金，由Daniel Guggenheim之弟、美國企業家兼慈善家John Simon Guggenheim建立）的獲獎者，1992年，她獲得了“西海岸文學聯合會(the Western Literary Association Award)”。

1995年，厄德里克發表了一部傳記，名叫《藍色傑伊的舞蹈》(The Blue Jay's Dance)，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她生活的一個側影：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起的厄德里克，既是母親又是作家。在這個時期，厄德里克發表了6部小說（每兩三年出一部），與此同時，她也在撫養6個孩子—— 除了夫婦倆收養的3個孩子外，厄德里克和多里斯又生了三個女兒：佩西亞、帕拉絲和阿扎。《藍色傑伊的舞蹈》是獻給她自己生育的3個女兒的，它將許多流逝的歲月一同描繪成一部著作。故事從冬天一個孩子的出生開始，隨後敘述那個孩子生命第一年的各個季節。在忙碌的家庭事物中，厄德里克找到了獨自的閑暇時光，在家宅外自然風光比較恢宏的環境中凝神思索，思考母親和作家這兩個角色之間的相似之處。

20世紀90年代的10年是以厄德里克—多里斯這個家庭的悲劇開始的。1991年，他們最大的孩子艾貝爾被汽車突然撞死。艾貝爾患有精神和身體兩方面殘疾，嚴重胎兒醇中毒綜合征的癥狀非常明顯，發生交通事故的時候年僅23歲。（在《斷帶》[1989]里，多里斯記敘了他兒子由於這種病情纏身一生苦苦掙扎的情況）幾年後，1996年，厄德里克與多里斯在經歷了15年的婚姻生活後分離了，來年4月，多里斯自殺身亡。

圍繞著多里斯的自殺有某種神秘的說法，當然，還有許多謠言，因為厄德里克和多里斯是著名的文學伉儷。後來，厄德里克透露，多年來，她丈夫時不時會發作憂鬱症，或者時常失眠，事實上，“從他們婚後第二年起他就有自殺傾向”（《瓊斯與斯通》82頁）。在他們婚姻的最後幾年中，厄德里克與多里斯、他們較大的孩子薩瓦（傑弗里）以及馬德琳發生爭吵，為此她感到苦惱不已。在這對夫婦分離期間，多里斯受到虐待兒童的指控。他死後，警察指控他的調查檔案被永久封存了起來，厄德里克恢復了她與薩瓦和馬德琳的聯繫。厄德里克將多里斯死後發表的《羚羊妻》獻給了路易絲？厄德里克的5個孩子，還有一個給讀者的序言：在序言里，她聲明，她的小說情節中確實描寫了一起自殺，但小說是在她丈夫死前寫成的——現在，他的家人“深情地懷念著”他。

厄德里克和她3個年幼的女兒目前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離她父母在北達科他的家僅幾個小時車程。馬德琳也住在城裡，她和她母親經常團聚。厄德里克繼續在寫作，她也學習彈奏鋼琴和印第安人的奧吉布瓦語（最近發表的短篇故事“彈奏肖邦的裸女”表露出厄德里克對鋼琴的痴迷。）除了她的其他寫作計劃外，厄德里克正在創作她的第二部兒童讀物；她的第一部兒童讀物《祖母的鴿子》（Grandmother's Pigeon）發表在1996年。很久以來，厄德里克一直對傳統的奧吉布瓦珠飾和卷緯手工藝感興趣；她喜歡在安大略的馬尼托林島上度過時光，在那裡，一群藝術家製作傳統的豪豬羽毛管工藝品。

厄德里克作品所反映的厄德里克背景情況

厄德里克是作為詩人開始她成熟的文學生涯的，在她抒情散文中可以找到她背景情況的證據：她對意象和隱喻的熟練使用，她在其小說中使用定型式的設計和中心人物反覆出現的手法。1980年，當她開始意識到起作用的敘事要素，意識到“除非你是個約翰·彌爾頓，否則詩歌中沒有足夠的空間”（《格蘭瑟姆》23頁）去充分講述她的故事時，她開始從詩歌轉向小說。厄德里克從創作詩歌轉向寫短篇故事，因為，正如她在談論敘事時說的那樣，她最終將這些敘事要素一起用在了《愛葯》中。開始時，她並沒有看到“一系列情節片斷可連成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當厄德里克能夠清楚地看到她那些一個個獨立的小故事如何被“相互協調，融為一體”（《格蘭瑟姆》16頁），形成一個更加宏偉的敘事體系時，她從短篇故事形式轉向了小說形式 - 在這裡，厄德里克也發現了一種更大的起作用的構思，因為她的5本小說都相互聯繫。

所有厄德里克小說的讀者們能夠很容易地發現她的小說構思相互聯繫，能夠注意到這些小說中一個個重複敘述故事的變化形式。這種文本結構的相互交融在她的頭5本小說中最為明顯，甚至在敘述與她早期小說不同場景和一組不同人物的《羚羊妻》中，也提到了北達科他系列小說中的“掠奪者家族（Pillager family）”。例如，厄德里克作品中文本構思的相互聯繫超越了她自己的小說世界，因為《賓果宮》（The Bingo Palace）中簡略間接提及了艾達，艾達是邁克爾·多里斯的小說《藍水上的黃筏》中的一個人物。唯一的一部與其他小說毫無聯繫的作品是厄德里克與多里斯合寫的《哥倫布的皇冠》。

肯尼斯·林肯和無數其他的批評家把厄德里克的作品描寫成一種“返璞歸真”文學（《林肯》209頁），這就是說，一種家園感和地域感發揮重要作用的小說。除《哥倫布的皇冠》外，厄德里克的所有小說都以美國中西部的幾個州為背景，那裡是她成長的地方。儘管她在美國東部生活過許多年，厄德里克北達科他和明尼蘇達州平坦廣闊的依戀牢牢根植於他的血液之中。她曾在一次訪談中說，“去體會……那種平坦廣闊非常有益於人的心靈”（王，《訪談錄》，53頁）。“返璞歸真”的確是厄德里克作品的一個中心主題，這種思想反覆表現在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他們尋求找到或者回到屬於他們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是家。在厄德里克的文學想象之中，很清楚，那個地方就是美國大平原廣闊平坦的空間。正如她所說，她的小說“充滿著思鄉之情或對開闊空間的渴望”（《瓊斯》6頁）。

路易絲·厄德里克從小信仰天主教，這種信仰也反映在她的作品之中，她作品中的許多土著美國人物被描寫成改變原來信仰的天主教徒，他們也加入自己傳統文化的宗教信仰體系。的確，厄德里克為這種雙重宗教信仰找到了一個模特兒，那就是她的外祖父帕特里克·古努，他“既信仰天主教又信仰傳統的奇帕瓦宗教”（《吶喊者》81頁）。正如厄德里克所說的那樣，對她外祖父來說，天主教和奧吉布瓦信仰如此徹底融合在一起以至於“他會為[教堂]授神職禮儀做吹奏儀式”（《布魯查克》（Bruchac）99頁）。像古努一樣，厄德里克小說中的人物生活在兩種宗教傳統中，在《痕迹》中，她找到了考慮這種歷史環境某些含意的機會。

厄德里克不僅將她從孩提時代起就熟悉的自然景色融入她的小說，而且也描寫了生活在那裡的人們—土著美國人祖先的土地變成了明尼蘇達州和北達科他州，斯堪的納維亞、德國、波蘭和蘇格蘭的移民遷移到這一地區。的確，她小說中人物的姓名代表了所有這些種族的特點，當然也包括了她自己德國、奧吉布瓦和法國種族的祖先。關於厄德里克的土著美國傳統，她小說的讀者們讀到了用來指她家人的3種不同姓名。在《痕迹》中，“老納納普什（Old Nanapush）”將他部落的人說成是“阿尼希納貝（anishinabe）”，的確，這是居住在美國大湖區的阿爾袞琴人在與歐洲人接觸以前他們中間使用的名字。在土著人與歐洲人接觸之後，歐洲人開始稱阿尼希納貝人為“奇帕瓦人”（指那些居住在蘇必利湖南面的土著人）或者“奧吉布瓦人”（阿尼希納貝人在北部的幾個分支），法國皮毛商稱他們為“索爾託人”。在她的早期以北達科他為背景的小說中，厄德里克經常使用“奇帕瓦”這個詞語，後來，當她將小說的背景移至明尼蘇達時，她把這些人稱為“奧吉布瓦人”。

儘管厄德里克在她的小說人物中描繪了各種族群，但她也把反對土著美國人和其他任何一個民族形象模式化的任務看成她當作家工作的一部分。她希望讀者會像他們能理解和熟悉的人那樣去接受這她所塑造的人物，同情他們 - 即便像馬爾科姆？瓊斯說的那樣，這些人物的“瑕疵多於光環”（《瓊斯》6 頁）。在一次與勞拉·科爾泰利（Laura Coltelli）訪談的時候，厄德里克詳盡地表達了她的慾望，她要勇敢地改變那些模式化的土著美國人形象，她說，“我希望能夠把土著印第安人描繪成有同情心的人物，非刻板化的土著人，沒有一個非印第安人會認同的人物”（《科爾泰利》26頁）。

那些構成厄德里克小說的各類人物毫無疑問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瑕疵”和所有其他一切都是她小說中所描繪的社區風貌的組成部分。換而言之，厄德里克的小說從來沒有在一個故事裡集中寫一個中心人物，而是給讀者展示一個社區，在那裡，許多人物的生活和故事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確，不止一個批評家指出，對於厄德里克來說，社區是小說中的“主角”（王，《路易絲》，173頁）。她所有作品中表達出的強烈社區意識顯然反映了作家自我經歷和背景的特點：她在一個小鎮里的成長和她自己對家庭和社區的忠誠。

路易絲·厄德里克從兒童時代起就一直在講述她的故事，對於她來說，寫作一直是一件畢生付諸全部精力的事情。她發表了詩歌、散文、短篇故事和小說——的確，除戲劇外，她涉獵了文學的所有題材（儘管在童年時代，她喜歡與兄弟姐妹一起表演過幽默小品）。她試圖每天寫作，而且常常同時創作好幾個作品。她說，找到第一個句子、一個有震撼力的人物形象或者一個有意義的標題對她來說很重要，當這些靈感來了的時候，她就將它們記下來：她將《等級》的第一句草草寫在了旅行餐巾上，她父親第一次乘坐觀光飛機的經歷為《甜菜女王》提供了人物形象。厄德里克創作小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寫的，不一定按以後小說發表時的順序寫，當她一節一節寫作的時候，有趣的聯繫常常會自己冒出來。比如，當她幾乎已經完成《甜菜女王》的時候，突然發現沃萊士特（wallacette）這個人物事實上是《愛葯》的多特·阿代爾。有了這種發現，厄德里克加強了她5本北達科他小說之間的聯繫，這些小說都是一個“很長很長故事”的組成部分。

厄德里克曾先後獲納爾遜·阿爾格倫短篇小說獎、蘇·考夫曼獎、歐·亨利小說獎（6次）、全國書評家協會獎、《洛杉磯時報》小說獎和司各特·奧台爾歷史小說獎等文學大獎。

2009年4月，其第12部小說《鴿災》（The Plague of Doves）入圍普利策小說獎的最後競逐，並獲得明尼蘇達州圖書最佳小說獎。

2010年，厄德里克的第13部小說《踩影遊戲》（Shadow Tag）一經付梓，便在美國國內引起新一輪的厄德里克閱讀熱。

《波士頓星期日全球報》評價該小說是一部“節奏飛快、藝術高超、思維理性、心理分析深刻的小說。小說的原歷史很好地展演了愛的併發症，這是其他小說難以企及的。”

《費城問詢報》認為該小說“讓人難以釋手。它因一個並不為讀者所明見的扭曲而有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結局，悲劇被轉化成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