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橋兵變

吳橋兵變

吳橋兵變是發生於明朝崇禎年間的一次兵變。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后金首領皇太極率軍圍困明帝國邊境的大凌河城3萬餘軍民,身處登州的登萊巡撫孫元化奉崇禎命派遣孔有德等人自陸路支援遼東。同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在北直隸的吳橋突然舉兵造反,兵戈回指,連陷山東諸縣,最終攻克山東重鎮登州並包圍萊州。明朝調集各路援軍,耗費18個月才最終打敗了這伙叛軍。叛軍首領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狼狽逃竄,最終浮海投降了后金。

吳橋兵變出現在明清易代的關口,是一場十分值得研究的戰役。這場戰役徹底改變了雙方的軍事平衡,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之後明清交戰的作戰方法。明朝末年爆發的吳橋兵變席捲大半個山東,雖被平定,但最終以叛將孔有德渡海歸降后金而結束。這次兵變,不僅使正處於國力衰弱時期的明朝雪上加霜,更"是明清鼎革戰爭中勝負的重要關鍵之一",對明末清初的政治軍事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簡介


崇禎三年(1630年)一月,孫元化隨孫承宗鎮守山海關,三月加山東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萊二州巡撫。后袁崇煥毛文龍,於皮島的毛文龍舊將嘩變,孫元化接收了皮島的叛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應元諸將。孔有德被任命為騎兵參將,耿仲明則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祖大壽受困大凌河城(今遼寧錦縣)內。孫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騎趕赴前線增援,然登州遼東兵與山東兵素不和,孔有德抵達吳橋時,因遇大雨春雪,部隊給養不足,又部隊行抵吳橋時,與山東人屢有摩擦,縣人皆閉門罷市。有一士兵強取山東望族王象春家僕一雞,該丁被“穿箭游營”。於是士兵擊殺該家僕,事後象春之子不肯罷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孫元化給的市馬錢花盡,恐遭非議,於是搶劫嘩變。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應元父子的煽動叛變,在山東境內連陷數城,黃龍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稱“吳橋兵變”。廣東道御史宋賢上疏抨擊山東巡撫余大成、孫元化:“登萊撫臣孫元化侵餉縱兵,貪穢已極。其所轄士卒,數月間一逞於江東,則劓截主將;再逞於濟南,則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 ,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指責孫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說張燾“卸罪於波濤,借詞於風汛”。
后孔有德倒戈殺回山東半島,連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城,率兵直趨登州。孫元化急令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遺總兵官張可大發兵抗擊,以兩路成合擊之勢。但張燾部與孔有德舊職,張燾的兵卒隨即投入孔有德行列。崇禎五年(1632年)一月登州便告失陷,擄獲了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兩、紅夷大炮二十餘位,西洋炮三百位。總兵張可大斬殺其妾陳氏后,上吊自盡,孫元化自殺未成,不向叛軍妥協,城中葡萄牙人有西勞經、魯未略、拂朗亞蘭達、方斯谷、額弘略、恭撒彔、安尼、阿彌額爾、薩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彔等12人死亡,15人重傷。孔有德念舊,崇禎五年(1632年)二月將元化和宋光蘭、王徵、張燾等人放還。孫元化與余大成、張燾回到京師,為政敵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兵科給事中李夢辰所陷害,元化送鎮撫司,獄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餘”。首輔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於徐光啟,終無法挽回。
崇禎五年(1632年)八月孔有德兵敗於沙河的祖大弼、張韜等關外兵,萊州之圍遂解。崇禎六年(1633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從鎮江堡(臨鴨綠江出海口)降后金,降書曰:“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協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乎?”皇太極出郊十里迎接,日後成為大清南下橫掃千里的大軍。

背景


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極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遼寧錦縣),祖大壽受困城內。孫元化急令孔有德以本部由海路抄襲建州叛軍後路——耀州(今營口附近)。但遇到風浪,未能成功。孫元化大怒,復令孔領八百騎由陸路趕赴前線增援。

過程


中計嘩變

然登州遼東兵與山東兵素不和,孔有德抵達吳橋(今河北省滄州市吳橋縣,當時屬於山東)時,因遇大雨春雪,部隊給養不足,又部隊行抵吳橋時,與山東人屢有摩擦,縣人皆閉門罷市。有一士兵強取身為山東望族,東林黨幹將(《東林點將錄》內稱“浪里白條”)的王象春之家僕一雞,該丁被“穿箭游營”。於是士兵擊殺該家僕,事後象春之子不肯罷休,要求查明真相。此時,把孫元化給的市馬錢花盡的李九成正好歸來,恐遭非議,於是乘機煽動眾人搶劫嘩變。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應元父子的煽動,在吳橋發動叛變,在山東境內連陷數城,史稱“吳橋兵變”。而此前不久皮島的東江軍也發生兵變,本來就與他們不睦的東江總兵黃龍遭叛兵割去耳鼻,幸得素與孔有德的不和的東江軍尚可義等部救援方得免。於是廣東道御史宋賢上疏抨擊巡撫余大成、孫元化:“登萊撫臣孫元化侵餉縱兵,貪穢已極。其所轄士卒,數月間一逞於江東,則劓截主將;再逞於濟南,則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指責孫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說張燾“卸罪于波濤,借詞於風汛”。朝中布滿指責孫元化,潛攻東林出身之大學士周延儒和廢止東江、登州兩鎮的聲音;另一面,朝中東林分子和支持孫元化的一派,則心存僥倖,主張招撫叛軍。日後朝廷舉棋不定,幾乎放任山東糜爛的局面,與朝中此種內鬥不無聯繫。

事態擴大

叛亂后,孔有德遂倒戈殺回山東半島,連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城,率兵直趨登州。其間,山東巡撫余大可託疾數日不能出,等到實在不得已了,才派遣中軍沈廷諭、參將陶廷鑨率數千人往御叛軍於阮城店,但山東兵不堪一擊,“皆敗而走”。大成驚恐萬分,於是一下子變成了“主撫派”,極力避免交戰。
與此同時,與孔有德交好的東江鎮旅順副將陳有時和廣鹿島副將毛承祿(毛文龍從子)也起兵響應,該部一舉發展為七八千人的大軍,一度割據半個東江鎮,企圖與山東叛軍南北呼應,一舉建立一個遼東武人自己的國家。總兵黃龍一時間居然只剩下皮島單基地和幾個游擊在苦苦支撐,“急遣尚可喜、金聲桓等撫定諸島,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誅叛黨,縱火焚其舟” 。陳有時、毛承祿不能抵擋,敗走登州與叛軍主力回合,留下部下高成友防守旅順,以阻斷斷關寧、天津兩鎮來的援軍,為叛軍贏取時間。黃龍調動游擊李維鸞偕尚可喜等擊破,立即移軍駐紮其地,援軍才得通暢。此後,黃龍遂率本軍經營該堡,主持北線平叛戰局,直到次年七月敗亡。而留東路於副將沈世魁等毛帥“外戚”。
叛軍逼近登州,孫元化急令總兵官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遺總兵官張可大發兵(本部援遼浙軍)抗擊,以兩路成合擊之勢。但張燾與孔有德是老戰友,開始交戰後其兵卒隨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張可大部自是大敗。與孔有德是舊交的登州中軍耿仲明、陳光福等人,立即舉火開門,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登州便告失陷,擄獲了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兩、紅夷大炮二十餘位,西洋炮三百位。總兵張可大斬殺其妾陳氏后,上吊自盡,孫元化自殺未成,不向叛軍妥協,拒絕稱王(時孔有德自稱都元帥,封手下為總兵等職務,似有自開一國的打算)。城中葡萄牙軍事教官有西勞經、魯未略、拂朗亞蘭達、方斯谷、額弘略、恭撒錄、安尼、阿彌額爾、薩琮、安多、兀若望、伯多錄等12人死亡,15人重傷。孔有德念舊,五年二月將元化和宋光蘭、王征、張燾等人放還。孫元化與余大成、張燾回到京師,為政敵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兵科給事中李夢辰所舉發,詔送鎮撫司,獄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餘”。首輔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於徐光啟,終無法挽回。
崇禎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孫元化與張燾同被處死。宋光蘭和王征、余大成充軍。叛軍在攻陷登州后,開始部署營伍、偽授官爵,並鑄“都元帥”印,推原官階較高的李九成(參將)為首、孔有德(游擊)為副,耿仲明(游擊)則自稱都督。此因在吳橋初叛之時,是由李九成和李應元(千總)父子劫有德而叛,且返登沿途攻破六城時,皆以九成為前驅,故有德雖為叛軍的直屬帶兵官,但卻以“九成父子材武,且有首事之勛”而讓先。李九成外號“三大王”,尤長於鳥銃,“可擇人命中”,時人有稱:“雖孔有德肇亂於吳橋,而造謀桀鷔,為眾逆之所推戴者,李九成實居孔有德之右,故其挺身率賊,抗我王師,兇惡至極。”知李九成初確為叛軍之首腦。
較晚成書的清代文獻則多稱當時乃以孔有德為都元帥、李九成為副元帥,且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變時原均任參將,此或因九成早死,且孔、耿二人在降清之後飛黃騰達,而遭阿諛者蓄意竄改所致。另一方面,在康熙《新城縣誌》中,則因叛軍陷城時曾殺戮甚慘,故編纂者只稱兵變的帶頭者是“李九成等”,而未敢言及孔、耿。
叛軍曾將搜刮的財物撥出萬金來犒賞遼東沿海諸島,誘令同反。此一策略相當成功,如遼東半島沿岸的鹿島、石城島等地的兵民均叛,但旋遭鎮守在皮島的黃龍敉平。由於黃龍原住登州的家人均在城破時被殺或被俘,孔有德遂遣石盡忠假持黃妻劉氏的金簪為信物,欲說降已攻抵長山島的黃龍,但黃龍不受威脅,力殲叛黨,並直趨旅順。在黃龍的圍剿之下,欲叛離的島眾紛紛渡海至登州,其中即包括毛文龍諸義子之首的廣鹿島副將毛承祿;而陣容最浩大者,則是旅順將領陳有時(先前名毛有侯)所率領的七、八千人,有稱初叛於吳橋的兵士原即多為陳有時的部下,孔有德因此應允在攻破萊州后,所得盡歸其眾。

出兵平叛

山東巡撫余大成聞登州已失,卻束手無策,唯閉戶修齋誦經,被人譏之為“白蓮都院”。崇禎五年(1632)正月十三日,叛兵破黃縣。余大成遭革職,尋遭逮治。二十九日,總兵楊御蕃率通州等兵、王洪率天津兵與叛軍在掖縣八十裡外的新城鎮接戰,當時叛軍有騎兵五千名、步卒萬餘,明軍只有騎兵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結果王營未戰先潰,叛軍且取其火器以攻楊軍。明軍最後星散四潰,僅御蕃率親軍三百人退抵萊州。
五年二月初一日,徐從治和謝璉兩撫俱抵萊州。初三日,叛軍至,在城四周紮營十多處,開始長期的圍城戰,守城的兵丁總數共約四千名。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劉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師向萊州進發,共調集薊門、密雲等地的援兵和義勇鄉兵,凡馬步兵二萬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禎帝還特遣中使送紅夷大炮六門至沙河交付援軍。但因劉等統帥均不諳兵事,人馬雜揉,紀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輜重亦遭敵焚毀,終在沙河兵潰,被擄者無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為叛軍所有,巡撫徐從治亦於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萊州府推官屈宜揚自入叛軍寨中講撫,屈氏此舉或得到劉宇烈的默許,劉氏於五月十六日還為此事具本題撫,但戶部尚書畢自嚴、戶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御史王萬象等人均上疏力排撫議,或稱:“孫元化乃以甘言啖賊,借名激變,特倡一撫之說……猶甘心囚首詭計入都,欲始終用撫之一著,以緩須臾之死。”或稱:“非逆賊欲撫,乃敗事之孫元化欲撫也;亦不獨孫元化欲撫,乃左右護庇元化者之皆欲撫也。”前述的畢、劉、王等官員均為山東籍,其主剿的重要原因應均是痛心鄉里遭叛軍荼毒至慘。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備道朱大典奉命巡撫山東,駐青州調度。由於先後參與剿賊的大將已有天津總兵王洪、保定總兵劉國柱、通州總兵楊御蕃、薊門總兵鄧玘、登州總兵吳安邦、昌平總兵陳洪範、東江總兵黃龍以及義勇總兵劉澤清,但均無能奏功,且叛軍嘗私語曰:“殺山東兵如刈菜,無奈我何!各鎮兵咸非吾敵,惟慮關外兵耳。”劉重慶以及王萬象乃於六月初五日同時疏請調派關外的精銳入援。
初九日,諭旨乃調山海關及寧遠等地的夷、漢精銳四千八百餘人入關,由太監高起潛監護軍餉,總兵金國奇為帥,下轄靳國臣、祖大弼、祖寬、張韜、吳襄吳三桂等名將。其中由投誠的滿洲等少數民族所組成的夷丁部隊,是首度深入內地,其戰鬥力特強。叛軍或聽聞此一新發展,乃經由屈宜揚表示願受撫,劉宇烈在將此一情形上奏后,奉旨一方面“勵集援師,亟解萊圍”,另一方面,如叛軍確實真心輸誠,應命其提出自贖之道,劉氏遂令孔有德立解萊城之圍以示誠意。
七月初二日,叛軍聲言撫事已成,兩軍不必放炮,為取得官軍的信任,孔有德還將一名試炮的部下割耳游營。初五日,劉宇烈差官齎聖旨至孔營,有德要求面見謝璉始定解圍和開讀聖旨之期。初七日,在萊州城外宣旨之後,朱萬年竟遭誘殺,謝璉亦被執。初十日,東撫朱大典和新任之山東巡按謝三賓奉命速赴行間督諸將進剿。二十二日,叛將陳有時在攻平度時被殺。二十三日,震怒之崇禎帝將孫元化和張燾棄市,宋光蘭以及王征遣戍,熊明遇則解任聽勘,並且派人拿解劉宇烈至京究問。
崇禎五年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在昌邑誓師,合二萬一千名馬步兵,分三路進軍。十九日,在距萊城五十裡外的沙河發生會戰,叛軍大敗東遁,萊州之圍遂解。是役雖捷,但殺敵不多,惟叛軍撤回登州者亦不及十分之三,其餘均乘機四散逃逸,在當時所擄獲的兵籍簿上列有叛軍共九萬餘人,知此亂的規模實非等閑。而遭圍城逾半年的萊州之役成功牽制了叛軍主力,令其無法流竄它處,應是敉平吳橋兵變的轉捩點。
吳橋之變過程中雙方所動用的火炮規模,是中國戰場上前所未見的。如崇禎五年正月,總兵楊御蕃與叛軍在新城鎮進行野戰,叛軍即動用了紅夷大炮五門和大將軍三百餘門;而楊軍亦配置有三十餘門大炮,惟其中二十四門竟然膛炸,可知當時許多明軍仍不十分熟悉新式火炮的操作技巧,此一狀況直到五年二月彭有謨率三百名川兵入援后始有改善。彭氏的火炮知識可能源出曾同樣駐守旅順之張燾,他首先列出各種火炮所應用硝、黃和灰的比例,次將火藥每斤以紙作一包,避免忙中生錯。由於守城時炮口偶需朝下發射,彭氏還要求炮手在放入炮彈之後,以廢紙或舊絮、舊毯塞緊,如此,便無墜脫之虞。當時萊州庫中仍有萬曆年間收貯的硝黃約數萬斤,但因炮彈每天消耗甚大,知府朱萬年遂於三月下旬開始在城內募集以數千斤計之金屬,最多時有工匠五十多人負責鑄彈,但因鐵不足,有時亦鑄銅彈,通常僅足一日之用。另一方面,雖然石彈不能“透木、及遠”,仍令石工繼續削圓石備用。五年二月,叛軍也曾以牛車從登州運紅夷大炮八門至萊州圍城,每門皆重二、三千斤,各用牛四頭;其所用的鐵子(即炮彈)大者如升、小者如拳,重從六至十二斤不等,知各炮的口徑約在十至十二公分間。雖然這些炮相當沉重,但叛軍對搬運似遊刃有餘,他們當時應已熟稔西方傳入的省力滑輪技術,此因在登州擔任監軍的王征,早於天啟七年出版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中,即圖文並茂地詳記舉重物之法。

結果


崇禎五年(1632年)八月二十日,李九成聞萊州兵敗后,遂將軟禁於登州的謝璉殺害。三十日,官兵進抵距黃縣二十里的白馬塘,叛軍傾巢來戰,號稱十萬之眾,其中包含馬兵萬騎;是役,叛軍再度慘敗,有一萬三千人被斬,八百人被俘,至於逃散以及墜海而死者,不下數萬。
崇禎五年(1632年)九月初一日,明軍各路俱至登州開始圍城。登州三面環山,北面向海,為避免遭敵夜襲,明軍乃以數日的時間構築一道長達三十里之圍牆,其高如城,東西兩端俱抵海。由陳洪範、劉澤清率步兵守西牆,吳襄、靳國臣等率騎兵接應;劉良佐、鄧玘等率步兵守南牆,金國奇、祖大弼等率騎兵接應;牟文綬等率步兵守東牆,祖寬、張韜等率騎兵接應。由於叛軍擁有二十幾門紅夷大炮,且李九成素負驍健,常出城搏戰,雙方往往以數千馬步軍配合火炮進行大規模野戰,互有勝負。因城上的火炮威力強大,且防守森嚴(如城中衢路不許遼人以外者任意行走,違者斬之;又,每垛夜間均以五人防守,按更輪替,傳箭警睡;不時還縋人至城外夜巡),明軍數次攻城俱無結果,遂決定採行緊守坐困的策略。
崇禎五年(1632年)十二月初三日,李九成率叛兵出戰時歿於陣,改由王子登替代,因九成勇謀均甚於孔有德,且叛變過程主要的攻守戰役多由他與陳有時擔任前鋒,素為遼人所推戴,叛軍士氣於是大受打擊。崇禎六年(1633年)正月,高起潛在掛榜山(今蓬萊市城南)新築銃城,並用紅夷大炮轟擊城內,令叛兵膽寒,明廷於是決定自北京再趕運四、五門大炮。由於城中日益乏食,孔有德乃於崇禎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遁去,殿後的耿仲明和毛承祿則於十六日潛逃。十八日,官兵攻下水城,叛軍被俘者千餘人,自縊及投海而死者四、五千;至此,始完全收復山東。
崇禎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率叛軍近萬人突圍,棄城登船而逃。駐守在旅順、長山、鹿島的明總兵黃龍,預計孔有德兵敗后必經長山、旅順而投奔后金,早已嚴陣以待,周文郁等也窮追不捨。孔有德部在旅順一帶登陸后,黃龍率兵伏擊,擒獲孔有德部將毛有順、毛承福等人,大敗叛軍。孔有德、耿仲明等率余部逃到蓋州。
崇禎六年(1633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叛軍及家眷10000多人在鴨綠江口與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率領的后金兵會合,被要求剃髮,登萊之亂遂告結束。
由於孔有德帶來了后金急需的艦隊、紅夷大炮及匠人,所以皇太極對他們的投降極為重視,親率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並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見禮”相待,仍以他為都元帥,安置東京(遼陽),自成一軍,稱“天佑兵”,給予特殊待遇,隨後便引后金兵攻佔黃龍所在之旅順。

影響


此戰雖然以明軍勝利告終,似乎是與平定奢安之亂的勝利一起給明軍挽回了一點面子,振奮了一點軍民士氣。但登萊局勢徹底糜爛,山東腹地也遭到蹂躪。明廷喪失兵力數萬人,良將十多員,戰艦、大炮、糧錢無算。從此登萊荒蕪,東江動搖,海上牽制不再被提起,戰略進攻更是無人問津。這恐怕是比后金得到大炮更危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