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任天

余任天先生命運坎坷，一生歷經多種磨難。但他對藝術的追求，殫精竭慮，勤奮創作，耕耘不輟。經過六十餘年的磨礪，終成大業。在繪畫、書法、篆刻、詩文及藝術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儘管生前淵默深穩，不求聞達，但他卻以特有的藝術魅力和偉岸人格，博得了劉海粟、潘天壽、沙孟海等藝術大師的激賞，他各種形式的作品深為社會公眾所鍾愛。

余任天，1908年11月9日（農曆十月初五）出生於浬浦鎮一個農民家庭。家鄉深厚的歷史文化，濃郁的鄉土藝術、民間戲曲和中國書畫的熏陶，給予這位天賦敏感的少年以豐富滋養，使他自小就喜愛寫字畫畫。

1徠924年春，17歲的余任天為求深造，負笈杭州，先後在浙江美術專門學校和浙江藝術專門學校學習西畫。因家境貧困，余任天僅在校讀了兩年半后輟學回鄉，但始終未中輟他熱愛的書畫藝術。在接下來的十餘年裡，余任天先後在諸暨城裡的崇實小學、浬浦的翊忠小學等及蕭山、嵊縣、杭州的中小學擔任美術教師。期間也曾在諸暨、草塔等地和杭州鬻畫。此後，抗戰烽火興起，時在楓橋大東小學任教的余任天，拿起畫筆和刻刀懷著滿腔激情從事抗日救亡宣傳畫創作，當時學校兩旁牆上大幅抗日的壁畫，就出自余任天手筆。

1940年秋，余任天離開家鄉隨復興商業公司浙江分公司輾轉永康、松陽、南平到龍泉，“心兵日夜銷磨盡，回首故鄉尚寇煙”，他憂國思鄉的情感，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充分表露和寄託。

1945年3月，余任天與當時浙江大學龍泉分校的金維堅等人發起創辦印學團體“龍淵印社”，研究印學，在中國的篆刻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抗日戰爭勝利，余任天隨公司遷回杭州。在省立西湖博物館（今浙江博物館）、省立杭州民眾教育館任職，遂定居杭州。這時因生活穩定，交友廣闊，尤其是與黃賓虹、潘天壽、張宗祥等先生相交，向學相益，他的書畫藝術有了質的飛躍。五十年代初，余任天在杭州自設“金石書畫工作室”，潛心於民族傳統繪畫的研究與創作。

1956年，他參加浙江省文聯美術組，他以發展傳統繪畫為根基，深入浙東地區寫生，收集創作素材，將生活、傳統、借鑒三者熔於一爐，探索現代中國畫藝術的新路，創作了一批充滿時代精神的作品。

1959年，余任天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浙江省國畫研究室第一位專業畫家，浙江省美協的專業畫家，他以旺盛的創作熱情，面向生活，深入大自然，積累素材，豐富創作題材，求索山水畫的新意境，呼應社會主義時代精神。

1962年，他為北京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創作了巨幅山水畫《富春江嚴陵瀨釣台》。此後，中國大地面對的是十年浩劫，這十年中，余任天無論遇到任何打擊、折磨都沒有動搖他對藝術的執著，儘管生活困頓、貧目加劇，他始終以堅定的信念，勤奮的實踐為新時期的變法作了準備。十年的動亂結束時，余任天的視力已到幾近失明的狀況，他手中的畫筆卻始終未曾停下。晚年的藝術人生，他超越了自我，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故鄉的山水和雁盪、西湖、富春江是他晚年畫得最多的題材，在他的心目中，作為一位畫家，應該為“山河寫照”，為時代傳神。余任天一生堅守“立身唯直，處世唯真，待人唯誠”的原則，“守清貧、甘淡泊”、“寧寂寞、忘榮辱”是他律己的箴言。他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了藝術，為發展民族的藝術事業默默耕耘了六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以自己的人品藝德和藝術創作贏得了人們對他的仰慕和敬佩。

1984年3月2日，余任天溘然長逝。他一生精湛的藝術創造是留給後人寶貴的藝術遺產。

自幼隨父學習書畫，1924年求學於浙江美術專門學校及浙江藝術專門學校，后因經濟不支兩年半即輟學回鄉，任中小學教師以維生計。1945年後居定杭州，任職於省立西湖博物館及省立杭州民眾教育館。50年代初自設“金石書畫工作室”潛心書畫藝術，1959年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浙江分會專業創作員。學書從顏平原（顏真卿）入手，中年好陳洪綬，后專攻草書。所作氣勢磅礴，不雕不飾，如行雲流水，氣韻生動。學印早年純師漢印，40歲拜鄧散木為師，50年代後期，自出機杼，以古隸入印，多取斜勢，能巧妙處理，求圓於方，方圓結合，剛健婀娜兼而有之。撰有《天廬畫談》 《歷代書畫家補遺》《陳老蓮年譜》等。生前為西泠印社社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杭州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西泠書畫院特聘畫師、杭州逸仙書畫社社長、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一九八五年，先生逝世后，西泠印社、浙江美術學院等聯合舉辦余任天金石書畫遺作展，盛況非凡。

余任天撰有《天廬畫談》、《歷代書畫家補遺》、《陳老蓮年譜》等。一九八五年，余任天逝世后，西泠印社、浙江美術學院等聯合舉辦余任天金石書畫遺作展，盛況非凡。

在余任天的藝術成就中，篆刻創作更是獨樹一幟。他的篆刻取法廣泛，兼容並蓄。在字法上吸取了漢印、磚銘、簡書的特徵，古樸自然。他還善於用隸意行楷入印，不作無謂的盤曲鐐繞、使字法結構顯得簡括明了。隸書和行楷入印，在當代印更上曾經風行一時，今天看來成功者並不多，很少有能像余任天的探索那樣、形成古意森森，異趣盎然，渾然天成的製作。這是他對人印文字駕馭能力的一種體現。他篆刻的刀法猛利勁爽、乾淨利落，融合吳昌碩、齊白石、鄧散木等篆刻大師用刀特徵，不滯泥、不作態，一本自然，營造了神清氣旺、雄健蒼潤的篆刻基礎。在篆刻章法上善於運用大疏大密，塊面對比。同時還擅長用大角度的斜線筆畫、來打破印面的平板，平中寓奇、空靈流動，極有現代感。

篆刻創作的個性化，來自於個性化的創作觀。余任天篆刻創作主張從氣勢入手，這也是他篆刻創作實踐的個性特徵。一般認為，治印要從規矩入手，余任天卻反其道而行之，他認為“應該從放肆粗野入手，有縱橫氣概”（ 《治印管見》）。他用“幼小看看，到老一半”和“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兩句俗語，來說明這個道理。他說治印“初學時，被規矩束縛了，及至眼力腕力衰退的時候，欲求放肆，已是力不從心”。這一點對於一般學印者來說是一種極其深刻的提示，因為它有侼於正統的印學說教，這樣的話一般印人是絕不會輕率出口的。

“大未必佳”的印人大有人在，縱然有多種因素，而對於一生勤勉的“大未必佳”的印人來說，癥結恐怕還在於缺少“縱橫氣概”。尤其是對於書家、畫家、學者等不以篆刻創作為主的人來說，要在有限的創作中自立門戶，以氣概勝確是一個最佳的突破口中。余任天篆刻重視氣概，也在以氣概勝人這一點上獲得了成功，這是他的可貴體驗。

余任天自署“歸漢室主”。曾說“余於金石書法皆以漢為歸”。因此他倡導氣勢、強調放肆粗野，只是一種開端，一個過程。最終要以回歸古典為最高境界。所以他同時又要求在以後的實踐中“化粗野為樸厚，去縱橫為儲蓄，工夫到境，火氣盡斂，真氣內充”，最終達到“穩健圓潤”的佳境。他所倡導的“歸漢”，關鍵在於一個“歸”宇。這些觀念和手法，對於今天的篆刻探索者來說，依然很有借鑒意義。

學養深厚，四藝並修，是使他篆刻達到化境的基礎。潘天壽早年就十分讚賞余任天這一點。他說： “余君善畫，復精篆刻、善書法、工吟詠、經師子淵（經亨頤）雲 ‘芝術不在絕，而在通；不限於書、畫、詩三絕，應加金石為四通 ’。畫能於書、通於詩，而金石實為骨幹，君鍥而不捨，庶幾兼之。 ”余任天在山水、花鳥、人物、書法、詩文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篆刻佳境的臻造，也是眾藝之間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結果。在余任天藝術實踐中，準確地把握了文人篆刻的這一真諦。

莊子說，“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這也是對一位藝術家意志品質的要求。余任天正是具備了這種優秀藝術家應有的稟賦，成全了他篆刻的卓然成就。先生一生困厄勞頓，但他寧靜淡泊，樂於清貧，在現實中超拔脫出，意態自若地在藝術的園地里徜徉求索，體現了傳統文人灑脫風神。其自作詩日“一藝功成豈偶然，人工天分兩相連。還須滋養源頭水，寂寞樓居四十年。”就是他對於藝術追求專精如一的生動寫照。

余任天17歲學作詩，初得故里鎮上黃閑雲先生指點，從現存兩首早期的詩看，應是受李太白影響。及長，眼界漸開，詩喜讀老杜大小李，於鄉 前輩王元章（王冕）、楊鐵崖（楊維楨）、陳老蓮詩亦多披覽，再上溯漢魏，嚮往陶淵明平白曉暢，恬淡清新的田園境界。他一生勤於吟哦，出句快捷，遺詩二千餘首。從現存的《歸漢室詩鈔》及已刊布的部分詩看，主要有感時、詠物，題畫論藝詩三類，以題畫詩為多為好。讀余詩，沒有高古淵深的用典，也沒有佶倔聱牙的僻句，為求直白、自然、口語化之詩風，甚至不惜失粘出韻，有悖平仄。余詩詩風清正，了無花前月下曉風楊柳的柔唱，更無強顏作笑，無病呻吟的迂句。無論情、意、理、趣、境，皆詩心、詩志之所出。“詩者，志之所至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此古今詩人之同氣相求者也。“每於畫里寄詩情，雨後看山思更清，隨意拈來多好句，偶然寫去氣渾成。”畫就詩成，詩就畫成，詩情畫意，偶然中有必然。“名山未遂遍游屐，雁盪天台一到之，風物故山最親切，少年畫到白頭時。”名山未游是悵然，移寫故山風物，“少年畫到白頭時”是幸然，“一切景語皆情語”是也。“倪王畫法至今陳，病目何能創作新，下筆老來生硬甚，卻成浙派末流人。”無奈？自謙？了了數句，表達了繼承與創新的藝術志趣。“一藝功成豈偶然，人工天分兩相連，還須滋養源頭水，寂寞樓居四十年。”此詩廣為傳誦，語意平實，卻蘊含哲理，是一生藝術實踐的總結，也是對後來者的誠摯告誡。可用“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句喻之。

縱觀余任天一生的中國畫創作軌跡，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40歲之前為師古期。從少年時代的自學自畫，到臨習《芥子園畫譜》，及進美術學校學素描、色彩，再轉而師法費曉樓（費丹旭）、陳洪綬、任伯年、王石谷諸家，打下了中國畫的造型與筆墨根底。題材上以高士、仕女為多，兼及山水。注重用筆，較寫實，有小寫意的作派，如《懷素書蕉》、《達摩面壁》、《澤畔行吟》、《諸暨斗岩》等。

40至60歲為探索期。正值壯年，精力旺盛。生活趨穩定，又被聘為浙江省國畫創作研究室第一位拿工資的專業畫家，心情亦佳，創作激情高漲。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我國美術領域受蘇聯影響，走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主張文藝服務於人民大眾，反映新時代，反映現實生活，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作為一位有文化自覺與社會責任感的畫家，余任天自不甘落後，與同時代的其他畫家一起，走出畫室，面向生活。多次赴雁盪、天台、富春、四明諸山寫生，搜集素材，並創作出大量富有時代氣息，又具浙地地域特點的山水畫（值得一提的是，此期余任天所作點景人物亦因時而變，或行軍、或探礦、或伐木，姿態生動，與主體山水新貌相諧）。其中的新安江水電站、天台山石樑飛瀑、富春江嚴子陵釣台等題材，一畫再畫，且多巨幀大作，尤以曾經掛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浙江廳的《富春江嚴陵瀨釣台》為代表。時代變了，筆墨不得不變，由師古人到師造化，變在布局高遠，注重空白造境；變在不為陳法所囿，南宋馬夏、王蒙、程邃、石濤、黃賓虹、潘天壽，皆信手拈來，匠心自用，於漸進中顯出個性端倪。

60歲以後為風格凸現期。無奈目疾加深，寫實山水一路已無能為力，書法也只得由正入草。有幸“文革”十年，本一介布衣，未受大的衝擊，手中這支筆得以基本延續。“作畫至六十以後，為最後進退關頭，往往不能自己掌握，渙然至於澌滅者多矣，不繼續豐富想象之故也。”余任天在這最後的進退關頭，暗中摸索，矢志創新，經十餘年筆耕墨耘，水到渠成，終成一家面目。其風格特點可概而為四：一曰新。可從氣格、意境、題材等方面見出。氣格新——傳承浙派，揚長避短，在繼承中求創新，於剛硬中寓含一份婀娜之氣。意境新——寫毛澤東主席詩意及《青山不老》、《思源圖》等，詩情畫意，境界高遠。題材新——在眾多的山水、花鳥題材中，以畫西湖為多、為新。數十年相伴西湖，湖上四季變遷，風煙雨雪，景語情語，瞭然於胸。好寫桃紅柳綠，山色空朦，水墨氤氳之春景，為西湖山水別開一段生面。二曰筆墨渾成。渾，渾厚、雄渾之謂也。“山川渾厚，草木華滋”（ 《世說新語》）。“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司空圖·詩品》），乃中國山水畫審美之大道，為余任天終生所追求。讀余氏晚年所作，筆頭大，放得開。出入傳統，又得雲煙供養。注重氣勢，不違形質。筆墨相依，渾然天成，於不經意中見出經意之境。三曰草書入畫。中國畫與書法，因所用毛筆、宣紙、水墨等工具材料相同，且皆以筆線為主體表現形式，兩者多有共通之處。由行草、草書筆意入畫，畫面多靈動，寫勢；由篆隸筆法入畫，其畫多厚重、而饒有古意。余任天晚年山水，多以草書入畫。意在落筆恣肆、痛快，筆勢大氣開張，於沉著中求流利之氣。其筆線、點厾、皴擦所表現的樹石、山脈、溪瀑，可用一“寫”一“動”二字概之。四是詩書畫印的和諧之美。在余任天的山水畫中，詩書畫印不僅可作為獨立的藝術樣式來賞讀，更具魅力者，四藝已融為一整體。詩入畫境，書增靈變，印得古趣，通會之際，有一種和諧之美激蕩觀者心靈。潘天壽先生曾在《東南日報》上揄揚余任天：“余君於作畫之外，復精篆刻，擅書法，工吟詠。經師子淵雲，‘藝術不在絕，而在通，不限書畫詩三絕，應加金石為四通’。畫通於書，通於詩，而金石實為其骨幹。君鍥而不捨，庶幾兼之。”是為的評。

在余任天的篆刻生涯中，用心最多，也就40歲以後至60歲之前近20年時間。59歲雙目近盲，停刻，有“天傷余”之嘆。早年曾跟鄉間印人鍾石帆學過一段時間，后自悟自刻，間亦涉獵漢印、西泠八家，並未深究。40歲前後方轉益多師。曾有緣與永康應均先生相識，受其“我字寫自己的，圖章也刻自己”的啟示，刻鄉間河灘硬石，已見功夫。39歲刻“歸漢室”印，其邊款曰：“丙戌十月，余於金石書法，皆以漢為歸，因鐫是印，示專精也。”決心收束性情，改恣為正，登堂入室，一探漢印真諦。次年又拜識鄧散木先生，所刻多通過滬杭兩地書信往返，得其指授、批點，印藝精進。此期間，余任天與龍淵印社的關係不可不提。龍淵印社成立於抗戰時期的龍泉，由金維堅、余任天、畢茂林等主事，興盛時，社員逾百人。印社前後存續四年，以印會友，交流印藝，亦借方寸山石，一泄愛國情結。余任天作為常務理事，一方面潛心印事，另一方面，印社一應社務，如《龍淵印社月刊》的組稿、編輯、刻印、發放，多借其一人之力得以完成，作用不言而喻。作為中國第二大印社，又創辦了全國首本印學期刊的龍淵印社，其意義已超出了印社本身。

余任天紀念館2006年11月18日在美麗的西施故里旅遊區落成，這是為紀念這位傑出的鄉賢建造的，旨在大力弘揚和傳承區域優秀文化，打造和提升文化品牌，豐富諸暨旅遊的文化內涵，推動文化旅遊產業發展。紀念館投資200多萬元，面積800多平方米，布展新穎，受到了文化界有關人士的高度評價。“余任天紀念館”匾額為先生生前好友、我國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先生所題。紀念館背倚金雞山，前臨浣紗江，野風鄉韻的庭院風格與余任天先生不事張揚、恬淡寧靜的樸素秉性十分吻合。先生的銅像坐落在紀念館門前，神態安詳，目光如水，如同他生前的為人，從容淡然。

紀念館分上下兩層，一樓以圖片、文字及先生生平所用遺物展示的形式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先生的生平。二樓，主要通過余任天作品展覽來介紹其藝術成就。為了讓世人能長期欣賞到先生的作品，先生子女們特地從他遺留的作品中精心挑選了先生各個時期的書畫作品，篆刻作品，以及生活用品，碑貼，文稿等200多件，無償捐獻給紀念館作長期收藏、陳列、研究、交流之用。人們經過細細品味這些繪畫、書法、篆刻、詩文作品，可以從中領略到先生精湛的藝術創作手法和高尚的藝術修養，為讓參觀者能更進一步的了解到先生樸實無華的一生。在展廳的一邊，特意恢復了余任天先生晚年畫室的場景。一張用半張乒乓球台搭成的畫桌，畫桌下隔層上放著臨池常用的字帖和書籍。東面牆上掛著的畫筆上有餘任天晚年眼睛幾近失明后所做的特殊標識，為的是作畫時用手摸著就能分辨每支筆的不同用途。還有一些普通的文房四寶和篆刻工具。

余任天紀念館的落成極大地豐富了西施故里旅遊區的文化底蘊，同時對提升諸暨城市品位，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該紀念館也不僅僅是諸暨的一個文化旅遊景點，更是一個永久性的文化設施，將涉及今後余任天的藝術研究、學術交流等活動，勢必擴大諸暨和“余任天紀念館”在浙江、在全國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