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污染地圖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

馬軍早年進入香港《南華早報》擔任研究員，正是在這段近十年的工作期間，馬軍有機會目睹河流斷流、湖泊污染等觸目驚心的環境事件。在研讀大量科技文獻、歷史典籍，並進行多次實地考察后，馬軍終於在1999年寫成《中國水危機》一書。

2006年，馬軍創立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期間主持開發了“中國水污染地圖”，和“中國空氣污染地圖”，建立了國內首個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氣污染資料庫。

中國2/3的城市面臨水資源短缺，而有限的清水資源正在被滾滾排放的污水破壞， “創造水污染防治的動力是當務之急。”馬軍說。

污染源

打開中國水污染地圖，首頁是一張中國地圖鏈接，通過點擊中國地圖可以進入省級地圖，點擊省圖可以進入地級市的行政區域圖。通過點擊地圖鏈接，可以查看不同省市的空氣信息。使大家可以對自己所在的城市，也可以對各地的水污染的水平進行一個橫向的比較，由此對全國或者某一個省的範圍內的水質水平有一個更清晰和宏觀性的把握。

通過這個公益資料庫，用戶可以進入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和超過300家地市級行政區的相應頁面，檢索當地的水質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包括超標排放企業和污水處理廠信息。

馬軍及其所領導的團隊持續對水污染的資料庫進行更新。從2006年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第一次發布水污染地圖資料庫直到2011年10月份，“中國水污染地圖”已經列出了超過50000條的企業污染紀錄，而空氣污染地圖也列出了13000餘條企業違規超標紀錄。國內的企業占其中的大多數，但也包括相當數量的外資企業，甚至包括很多知名跨國公司。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還與綠家園、地球村、綠駝鈴等多家環保NGO組織合作，將政府公布的污染或者超標企業的數據搜集並在兩張地圖上進行定位和標註，這樣公眾可以更多了解周邊污染源的監管記錄。

“每一條河流的保護最終離不開本地的社區和環保組織”馬軍說，“希望我們的數據平台能夠有助於推動更加廣泛的公眾參與”。

長江水系水質狀況

2008年馬軍注意到，向中心說明改進情況的幾乎都是知名的歐美和日本跨國公司，而國內包括港台、韓國的 企業則少之又少。顯然，通過曝光違規超標產生的公眾壓力只對擁有知名品牌的大型企業有作用。

同時，馬軍認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在受惠於外需拉動的同時，也承受了巨大環境壓力。要提升中國的環境質量，需要將壓力傳遞到大量對公眾關注尚不敏感的企業，而最好的途徑就是通過供應鏈。

2008年8月，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開發了名為綠色選擇聯盟的供應鏈管理體系。馬軍的思路看起來很簡單：大型企業有數百家到上萬家不等的供貨商，而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恰恰有各級環保部門發布的幾萬條污染企業的官方紀錄。企業將供應商的名單輸入水污染地圖中的搜索引擎，把這兩個名單一比對，就可以馬上發現自己的供應商是否存在政府查處的違規超標現象。

但這一供應鏈管理體系的開發實際上卻並不簡單，它是中國多種社會進步的釋放點。首先，中國各級環保部門在公布了大量的環境信息之後，環保NGO將這些散落分佈的信息收集整理起來，使之變為可搜索、易查詢的公共數據平台；其後，國內外媒體對相關信息進行了放大，使其更有效地傳播。最後，公眾對此給予了更多關注，而負責任的企業率先對公眾壓力作出了反應，加強了自身的環境管理。

“綠色選擇供應鏈管理體系是一種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新嘗試，它將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激發的動力，通過領先企業傳遞到龐大的全球供應鏈條，從而調動市場的力量，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保護進程。”馬軍說。

水污染地圖激發的公眾參與，不同於以往單純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監管形式。除了收集政府信息外，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也依靠當地社區和環保組織等民間力量發現環境污染問題，並以此為線索找到政府監管信息。隨後通過媒體的互動與跟進，將企業的污染信息傳播給社會，進而對污染企業形成公共輿論壓力，促使企業進行整改。這期間，一些地方政府也積極回應，對污染嚴重的企業做出了停產整頓的處理。這就實現了各個利益方的良性互動。

實踐表明，公眾參與確實為受困於執法不嚴的污染防治注入了新的動力。在信息公開形成的公眾關注的壓力下，先後有上百家企業與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合作，其中多數說明了自身出現的環境問題。甚至還有20多家企業開展了第三方環境審核，以向公眾證明其達標狀況。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與“自然之友”等20家本地環保組織參與監督審核的過程，促進了企業改進其污染控制和環境管理。

雖然“綠色選擇第三方審核”是基於環境專業機構的審核標準和流程開發的，但它不同於傳統的環境審核。“基於對審核市場中存在的問題的認識，我們提出了一個特殊的要求，即綠色選擇審核的過程需要有環保組織的監督。”馬軍說，“當然，只要我們確定審核的流程是正常的，環保組織不會幹預專業機構做出專業的判斷。”

中國水污染地圖資料庫對供應鏈管理的作用已經引起了一些大型企業的關注。2007年2月，當上海松下電池有限公司在得知公眾對其超標排放問題的反應后，與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進行了積極交流，同時進行了大力改進。當年8月，在“自然之友”等21家參與發起綠色選擇倡議的環保組織均無異議的情況下，上海松下公司的超標紀錄成為第一條從水污染地圖資料庫刪除的紀錄。

在綠色選擇供應鏈管理體系推出后，沃爾瑪公司作為全球最大的零售企業，自2007年起與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展開多輪會談，了解數據標準、更新狀況以及使用方法等問題。通用電氣、耐克，以及香港的溢達等大型企業也都積極地通過污染地圖資料庫來管理和識別他們的供貨商。

企業會在污染地圖上定期搜索，而在和新的供應商簽合同前，也要看這張地圖，並進行搜索，確認供應商沒有環保處罰問題。在這樣的壓力下，越來越多的供貨商前來溝通並說明情況，而他們所提交的解釋和政府後續監管記錄也被刊登在了污染地圖資料庫。

在綠色選擇供應鏈管理體系中，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開發的第三方審核流程也起到了關鍵作用。開展的6次綠色選擇審核，多數都是在客戶企業的明確要求下開展的。這其中既包括外資企業，也首次出現了中國的國內企業。

很多的企業正是通過這種公眾參與的方法，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地整治和改進自己的環保設施，使自己的污染信息從資料庫中消除，這既維護了自身企業的聲譽，又保護了生態環境。

“我們的挑戰，一方面是不斷持續更新完善我們的資料庫，保證其全面性，同時在海量信息的整理中確保標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不斷加強自身的專業性，以便能更加有效地促進政府、企業和公眾互動，並將公眾參與污染治理引向深入。”馬軍說。

污染地圖是建立在中國政府不斷擴展的環境信息公開基礎上的。馬軍認為，公眾參與受惠於這一進展，同時也應該為推動這一進程提供動力。2009年5月1日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實施一周年的日子。為評估信息公開元年環保部門的表現，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開發了一個污染源信息公開指標體系，正和知名的國際環保組織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合作，對上百個城市的污染源信息公開狀況進行評估。

為保證評估體系的科學性，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和NRDC請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的 環境法、環境經濟專家一起進行論證。來自政府負責環境監測部門的專家，環境政策研究專家和資深媒體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之後，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也向其他專家發送評估報告並徵詢他們的意見。

與“綠色選擇供應鏈管理體系”一樣，信息公開指標體系的基礎同樣是環保NGO持續不斷的數據收集和整理。即使是這樣，對上百座城市污染源信息公開狀況的評價依然工作量十分浩大，難度也相當大。“我們希望做更多的定量分析，希望拿數據說話，這就意味著評估需要建立在對大量數據整理和分析的基礎上，並且要交叉核對，後續工作很多，很細微。”

指標體系的評價工作使得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的同事們在日常更新數據，和企業交流互動，監督第三方審核並撰寫報告外，又增加了一項艱巨的任務，“感到欣慰的是，我們的工作效率絕不輸於我所了解的一些私營部門。”

《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明確賦予公民申請公開環境信息的權力，它規定“環保部門必須在環境信息形成或者變更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以便民的方式公開政府環境信息，在15個工作日內對公眾獲取信息申請作出答覆。”

為評價新法規的執行情況，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工作人員同時向上百個城市的環保部門發出申請，申請公開污染企業的相關信息。而各地反饋差別很大，其中約1/5的政府部門提供了申請的信息，但“有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員稱不知道政府信息公開的要求，有些在溝通中稱只對其它政府部門的信息查詢申請進行處理，有些乾脆說需要為企業保密。”馬軍有些無奈。

雖然信息公開依然處於起步階段，但馬軍介紹，環境信息公開在過去一年間已經取得了進展。在長三角等發到地區，上海和江蘇、浙江的一些城市已經開始較為系統地披露企業污染記錄，而武漢等城市甚至開始實現在線監測的網上披露。

馬軍希望能系統收集不同地區在信息公開方面的良好案例，推薦給其它地區的政府部門去分享。“這些案例源自現實的操作，因此在中國現行的社會條件下具備可行性”。馬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