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識

喬舒亞·庫珀·雷默指出，“北京共識”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台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積累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它不僅關 注經濟發展，同樣注重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 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

拉莫曾任美國《時代》雜誌海外報道主編，最初研究的是拉美國 家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這樣一種特殊的學術背景，使得拉莫在研究中國的發展模式時，更多地是在對“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進行比較。

20世紀90年代，“華盛頓共識”這種基於西方視角的教條式規定，經過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巨額投資、援助等為交換條件，得以在拉美及東南亞 一些國家推行開來，走的是一條向資本流動開放、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經 濟發展道路。拉莫認為，“華盛頓 共識”與有關各國的管理不善及腐敗統治混合之後，在10年內破壞了十幾個經濟 體。而當年最無視西方壓力的中國，卻結合自己的國情，走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發展風格。

“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根本的區別在於，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是否 能保持獨立自主。縱觀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擴大資料來源與 商品市場的手段是搶奪對某一國家、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控制權。最初採取硬的 一手，即直接使用武力推行殖民主義，侵佔別國領土、資源。資本主義無法再以 武力擴張后，只好採取軟的一手，在全球化的幌子下，以巨額投資、經濟援助來 引誘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遊戲規則行事，再以信息化的金融手段快進快出搞垮其 經濟，然後通過新一輪附加了更為苛刻條件的經濟援助來控制其經濟命脈。上世 紀末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發展中國家是否注意到保持 獨立自主，則直接影響到自身的發展後勁。20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由於能夠 用同一種聲音說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才不得不在消除南北差距方面做出一些讓 步。中國的發展經驗也證明，獨立自主，依照國情制定相應的政策，而不是盲從 於西方的某種“經典”理論，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卓有成效的發展道路。

拉莫在其研究過程中注意到，上自中國最高層領導人，下至普通政府官員，口頭禪不再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單純增長，而是變成了“協調發 展”，在GDP增長的同時還要注重環保，注重消除腐敗現象，注重把增長模式轉換 成某種更可持續、更公開、更公平的方式。他在《北京共識》這篇論文中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觀點，在中國影響深遠，但是，中國 政府的理念是貓的顏色確實也很重要，中國需要的是一隻“綠貓”，即注重環境 保護，提倡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千百年來指導著 中華民族妥善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中國領導人考察本國及世 界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逐步明確了不能重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走過的 彎路，而要注重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協調發展的理念。拉莫認為，中國政府已經 把眼光超越了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於人民的生活質量，並把創新 當作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這些，都足以保證中國能夠解決 改革所帶來的各種問題。

拉莫更多地關注了“北京共識”的模式內涵和相應舉措，卻沒有進一步解釋 中國領導人強調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出發點。實際上，這一基本出發點 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反覆強調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理念。“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之所以會 出現如此大相徑庭的結果，跟有關國家執政黨代表的是什麼樣階層的利益，也有 著直接的根本的關係。

“北京共識”簡單地說就是如何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立足的三個原理：其一，把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迄今創新和技術給一些部門帶來的超快速變化足以使中國能夠解決改革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創新帶來的變化之快，以至於這種變化造成的問題還沒來得及出現，新的變化又產生了。用物理學術語來表達就是，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耗。其二，由於不可能從頂端實現對動亂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要讓眼光超越諸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衡量尺度。這是處理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矛盾的惟一途徑。其三，使用影響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腳趾的霸權大國挪開，這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