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人類學

發展人類學是指一門融理論批評和應用實踐為一爐的學問。就其涉及的內容和論題而言，這門學問所體現了國際學界中從事發展研究的兩種相關卻不盡相同的思路、模式和風格。首先，我們可以把發展人類學看成是應用人類學的一個主幹分支。與其他運用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專家和學者們一樣，發展人類學家以田野工作為主要考察手段，判斷、確認和分析不同場景中的文化與發展的關聯程度，並在此基礎上獲取地方性知識和經驗，從而提供可資決策者參考和借鑒的依據、信息和建議。這種強調“學以致用”的發展人類學，在英語語言中表述為“development anthropology。”作為應用人類學的積極實踐者，發展人類學家受雇於包括歐美各國的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組織，通過發揮自身的學科專長，來研究和探討社會和文化因素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產生的制約性, 從而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解決在經濟建設中遇到的實際問題。

對發展人類學而言，發展既不是一個目標、一個理想，也不是一場失敗。發展是一個研究課題（某位讀者註：許多發展人類學家可能會反駁這個說法，而清楚表示他們一面提出批評，一面對發展提出貢獻；然而有一些理論家清楚劃分了“人類學的發展研究”'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 (其中發展是研究課題) 與“發展人類學”'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作為一種應用實踐)，這種區分逐漸被視為是陳腐的想法(參閱 Escobar, 1997, in Edelman and Haugerud, 2005:40)）。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人類學家可以描述、分析與理解在某個特定地方所採取與發生的各種發展行動。所要檢視的是這些行動對於地方人群、自然環境、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影響。

回顧人類學在過去100多年發展的軌跡，我們不難發現，這門與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和殖民擴張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學科，在發軔之初就積極參與探討人類發展規律的學術爭鳴，並且還構建了人類學學科對現代社會和人文科學最具影響力的理論體系—社會進化論。可以說，即便是在21世紀的今天，在國內外學界進入充滿“反思發展”的後現代話語的時代，那蘊含在發展階段論背後的學理假設，以及為衡量和分析發展程度而設置的標尺和框架，無不反映出社會進化論對於當代學界和決策部門的巨大影響力。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以修正、批駁乃至顛覆社會進化論為目標的20世紀人類學的各種理論流派和思潮如新進化論、文化唯物主義、文化相對論、結構功能主義以及后殖民主義學說等等，對於發展研究者在觀察實際問題過程時，重新思考“進步”的意義，適時調整視角和思路，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因而，以學術思辨為特徵的“針對發展的人類學，”在後現代和全球化的語境中，成為歐美高校和學術機構中教研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在潘天舒教授所著的《發展人類學概論》一書中，發展人類學還可表述為“針對發展的人類學”（在英語語言有“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之意）。在本書特定的語境當中，這種帶有濃重學究氣和後現代烙印的人類學是以發展領域本身、特定的發展項目、國際發展組織、甚至從事發展的專家作為觀察、研究和批判對象的人類學。與常規發展人類學不同的是，“針對發展的人類學”力求通過對“發展”話語的解構和發展過程的剖析，提供旨在對發展理論和實踐進行重新思考的批評性文本。在歐美高校學術研究和日常教學中，以學理探討為導向的發展人類學家大多有進行過長時間田野工作的經歷。他（她）們以撰寫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式，藉助具體的案例分析，揭示出發展項目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是如何演變成為具有工具理性功能的官僚管理機器，使代表政府和國際組織利益的權力，得以隨心所欲地滲透和干預當地社會和經濟生活，從而對本土文化、社會結構和關係帶來不可預期的後果和影響。與受雇於特定組織和部門的發展人類學家不同，這些在象牙塔內進行“針對發展的人類學”研究的學者，以著書立說和教授課程為主業，具有獨立觀察家和批評者的身份。

大多數的發展人類學家嚴厲批判從1960年代以來的發展工作。他們指責不同的機構，只考慮當地人群生活的一小部分，而未分析更大的後果。再者，在人類學之中，國際發展往往被視為殖民主義時代或后殖民主義的延伸。某些學者，例如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甚至將國際發展視為西方用來維持對前殖民地資源控制的手段。事實上在1945到1960年間，前殖民地正在歷經解除殖民時代，而且發展計劃有助於維持第三世界對於舊有宗主國的依賴。這個觀點受到依賴理論大力支持。大抵上，發展計劃被視為一種現代化與根絕原住民文化的工作。許多人類學家也指出，有一些發展工作往往試圖進行不具政治色彩的變革，這是藉由將焦點放在工具性的協助（像是興建學校），而不是放在導致這項發展失敗的各種客觀條件，也不是放在這個學校可能教導（或不教導）的內容。就這個意義而言，將各國推動的國際發展工作認定為幫手的這個說法，只指出了癥狀，卻沒有指出原因。

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人類學家是以教書和發表論著為本業的學者和教師。而事實上，發展人類學家更可能是直接投身於發展實踐的專家和能人。以參與式觀察為標誌的人類學學科的田野工作方法的日益普及，使發展人類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得以在象牙塔外的現實世界生存下來並得到廣泛認可。經過人類學專業訓練的人，在對經濟建設過程中所存在的實際問題進行觀測、診斷並確認某一發展項目應用價值的時候，具有全然不同於經濟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視域。也就是說，發展人類學家在知識儲備和研究方法論兩大方面所佔據的獨特優勢，最終決定了人類學學科在應用實踐中的價值和地位。

在另一方面，某些人類學家直接對發展計劃這個領域提出貢獻。他們將自己對於發展的觀點投入實際運用當中。這個方法有別於在某些領域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檢視總體的數據，例如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平均所得，以及一個社會中所得分配與平等狀態的數據。人類學可提供一個更細膩的關於這些數據背後的質性資料分析，例如涉及發展計劃的這些社會群體的性質，以及所得分配狀態的社會意義。因此，發展人類學家往往處理的是，評估某些重要的發展質性面向，這時常被經濟研究取向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