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元忠

鄭元忠是柳市這片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熱土上屈指可數的，將個人命運與中國改革開放大潮緊密相聯，並始終站在風口浪尖上的弄潮兒。他於1973年開始創辦實業，成為“柳市八大王”中的“電器大王”。1985年他創辦了樂清市第一家規範化股份合作企業精益開關廠，並取得了國家機械部在全國城鎮頒發的第一批低壓電器生產許可證。

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鄭元忠一直逃亡在外，對他的通緝令撒往全國。他沒有殺人越貨，沒有密謀反革命，只是辦了幾間電器作坊，蓋起了一棟三層小洋樓（人民日報說院子里可以停12輛小轎車），買了一輛別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治於“投機倒把”———這個在當今中國已經消失了幾十年的罪行。

在當時席捲全國的打擊經濟犯罪風潮下，柳市至少有8個像他這樣的商人以同樣罪名遭受打擊，由於他們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分別號以“五金大王”、“目錄大王”、“舊貨大王”等，所以當時通稱為“八大王”事件，除了“螺絲大王”劉大源成功逃脫，其餘7人全部入獄，最重的獲刑7年。“機電大王”鄭元忠在逃亡一年多后，回家不久被抓獲。

1984年4月，“八大王”高調平反。柳市民營經濟從最低谷開始迅速發力，“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台模式”廣為人知，但也一度讓外界產生“姓社，還是姓資”的憂慮。鄭元忠是“八大王”里繼續從事商業的少數者，他在取得進一步成功后，39歲入讀溫州大學，后創辦庄吉集團，成為商界風雲人物，還是溫州政協常委，榮譽接踵而至。

柳市八大王

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代個體戶代表。他們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分別號以“五金大王”、“舊貨大王”等。在1982年那場席捲全國的打擊經濟犯罪風潮下，“八大王”均以“投機倒把”的罪名遭受打擊。

根據時任樂清縣委副書記的連正德的回憶，“八大王”指的是“螺絲大王”劉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錄大王”葉建華、“礦燈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吳師廉、“膠木大王”陳銀松、“線圈大王”鄭祥青和“舊貨大王”王邁仟，裡面沒有“機電大王”鄭元忠。按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和柳市工商所所長鬍萬昌後來的說法是，鄭元忠就是“八大王”之一。

20世紀80年代全球經濟展開了新一輪的競爭，此時的中國，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們的信心和希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開幕，開始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文革”中被破壞的人大、政協制度在這一年得到完全恢復，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

儘管受到遏制，體制外力量還是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底，全國工商戶已達101萬家，是1979年底的10倍。但春天並沒有真正到來。

打擊走私到批判開放

1982年，中央連續發文要求堅決打擊經濟領域內各種犯罪活動，書記處率先派員到廣東浙江等地部署行動其時，隨著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發展，南方沿海一些地方走私現象猖獗，廣東一些縣市出現“漁民不打漁、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聚在公路沿線、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的現象，引起了很多人的憂慮。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關於對一些幹部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把大量國家財產竊為己有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採取緊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指出，對於這個嚴重毀壞黨的威信、關係我黨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全黨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厲風行地加以解決。中央書記處於同日上午召開會議，決定派數名中央部門的領導人，立即去廣東、福建、浙江、雲南等省部署行動。

2月11-13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討論如何更堅決、更有效地貫徹執行中央《緊急通知》，進一步開展打擊經濟領域中違法犯罪活動的鬥爭。會議指出，只有旗幟鮮明地堅決嚴肅地開展反對資本主義思想腐蝕的鬥爭，才能正確地健全地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這不但是廣東、福建兩省的問題，全國各地和各個部門都毫不例外。會議不顧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反對，印發了針對特區工作的《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材料。谷牧後來回憶說：“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風蕭瑟’的味道。”座談會上，對走私的研究很快轉變成對開放的批判，有人說：“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有人說：“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個月就得垮台。”還有人說：“寧可讓經濟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隨後，在1982年4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指出，“經濟犯罪這股風來得很猛，”“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幹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4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向全國公布。《決定》尖銳地指出：經濟領域的各種犯罪活動，遠比1952年“三反”時嚴重，已經和正在腐蝕我們的幹部隊伍，損害我們黨、政府、軍隊的肌體和國家的信譽。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活動，進行反對腐化變質的鬥爭，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敗，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這場鬥爭必然是長期的、持久的。

《決定》確定了打擊對象，並指出，對於雖不是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但確實擾亂城鄉市場管理、妨害國家物資購銷和損害城鄉人員利益的人，也要依法查處。

省委工作組進駐柳市

柳市是溫州民營經濟發源地，浙江省就把溫州作為重點，溫州就把樂清劃為重點，樂清就把柳市劃為重點

溫州可謂中國民營經濟最早萌芽的地方，由於這裡地少人多，為養家糊口，溫州人善於闖蕩、經商，且大膽敢為，遊走法律邊緣。這裡還是中國最早的包田到戶所在地，比安徽小崗村整整早了22年，但被當作“資本主義”典型很快扼殺。

柳市又是溫州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上世紀70年代中期，這裡冒出的私營電器商被當作“投機倒把”的重點對象，很多人轉向地下生產。改革開放后，這些小廠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壯大，1981年，柳市生產低壓電器的家庭企業有300家，而整個溫州活躍在全國各地的推銷員達數十萬之眾。

溫州以“亂”出名，而柳市尤甚。當時有個傳言，“香港九龍，台灣基隆，柳市裡隆”，需要“從諸暨到新昌築造一條萬里長城，擋住南風往北吹”。時任樂清縣委副書記的連正德說，那幾年，從中央部門到省委，不斷派人到樂清了解工作情況。當時溫州市委辦公室主辦的刊物《溫州工作通訊》，有一份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報送的材料，說樂清存在反革命活動猖狂、走私販賣活動猖獗、投機詐騙成風等好多問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從上到下對樂清的看法。

1981年初，鄧小平、李先念先後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徹底解決溫州問題。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長袁芳烈受命任溫州市委書記。據說，他下車伊始，首先來到溫州最繁華的五馬街口。多年以後，他回憶說，當時自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自己陷入了“敵占區”，這裡完全不是社會主義的那一套。

連正德說，當中央決定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時候，1982年的柳市，還是一派楊柳依依、河水潺潺的田園風光。30歲的“機電大王”鄭元忠騎著摩托車，在他貼著馬賽克的3層小洋樓與作坊工廠之間招搖來回。“我在家裡7個小孩中排行第五，從小家族裡就說我聰明，我就是喜歡什麼事都走在前沿，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都要先去嘗試一下。”他對紅色政權曾激情滿懷，14歲時帶領11個小夥伴去北京串聯，在天安門廣場的瘋狂人海里，遠遠看著毛澤東的身影，禁不住熱淚盈眶。但後來，他挖起了“社會主義牆角”，用台灣走私來的白銀做拉線開關，國營廠賣10元一個，他只賣3元，還能賺2元。

鄭元忠據此積累資本，開有幾間工廠，年產值百萬元，是柳市僅次於“五金大王”胡金林的“二富”。“螺絲大王”劉大源的工廠里有4萬種螺號，比上海最大的國營標準件公司還多2萬，據說，這家公司的最後倒閉和劉大源的衝擊有關。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龍率領的工作組進駐柳市。

“八大王”多人相繼被抓

罪名是投機倒把，鄭元忠為“避禍”一度走上逃亡之路，一年多后潛回家中即被抓獲，並被關進看守所

在柳市工商所，對鄭元忠的審查已進行到第29天。鄭元忠拒不承認“投機倒把”罪行，也不願意寫檢討材料。爭執中，他把墨水瓶摔到牆上，對方氣呼呼地走了。鄭元忠趁機溜回家，他拿了七八千元現金，從水路逃出了柳市。

當天深夜，警察光臨他家，撲了個空。但是，其他“大王”大部分被抓。“目錄大王”葉建華在家正為小孩洗腳，幾個人找他去一家旅館談話，結果被關押在此。“供銷大王”李方平被抓的理由只有一條：“將軍也沒有住上這麼好的房子。”因為他蓋了一幢有圍牆、有鐵門、有庭院的四層別墅。

柳市首富胡金林雖然補上了6萬多元稅，但被告知“經濟是經濟，政治是政治”，他於是帶著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準備好的各種證件出逃。兩年多后，他以為風聲已過，回家即被抓捕。劉大源是“八大王”里唯一成功逃脫的人，他逃跑時身上只穿著背心、短褲。

省委工作組指控“八大王”是在搞投機詐騙，理由是：賺錢這麼多就是資本主義。最後，在省委工作組的堅持下，“八大王”里被關押的人都受到了不同處理，“舊貨大王”王邁仟最重，判刑7年。

“八大王”事件當時轟動全國。對“八大王”的高調討伐，令全國民營企業噤若寒蟬，再也沒有人敢公然與國營企業搶原料和“擾亂市場秩序”了。這年柳市工業產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到年底，共揭出並立案審查各類經濟犯罪案件16.4萬多件，判刑近3萬人。

經濟整肅讓私營經濟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緩了它的成長勢頭，特別是先發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承受的衝擊最為明顯。因為在“八大王”事件處理上與省委工作組對抗，樂清縣委班子集體“倒台”，幾名主要領導都被免職，直到1987年才平反。

1983年10月20日晚，鄭元忠潛回家中的第5日，被破門而入的警察抓獲。第二天，他被反銬雙手，身上還綁著麻繩，遊街般從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車站，再投入樂清縣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關押在一起。

他用幾層報紙，裹著圓珠筆芯，給兩個最好的朋友寫信：“曾覺得自己在社會的道路上正常地行駛，怎麼會在無意中獨自出軌？而最可恥的是如今被扣上投機倒把的帽子步進牢房……如果有關部門早指出正確方向或錯誤的存在，我諒必自己早已懸崖勒馬，決不會到今天的地步。到如今講這是投機倒把行為，那麼有關部門要負一定的責任……”有一次，他靠在牆上寫了一封2萬字的信，責問政府政策為什麼有變化，“如果我是投機倒把，柳市七八萬生意人應該全關起來。”他寫了四十多封信，寄給他能想得到的所有中央部門，但都如石沉大海。

1984年春節很快就要到了，一天，他聽到看守所的高音喇叭播送中央的最新一項政策，說的是搞活農村商品經濟。“我感覺跟我這個有點對上了，我可能很快就會釋放。”鄭元忠緊盯著看守所的大門。

平反，民營經濟“井噴”

1984中央發布一號文件后，“八大王”重獲自由，鄭元忠重操舊業，“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隨即誕生

“1984年，是一個充滿暗示和懸念的年份。”有人這樣寫道。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曾在1949年寫過一部政治寓言小說《1984》，描寫專制極權統治下人物的命運。1984年的中國，體制外的生命重又開始勃發，當新上任的青島一家瀕臨倒閉的國營電器廠廠長張瑞敏規定職工“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時，北京40歲的工程師柳傳志在一間小平房裡創辦了後來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日後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這一年，後來，人們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

對深圳特區的指責仍沸沸揚揚，直到這年1月鄧小平南巡后才暫時停止。2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決定，宣布繼四個經濟特區后，14個沿海港口城市先後開放，其中就包括溫州。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新年第一天，中央發布一號文件，提倡農村發展商品生產、搞活流通，裡面提到，“在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許的經濟活動同不正之風混同起來，不可把農民一般性偏離經濟政策的行為同經濟犯罪混同起來。對經濟上的問題，主要採用加強引導和管理的辦法解決；對思想上的問題，主要用正面教育的辦法解決，都不可簡單從事。”溫州市委常委們正在學習中央一號文件精神時，傳來一個消息：洞頭縣發生了一起“蝦米案”，一些農民把漁村的蝦米收購起來運到外地銷售，被當成“投機倒把”抓了起來。市委趕緊給洞頭縣打電話，要求他們立即放人。這個事情觸動了市委領導們，大家在討論時認為，要貫徹、落實好一號文件，首先必須解決“八大王”問題。

“常委們邊學習，邊討論，越來越覺得這不是對幾個人的問題，而是代表著對搞活流通、發展商品經濟怎樣看的問題。在‘左’的目光下，到處是投機倒把、洪水猛獸，但用唯實的眼光看，這八個人是市場經濟中先富起來的個體私營經濟的代表人物，是農村的希望，是農民的榜樣。這個案子，非平反不可。”袁芳烈回憶說。

其實，早在1982年12月，袁芳烈在發現經濟整肅給溫州經濟造成的嚴重影響之後，就組織召開了“兩戶代表大會”（“兩戶”指農村專業戶和重點戶），宣布“兩戶”靠勤勞致富，完全符合黨的政策，他們的創造性勞動受到黨和政府的鼓勵、支持，他們的合法經營和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這被認為是袁芳烈為“八大王”平反釋放的一個強有力信號，由於抓捕“八大王”是省委的決定，他只有暗中發力，擇機行事。鄭元忠關押100多天而沒有審判，據說與袁芳烈的態度有關。

在袁芳烈授意下，由市政法委牽頭，會同公檢法三家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八大王”全案進行複查。調查結果除了發現一些輕微的偷漏稅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基本上符合中央精神。

當夜，市委召開鄉鎮幹部以上參加的全市電話會議，在傳達了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精神之後，宣布為“八大王”平反，全部無罪釋放，收繳的財物將從國庫撥出如數歸還。市委希望各級黨政領導，勇於清“左”，堅持務實，敢於創新，結合實際，認真貫徹中央一號文件，帶領老百姓大膽發展商品經濟，讓黨的富民政策在溫州大地開花結果。

據袁芳烈說，在此之前，他已要求法院對案件重新審查，“查清一個放一個，但做得比較低調。”先後已有5人出獄。

1984年3月27日，鄭元忠無罪釋放。聽親友們說是中央一號文件救了他，他沒立即回家，先去理髮店理了發，颳了鬍子，然後跑到柳市工商所，細細研讀一號文件。

回到家中，鄭元忠才發現“可以停12輛小轎車”的院子，已經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幾個“大王”聚在一起，都勸他別繼續干這行當了。但他不聽，把水田填平了，重又辦起開關廠。

胡萬昌說，鄭元忠翻案對其他企業主影響很大，“就是說，沒事了，共產黨政策雖然有變化，但是還是講道理的。就這樣，柳市的低壓電器又蓬勃地發展起來了。”6月，柳市低壓電器門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從業人員逾5萬人。

這一年，溫州開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場；小規模、大協作；小機器、大動力；小能人，大氣魄”為主要特徵的經濟發展之路，到1985年，全市已有80多萬農村勞動力離開耕地，轉向經營家庭辦和聯戶辦的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和其他服務行業，家庭工業企業達13.3萬家，被稱為“中國農民經濟史上的一個創舉”。媒體報道后，也開始有了著名的“溫州模式”這一說法。

姓“資”姓“社”爭論平息

1992年小平再次南巡為這場爭論畫上句號，鄭元忠也開始了二次創業，他說他的經歷濃縮了一個時代的進步

“溫州模式”提出后的兩三年裡，據說有60萬人前來參觀考察，其中副省級以上領導就不下200人。因山路難行，發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后被浙江省委緊急叫停。

1986年，浙江省向中央提議建立溫州實驗室，提出：溫州的模式帶有投石問路性質，因此試驗的內容、範圍、方式、步驟不受傳統理論、現行體制和具體政策的限制，允許打破常規、放手探索，準備承擔一點風險。1987年國務院批准建設溫州農村改革試驗區，並確定了一個重大的實驗課題———農村股份合作制度建設。很快，股份合作制企業在溫州成為最普遍的企業組織形式，1986年即發展到1萬多家。鄭元忠也在這年把他的精益開關廠改造成股份公司，而且是樂清縣股份制改造0001號許可證。

但“姓社”、“姓資”的爭議再次甚囂塵上。一個“溫州老百姓”寫信給中央說，“‘溫州模式’實為資本主義模式，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還無法無天”，溫州是“賭博到處有，妓女滿街走，流氓打警察，共產黨員信菩薩”。1989-1991年，中央為此三次派人前來調查。

加上“溫州貨”成為假冒偽劣代名詞，溫州民營經濟又一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拷問。

1991年秋，39歲的鄭元忠告別風雲詭譎的市場江湖，只保留精益集團30%的股份，以最大股東退居副董事長之職，並以年薪50萬聘請了一位總經理打理工廠，然後走進溫州大學國際貿易系，成了溫大年齡最大的學生。他的理由很簡單：“小時候我的人生目標是，一定要上完大學才算一個真正的人。”

1992年，鄧小平再次巡視南方，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膽大包天”的26歲溫州商人王均瑤創辦了中國首家私營航空包機公司，正讀大一的鄭元忠也在籌劃著第二次創業。

1993年，鄭元忠以2年時間學完3年課程，順利畢業。他打破家族企業模式，邀請溫州服裝業少帥陳敏、原精益總管吳邦東組成“三劍客”，創建庄吉服飾公司。1996年成立庄吉集團。

1998年，鄭元忠被評為“溫州改革開放20年十大風雲人物”，他對媒體記者說：“從十幾年前被四處追捕的投機倒把罪犯，到今天的改革開放風雲人物，這不僅僅是我個人身份的轉變，而是一代人思想觀念的變化，是一個時代的進步在一個人身上的聚集體現。”鄭元忠戴副金邊眼鏡，不再是當年那個騎著摩托車招搖而過的“農民企業家”。他最大的愛好是飆車，常在無人的夜裡，把他的寶馬車提速到300多公里。

他完全沒有曾遭意識形態打壓的陰影。他是政協常委，他喊出了“我要買下溫州大學”的口號，他獲得的承認接踵而至：十大風雲浙商，中國十大工商英才，市勞模，省勞模。

相形之下，與他一起被賦予過多時代特徵的其他“八大王”大多沉寂了。王邁仟1995年因病去世。葉建華出獄后，開了一間“笑笑照相館”，後來關門，歇業在家。鄭祥青辦了一家電腦培訓部，每天跑步、爬山，生活規律。陳銀松曾開有一家模具廠，后因右腿受傷停業，柳市經營雜貨店。“五金大王”胡金林則跑去柬埔寨發財，據說擁有一個月利潤6萬多美元的水電站和15萬畝的森林開發權。

“八大王”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個體戶的代表，在他們身後，新一代的溫州商人、中國商人茁壯成長，由了先行者不自覺的試驗角色，後人才得予在更廣大舞台上演繹得精彩。1982、1984年雖已遠去，但人們從不敢忘記。

庄吉集團是一家無區域性服裝企業集團，其前身為溫州庄吉服裝有限公司，創於1993年。1996年成立庄吉集團有限公司，總部坐落在溫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2號小區。現有成員企業12家，員工2000多人，在全國各大、中城市擁有400餘家連鎖專賣店。專業生產“JUDGER庄吉”牌西服及高級成衣系列產品。現年產高檔西服68.8萬套，2002年銷售收入8.15億元。

企業殊榮：庄吉西服按單項規模、效益在國內排前五名。1996年後列入中國服裝行業“雙百強”、2000年後中國民營企業500強、1998年以來浙江省行業最佳經濟效益企業，並被省人民政府列為“五個一批”重點骨幹企業、浙江省三星級企業、浙江省重合同守信用單位和建設中國(溫州)服裝名城功勛企業；並被中國服裝協會第一屆男裝專業委員會選舉為副主任單位和溫州服裝商會會長單位，成為“穿在溫州”的領頭雁。

質量保證

1997年，庄吉投資8000餘萬元興建佔地150餘畝的現代化工業園，並引進美國、德國、日本、義大利等國先進生產設備、生產工藝及管理技術，建成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西服生產線。庄吉力求與國際標準化管理接軌，通過ISO9001-2000轉版認證、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和中國環境標誌產品認證，成為全國首家獲得“雙綠色”認證的服裝企業，使產品質量得到可靠保障。庄吉歷年接受監督抽查均達到國家優等品，並榮膺“浙江省質量管理獎”，蟬聯三年“全國用戶滿意企業”。

名牌戰略

庄吉西服先後獲溫州市名牌產品、浙江省名牌產品、中國最具時尚男裝品牌、中國最佳男裝設計獎、最受中國消費者歡迎的男裝品牌等。“JUDGER庄吉”商標先後被認定為溫州市知名商標、浙江省著名商標和中國馳名商標。庄吉聘請義大利國際著名設計師巴達薩里先生擔任首席設計師，義大利著名工藝師伯格拉里先生為技術顧問，台灣著名歌星周華健出任庄吉品牌形象代言人，以“莊重一身、吉祥一生”將關愛社會、關愛人生的品牌主題演繹得深入人心，而使庄吉獲得極佳知名度和美譽度，蜚聲海內外。

庄吉集團以領先一步的戰略態勢，以振興民族服裝品牌的使命感與拼搏進取的團隊精神，來共同塑造諧美、奮進的企業文化，進而實現企業管理現代化、產業規模化、產品多元化、團隊職業化、資本社會化、品牌國際化，以保障企業不斷走向輝煌，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