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雲

1945年馬新雲家搬到上海霞飛坊62號，與住在64號的周海嬰是鄰居，並經常在一塊玩耍。對於與馬新雲的婚姻，周海嬰先生有過自己的介紹。

我與妻子馬新雲從相識、相戀到結為夫妻，其過程實在很平凡，既沒有我“死皮賴臉”的追求，也不曾有過“海枯石爛不變心”一類的山盟海誓。倒像是兩股不同方向流來的山泉，很自然地匯合在一起了。

最初的情形有如我在前面所述，由於長年疾病的折磨，使我變得消瘦而蒼白，加之我又長得高，看起來像個那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癆”。因此周圍有些鄰居就告誡他們的子女，“別跟這個癆病鬼白相，當心傳染上，那可一輩子倒大霉了。”為此願意跟我玩的人實在不多，這使我感到寂寞和孤單。再說母親又常常外出，並不總能與我同行，每當這時，我就被一個人“扔”在家裡（當然那都是發病不能上學校的時候），這“度時如年”，看著鐘點等媽媽的滋味真是不好受！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后，這處境才有了一些改變。

那一年，隔壁62號新搬來一家人。這家人口眾多，除了大人，孩子有七八個，令我高興的是這家的孩子並不迴避我，特別是二女兒馬新雲，脾氣隨和常常願意與我交往。他們家的大人，不知道是不是曉得我們家屬於“危險分子”，從不阻攔。這樣我們就漸漸要好起來了，一起做功課玩耍，有時去霞飛路逛馬路，或到弄堂斜對面的“國泰”或朝東稍遠一點的“巴黎”電影院去看好萊塢影片。這樣，我漸漸曉得她家何以會搬來霞飛坊。原來她家先前住在霞飛路西頭的上方花園裡。那可是個“高等華人”住的地方，弄堂挺寬，裡邊都是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房，有些人家是坐小汽車進出的。可是她家卻並不富裕，甚至可以說日子還過得蠻拮据。原來這裡面有個緣故。

在好多年前，小馬的爺爺曾是上海灘上珠寶界有名氣的老闆，只要提起“馬瑞芝”這三個字，可說是無人不曉。不但如此，人家還曉得他馬瑞芝是如何發的家。說是有一回他去雲南某地操辦寶石材料，偶然發現一塊石頭，被人不在意地冷落在一邊，問問賣價很便宜，就不動聲色地買了下來。運回上海剖開一看，果然如他所預料的，是塊品質極佳的翡翠。這一來，馬瑞芝突然“發”了也出名了，同行業都知道他手裡擁有令人眼熱的寶貝——上品翡翠。誰知禍福無常，她爺爺竟被壓死在法巡捕房的車輪下。馬家的公子，也就是馬新雲的爸爸是個老實而又不大管事的人，如今當家人馬瑞芝突然撒手而去，這個家也就此敗落下來。好在她爺爺在世時幫過一位朋友的忙，這人在浦東開家天章紙廠，有一回“頭寸”掉不過來，急得幾乎要關廠，是她爺爺扶了他一把，使他在銀行里貸得一筆款子，才度過了難關。這位老闆知恩圖報，在馬家慘遭敗落的情況下，也伸出了援助之手，為他們做三件事：一是讓出上方花園一部分房子供馬家老小棲身；二是送他們一部分天章紙廠的“乾股”（佔了整個廠股份的十八分之一），再是安排她爸爸到廠里當個行政管理方面的副科長。當然，馬家表面上是敗落了，實際上手裡還捏著一部分寶貝——翡翠，而且業內的人都曉得，並非是什麼秘密。不過無論再苦再窮，馬家都不肯將之出手換錢。誰知抗戰勝利后，不知道這位天章廠老闆與日偽有些什麼牽連，被當作漢奸，工廠家產一律被“接收”。過了一個時期，這位老闆本人坐穿，家產也收不回來了。在倒霉之前，這位老闆仍不忘舊恩，給馬家幾根金條，讓他們去另找住處。這樣，馬家就用這筆錢，“頂”下霞飛坊62號一樓一底住了下來。不過，由於馬新雲父親在廠里只是個小小副科長，收入有限，手裡的寶貝又怎麼也不肯出手，而吃飯的人口倒不少，這使得他們在旁人眼裡，只不過是一家空殼富人。

這種家庭的興衰，當然並不影響我與馬新雲之間的關係。我不管她家的窮，她也不在乎我家“危險”的政治色彩。且隨著年紀的增長，相互間不知不覺地萌生出另一種感情來。至於母親，並非不曉得我與小馬越來越熱和，但她本著父親“任其自然發展”的原則，聽任我們往來，絲毫不予干涉，也不嫌她家庭“出身門戶”。當有一天，我大膽向母親提出，要帶小馬到我們家裡來見面，母親似乎即意識此事關係之重大，竟爽快地回答我，“那就請她來我家吃飯”。為了這頓飯，母親做了認真的準備，結果弄出一頓不中不西的晚餐，她是想好好招待一下兒子的女朋友，我終於體會到母親當時的心理，她一定挺高興，只可惜這頓飯小馬吃了並不受用。這當然是她事後才敢對我說的。原來她家出身南京，南京人的飲食習慣是吃飯要兼喝湯，而那天的主食卻是西式麵包片，不免讓她覺得乾乾的難以下咽。不過從此以後，我們之間的關係自然又進了一步。

1948年冬天，我和母親悄悄離開上海，轉道香港、瀋陽，到達北京，並在那裡定居。這時新中國剛成立，廖承志舅舅有讓我們去蘇聯留學的動機，於是我和夏衍、廖夢醒的子女分頭找教師抓緊補習功課，為出國做準備。這樣，回到上海我與小馬重又聯絡上了。按當時的習慣，也到了該考慮婚嫁的時候。好在我們兩家隔鄰而居多年，相互都是知根知底的，因此母親和小馬的父母都贊成我們今後的婚姻。母親還表示她挺喜歡小馬，要把她當作自己女兒看待。就這樣，我們就趁機明確關係——訂了婚。

我們正在補習功課之際，廖承志又傳來新的意見：讓我們在國內讀書。這樣，我們得馬上返回北京去考大學。由於已經訂婚，又徵得雙方大人的同意，索性讓小馬也一起到北京去讀書。這樣，我們雙雙到了北京，小馬繼續讀她的高中，我考進了輔仁大學，讀的是社會學。

那時母親已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住在機關宿舍里。這是當年滿清貴族住的地方，有一進進富麗堂皇的四合院，母親和另三位副秘書長同住一個四合院，各人分得其中一大間。母親一個人在那裡的生活極其簡單，除了早點自己解決，午、晚兩餐都在食堂打飯。請了位女傭料理家務，但她也是“上班制”，過8小時才能來幹活。我倆到了北京，也參與進這種簡單的生活方法，只是將大房間做了些調整，當中掛個布簾，算是兩間，母親與小馬住“一間”，我住另“一間”。

令我至今難忘的是剛到北京時，母親招待我們的那頓早餐。清早起來，她到伙房打一壺開水，將幾個雞蛋洗凈，扔進水壺，開始“煮”；同時在爐子上烤饅頭片。待饅頭片烤香，又從壺中撈出雞蛋來，每人分一、兩個，就著饅頭片吃。試想，一壺開水能有多少熱量？因此這泡出來的雞蛋，蛋黃倒像熟了，而蛋白仍跟鼻涕一般，透明地直往下淌。至於滋味更說不得了，反正怪怪的，分不清是香是腥。好在半年後，我們買了大石作的房子，這樣的日子才告結束。

有了自己的房子，母親看看我倆年紀也老大不小了，就張羅著要為我們完婚，為此小馬父母也雙雙從上海趕來。結婚的準備完全“革命化”：買了一隻衣櫃放置衣物，又從上海運來舊鐵架子的棕綳床，再有建人叔叔和顧均正夫婦合送的一隻茶几和一隻吊燈，這就是新房裡的陳設。也不舉行什麼儀式，到民政部門領張結婚證書，用自己的相機拍了幾張黑白照片，然後兩親家一道在家裡吃了一頓較豐盛的飯。這結婚的過程就算完成了。這之前，岳母要為我們的婚事增添些喜氣，特意在大柵欄絨線鋪買了幾朵紅絨花，讓我們這對新郎新娘佩戴起來。可我那時也已經滿腦子新思想，將這玩意視之為“四舊”（按“文革”時的說法），趁她老人家不防，甩手扔進了爐灶，轉眼就化作了煙塵，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啥也沒說。

岳父對北京的風味小吃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個兒出去，總到大柵欄的門框衚衕吃“餡餅周”的羊肉鍋餅和雜豆粥，他誇這家店的餅皮薄而餡多。有時還順便帶回同是那個衚衕的“醬羊肉”給大家共嘗。我們有時也陪著他一道出去，吃“都一處”的三鮮燒麥，喝信遠齋的酸梅湯。

不久我和小馬的學習生活發生了變化。一是她高中畢業，考進了北大俄羅斯文學系。再是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我就讀的輔仁大學取消，學生被分流出去。按我本人意願想去清華，讀我自小就迷戀的無線電專業。但我是調干生，組織上卻要我去北大的物理系，理由是無線電與物理是相通的。

之後才知道，這個系正另籌建一個系屬於絕密單位，對外只叫代號“五四六信箱”（後來公開了，稱“技術物理系”）。原來那時我們國家已在為研製“兩彈”培養人才，為此北大、清華都設了這種系科，不過我去時，“技物系”的大樓剛剛落成，還是個空殼殼。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朱光亞和虞福春兩位教授帶領我們一邊學習，一邊幹了起來。除了朱、虞兩位教授，還有張至善和吳季蘭（他們都是我的入黨介紹人）。隨後又陸續調進來一些人，都是這方面的尖子，其中就有後來當了北大校長的陳佳洱（當時他還只是個助教）。現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夫人慶成瑞，那時剛從蘇聯留學回來，也調入我們這個系。因為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因此我那時的具體工作，是在張至善同志領導之下製作實驗室的儀器和各種設備。因為外國絕對禁止向我們出口這類器材，我們只有自力更生一條路。為了完成任務，有時我得拿了二機部的介紹信到處跑，尋覓稀缺的材料。好在無論到哪裡，也不管多高的保密級別，都能夠敞開倉庫大門，任憑我隨意挑選，要啥給啥，決無二話。當時還曾聽到一個傳聞，說是錢三強教授有意調我去他主持的物理研究所。協商結果，本單位不予放行。要不然，我今後將是另一條生活道路了。北大之所以不肯讓我走，大概與我當時的表現有關。我在前面說過，奇怪得很，到了北方之後，那一直折磨我的哮喘竟然無形中消失了。又正值青春年華，心裡滿懷革命理想，幹勁十足，受到領導和同事的好評，並被吸收入黨，那是1956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