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寄嶠

郭寄嶠小學畢業后，本已考入本縣中學，但終因兄弟多學膳費高而停學，轉赴北京考軍校。1917年，郭寄嶠進入清河陸軍第一預備軍官學校，兩年後分發至邊防軍第一師炮兵團及西北邊防軍第二混成旅炮營實習。1921年，郭寄嶠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為第九期炮兵科，1923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以後的戎馬生涯中，郭寄嶠曾先後上陸軍大學、國防大學將官班繼續深造。

郭寄嶠與衛立煌是同鄉。衛立煌在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一期畢業后，深感自己未受系統軍事基礎之教育，故一再邀請同鄉郭氏與其合作共事。郭寄嶠自1931年2月到衛部，直到1942年春調職，一直任衛部參謀長，隨衛的升遷而升遷，對衛的軍事指揮影響極大。

1936年12月9日，郭寄嶠和衛立煌到西安，擬參加蔣介石召集的督促張學良、楊虎城“圍剿”紅軍的會議。12日晨，郭寄嶠在西京招待所與陳誠、陳調元、蔣作賓、蔣鼎文、龔運陽等一同被捕（軟禁），延至27日始獲釋登機去南京。

郭氏後來把“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歸納為兩點：一、東北軍入關后待遇低未受到重視，對“中央”不滿；二、朱毛紅軍在陝甘寧地區面臨北西南之圍而東渡黃河必敗無疑，故決定對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進行統戰，而統戰又獲得了成效。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局面形成后，郭寄嶠和朱德、彭德懷在共同抗日中閑談時，曾不止一次研討過“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國對日宣戰，郭寄嶠先後任第十四集團軍參謀長和第一、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亦曾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敵總司令部參謀長，全力輔佐衛立煌率部對日作戰。

衛立煌、郭寄嶠到山西指揮的第一個大戰役就是忻口戰役。忻口會戰是抗戰初期三大會戰（上海會戰、忻口會戰、台兒庄會戰）之一，自10月上旬至11月上旬將近一個月時間裡，共殲滅日軍板垣師團等主力部隊三四萬人，為中方調整兵力、重新部署對日作戰贏得了時間。當時屬第二戰區序列的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夜襲陽明堡機場的勝利，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友軍的作戰。

從1937年底至1942年春，郭寄嶠在中條山、太行山一帶與敵對壘，堅持了四五年，阻止了侵略軍西進和強渡黃河的企圖。1939年，衛立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郭寄嶠兼任參謀長。這一時期的防禦戰，郭寄嶠根據敵我雙方裝備懸殊的實際，重點組織各部隊構築工事，建立側防交叉火力網，誘敵入山再圍而殲之，居然屢屢奏效。敵人雖多次由孟津、澠池、陝縣一帶強渡黃河，但都分別被擊退。郭寄嶠還特別抓了電報電碼的變密事宜，盡量不使敵方有破譯的可能，而又頻頻從敵方的廣播和電台中獲取可資利用的情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郭寄嶠以第八戰區代理司令長官兼新疆省主席及警備總司令的身份，整集殘軍，駐防邊疆。其間有人賦詩讚曰：“百尺雄關萬里牆，祁連山勢壓沙場。男兒未覺西征遠，更囑天山侍道旁。”

郭寄嶠歷年文稿主要收入《寄庵論叢》中。他晚年著有《邊疆政策之研究》、《邊疆與國防》、《我國歷代邊疆地區各民族之遷徙與衍化》等書，對民族問題、邊疆問題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主張民族團結，反對分裂，有獨到的見解。台灣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郭寄嶠先生訪問紀錄》。郭寄嶠歸納他的思想性格為信仰“岳武穆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鄉賢包青天（拯）維護正義、明辨是非善惡、不阿不屈、擇善固執”，“處人坦誠信，重然諾，反貪污，喜研國學書法，好運動騎善”等。

1929年任第45師參議。

1937年11月6日至1940年任第9軍軍長。其間1938年兼任第14集團軍參謀長。

1942年至1943年任重慶衛戍副總司令。

1944年7月20日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

1945年2月11日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

1946年1月出任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副主任，旋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嗣後至1949年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兼西北軍政副長官。來台灣后歷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防務事務主管部門參謀次長、負責人、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政務委員、國策顧問等職。

郭寄嶠徠歷任排、連、營、團、師、軍長、總司令及旅師軍部軍團總司令部各級參謀長等職務。曾參加北伐、剿共諸戰役及轉戰河南、河北諸會戰。抗日戰爭爆發當年忻口之役，郭氏殲滅敵軍板垣兵團大部，使華北得以從容布置軍事。1938年至1940年間，郭氏率部扼守中條山、太行山之間，擊退敵軍13次猛攻，均獲致重大戰果。1944年，參加豫西陝東諸戰役，粉碎日軍西進迷夢，卓著功績。1945年秋，新疆匪亂，迪化危急，孤軍馳往，平定亂事。1946年9月獲頒青天白日勳章，1948年春，共軍進擾隴東，窺伺西安，與共軍彭德懷部激戰，殲敵5萬人，造成著名之隴東大捷。1950年4月，負責指揮舟山轉進部隊15餘萬國軍來台，並在台灣地區中央政府來台初期，穩定軍政體系，度過當時不安的軍事政局。

“六六戰役”過後不到半年，蔣介石下令，將李家鈺的47軍（47軍在六六戰役中擔任中條山東、北兩面阻擊敵援軍的任務），升格為36集團軍，調出中條山，這就使原本兵力不足的第四集團軍更加捉襟見肘。但孫蔚如從維護抗日大局出發，並未提出異議，只是對中條山的防務重新做了一番部署，戰術上也作了調整，由死守改為靈活機動的協防作戰。

此時，由於中日雙方在戰場上的膠著狀態，中國軍隊的頑強抗擊已使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有所收斂。新任日本首相坂垣拋出了他的“坂垣停戰線”，其中劃定日軍在奪取隴上重鎮蘭州后即不再西進。而欲取蘭州，仍須跨過黃河佔領陝西，因此，中條山仍是日軍必奪之地。

1940年4月，日軍向中條山發動了新一輪大掃蕩。這場後來被稱為“望原會戰”的戰事是第四集團軍與日寇的又一次“生死對弈”。日軍的掃蕩是從中條山中部突破，沿張茅大道直取茅津渡。這次的規模僅次於“六六戰役”。孫蔚如事先也得到敵軍的情報，經過與參謀長陳子堅、秘書長李百川以及趙壽山、李興中等將軍磋商后，決定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將日軍誘至平陸東部的望原一帶，設伏兵以擊之。然而，正當中國軍隊布好口袋陣準備圍殲日軍時，一戰區參謀長郭寄嶠從洛陽打來電話。孫蔚如唯恐郭的電話會打亂部署（此前已有這等先例），故而不接電話。郭寄嶠又打給趙壽山，說：“望原你們是守不住的。你們應當帶部隊繞到敵後，在同蒲線上作戰。”

趙壽山說：“望原是中條山的心臟，望原丟了，敵人就會舉兵過黃河。”

郭寄嶠說：“那你要是守不住怎麼辦？”

趙壽山說：“你給衛長官說，守不住望原，砍下我趙壽山的頭扔進黃河！”

4月17日，中國軍隊有意識地邊打邊退，直到把日軍主力誘至望原。

望原會戰的主戰場在望原、淹底兩個山頭，兩山之間有一道深溝，溝底是一條寬約30多米的小河——洗耳河。4月19日清晨，中條山下突然湧來一股巨大的寒流（俗稱倒春寒），雨雪交加，狂風怒號，碗口粗的大樹被連根拔起。趙壽山趁風雪之夜，調動前線各部兵力，分四路猛攻日軍，一夜間將望原周圍的鬼子打得狼狽逃竄，收復了大部分被日軍佔領的村落。

4月21日，日軍從望原以北的張店據點撲向李振西防守的望原高地。李振西將一個炮兵營擺在半山腰，將5個步兵營排列在炮兵兩側，每隔三五步便有一挺重機槍，形成一條鋼鐵防線，在三日之內連續打退了敵人的幾十次進攻。在戰爭最危急時，鐵血虎將李振西對一營營長殷義盛（共產黨員）說：“鬼子來勢洶洶，你馬上給我抽出100名不怕死的後生，每人發一箱手榴彈，衝下山去，收拾小鬼子！這邊我用炮火掩護。”

殷義盛迅速挑出100名精壯後生。100條漢子齊聲怒吼：“殺敵報國，在此一舉！”在炮火的掩護下，殷營長奮勇當先，100條陝西漢子吶喊著衝下山去，趟過洗耳河，沖入敵陣，一排排手榴彈炸起漫天煙霧……日軍全線潰退，而我百名敢死隊員也多半陣亡……

25日，中國軍隊各路人馬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了中條山東部的山頭，對日軍形成包圍之勢……戰馬嘶鳴，刀光閃爍，望原會戰打得昏天暗地，日軍半數以上被擊斃……望原會戰持續數十日，以中國軍隊大捷而結束！

郭寄嶠擅長指揮大兵團作戰，曾揚威於抗戰中，當時有“第一參謀長”之譽。曾擔任過衛立煌秘書的趙榮聲在《回憶衛立煌先生》一書中寫道：

……桌上放了四五部電話機，堆著盈尺的電報、公文。郭寄嶠每天上午八點上班，除掉中間回家吃兩頓飯，一直忙到夜晚十一二點，一手握著電話機聽彙報，一手拿著一桿寸楷毛筆批公文，批完了隨手扔到地下，旁邊就有一個副官恭恭敬敬地蹲下去拾取。下級人員有什麼事情來請示，郭寄嶠一手握著電話機不放，一手握著毛筆不放，簡單明了地向來謁者答覆幾句，不一定都合理，但和當時別處許許多多糊裡糊塗的國民黨軍官和參謀人員比較，的確表現得強幹，高人一籌。蔣介石在武功軍事會議上當眾表揚他為“標準參謀長”，使他從此身價十倍，顧祝同、陳誠聞之也另眼相看，敘起保定同學的關係，都試圖把他挖到他們的身邊當參謀長。衛立煌正因為有這麼樣一個能幹的參謀長代他管事，他自己就不致陷於十分繁重的事務當中去了。

台灣前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是郭寄嶠的女婿。

1998年，郭寄嶠以97歲高齡在台灣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