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作賓

蔣作賓（公元1884～1942年），字雨岩，湖北應城人。著名外交官、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他的外孫厲無畏現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上海市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出生於一個窮苦家庭的他，青年時代看到清朝的腐敗無能，立志要革命，推翻數千年封建王朝統治，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的中國。

1905年7月，蔣作賓在武昌文普通學堂就讀，因成績優異，作為公費生派往日本留學，不久，與一些革命志士一起，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組織成立同盟會。同盟會成立后不久，孫中山離日去歐美南洋各地。黃興代理同盟會總理職務。蔣作賓與黃興見面，共商革命方略，決定回國以後，蔣作賓打入清朝內部，深入敵腹，從上而下奪取政權；黃興從下而上，領導革命志士，進行武裝鬥爭。

1907年轉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經過充分醞釀準備后。1908年，蔣作賓回國，向清政府報到。先分到保定軍官速成學校當教官，在此期間，他不斷向學員灌輸革命思想，並做些革命組織工作。第二年，全國陸軍留學畢業生考試，他名列第二，被調到清廷陸軍部軍衡司任科長，軍衡司也叫軍制司，是掌管全國陸軍人事勤務及部隊編配等業務的部門，地位很重要。不久，由於他將日本的步兵操典譯成中文在軍中使用，使陸軍大臣蔭昌等人對他倍加賞識，他便利用此機提出整編全國革命軍隊的建議。將舊軍幹部（包括袁世凱的北洋軍在內）逐漸淘汰，而換上同盟會員（清廷當然不知他們是盟員）或陸軍軍校的畢業生。由於清廷害怕羽翼已豐的袁世凱，因此很快採納了他的建議。

1911年，蔣作賓晉陞為軍衡司司長，這工作對於實現革命黨的中央奪權革命計劃很有利。至當年8月，他已將袁世凱的爪牙與舊督撫的鷹犬淘汰了很多，為後來的革命勝利奠定了良好基礎。那年，黃興領導的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但大大動搖了清軍軍心。當時蔣作賓認為，再經過二、三年的組織準備，軍權基本上掌握在革命者乒里時，中央革命就可比較順利地實現。但是，由於漢口出事，革命黨不得不提前於10月10日起義。原來的計劃打破了。他得到消息后，雖然惋惜卻毫不遲疑，立即行動起來。

武昌起義消息傳到北京后，清朝廷聚集兵力圍剿起義軍。在武昌外調集了七十二門山炮，但炮彈只有二十五發，便命蔣作賓去保定運軍火。他領命后，故意把裝運炮彈的列車放在後面第五十一序列，使炮彈十天內都運不到目的地（當時京漢線是單軌），山炮成了啞炮，不能發揮作用，大大削弱了清軍戰鬥力。與此同時，他又積極從東北、華北組織兵力，支援起義。當他們到達武昌時，正值革命軍在漢陽受挫，黃興東走上海，他急忙趕到都督府，都督黎元洪等正因戰敗而痛哭。見此狀，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革命軍雖在漢口、漢陽失利，但還有武昌，即使武昌也失了，還有其它地區，這種時候，怎麼能婆婆媽媽地哭鼻子呢？希望你們再苦守一星期，我就會調大軍來增援。”黎破涕為笑。他連夜趕到江西，調兵增援，不但使武昌形勢緩和，又促進了江西統一，並任九江軍政府參謀長，後來，蔭昌等了解了真象后，都大吃一驚，感慨地說：“沒想到蔣作賓竟是革命黨人。難怪清朝氣數將盡啊！”

事隔多年後，蔣作賓在講起辛亥革命時，總是多少有些惋惜，如果武昌起義再等二三年，待袁世凱勢力大部分清除，換了革命黨人的話，就可能不會有後來的北洋軍閥混戰。

1912年蔣作賓任南京臨時政府的陸軍部次長，后又受孫、黃之託，在北京政府內續任陸軍次長，他積極建議建立以北京、武漢、南京三點為基礎的革命武裝，壯大革命軍事力量。但是，由於袁世凱的復辟與鎮壓，這些革命武裝均先後遭破壞。1915年他稱病辭職，被袁世凱幽禁於北京西山。次年袁死，出任參謀本部次長。1917年9月出國遊歷。1919年2月返回，參加驅逐湖北督軍王占元，之後，他南下追隨孫中山先生，準備北伐，任大本營幕僚長。

孫逝世后，他繼承其遺志，出生入死，積極參加北伐，1926年北伐時，他先後任江西、湖北宣撫使。為了不讓張作霖與吳佩孚合作搞所謂北洋大團結，他前往瀋陽去說服張。行前，好友勸他，此去凶多吉少，最好別去。他想，北伐是實現統一的前提。統一是強國富民的保證，為了國家的統一富強，個人生命算得了什麼。他毫不畏懼地去了。果然，吳佩孚得知，指使不少軍閥致電張作霖，說蔣作賓是赤黨說客，要張作霖殺死他。當時上海各報都登載了這些函電。並稱蔣作賓必死，他去瀋陽后，大義凜然，慷慨陳詞，最終說服了張作霖，保證了北伐順利進行。

北伐勝利后，蔣作賓大聲疾呼，應加緊建設，恢復戰爭創傷。他指出，二十年代末，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是日本，全國上下必須團結一致，槍口對外。面對日本威脅日益嚴重，在北伐勝利之時，他不為自己爭官謀利，只為國家前途擔憂，決定出國，聯絡德國（當時是德國社民黨興登堡執政）、前蘇聯及歐洲諸國，鉗制日本軍國勢力的發展。後來，他被任命為駐德奧公使。赴任途中，濤濤海水猶如他起伏之心潮，國內什麼時候才能安定下來，上下齊心共建國家呢？

由於蔣作賓是民國政府的第一任公使，所以，德國政府專門開了一輛花車到德國瑞士邊境迎接。在柏林站，一些高級官員都出來迎候（後任大使再無此熱烈場面）。到任后，他積極開展多方外交。1929年，國民黨政府與前蘇聯斷交后，政府中有許多人都認為前蘇聯是敵人，絕不可聯絡。而他則認為，前蘇聯有許多地方可以學習，要鉗制日本，必須聯絡前蘇聯。他還設法去前蘇聯實地考察，並回國冒險宣講，宣傳前蘇聯全國上下團結建國的精神狀況。在任職期間，多次與前蘇聯外長聯絡，向當局闡述聯蘇的積極意義，但均未被採納。

在蔣作賓到柏林前，中國駐德使館，竟連一輛汽車也沒有，遇到外事活動，臨時借車，手忙腳亂，不僅誤事，也常為人笑話。不僅如此，其館內外破舊之狀也實在令人驚訝。檐壁斑剝，窗帘破舊，椅面碎洞相連，暖氣常無，被外人譏笑為“冷宮”。他到任之後，立即著手設計修繕房屋，更換室內陳設，安裝對講機、暖氣等設備，使公使館面貌煥然一新。深秋，在館內開宴會時，即使袒胸露背的女賓，也都不覺一點涼意。從此，“冷宮”這一綽號再無人提起。他又按當時德國總統興登堡的座車式樣，定做了一輛高大美觀的汽車，在柏林外交團體中非常引人注目。1930年代在日本時，類似事例也不勝枚舉。駐外使（公）館，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他很注意在這個窗口樹立中國的威望。

1929年，蔣作賓參加了國聯（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日內瓦第一次裁軍會議，過去，國際會議都只用英法兩種語言，這次他力排眾議，破除慣例，莊嚴地用華語在講壇上發言，使許多與會者都大吃一驚。第二天，日內瓦好幾家報紙都競相報道了這一驚人消息：在國聯會議上第一次聽到中國話！當時雖為列強之一的日本，也不敢破此慣例。會後，在花園散步時，日本代表專門找到他說：“敬佩！敬佩您的勇氣。能在國際聯盟里用中國話發言。以後我們日本也要援例。”第二年在倫敦舉行海軍裁軍會議時，日本人果然用日語發言了。他在日記中寫道：“吾東方語亦漸用至西方，殆余作其俑歟？良以吾國四萬萬餘之大民族語言，無論從何方評論均有可用之價值。望吾同胞勿自暴自棄而自餒也。”後來確實又經過千百萬同胞的努力和鬥爭，華語與中文終於成為國聯的正式語言和文字了。

蔣作賓曾提出過一些不凡的見解，令德國及各國使節刮目相看，興登堡對他評價也很高。對於國內的政治經濟許多方面，他也提出不少建議，但很多都未被採納。就連他關於調停中蘇中東鐵路之爭的有關報告，當局都未及時了解辦理，結果讓日本人看笑話並從中得利。他在日記中寫道：“國內紛亂如此，在外作外交官者顏面真正無處藏匿，安能在國際爭得地位也？”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負不能實現，曾使他憂慮痛心不已。

如前所述，修建駐德公使館是需要很多錢的，在去德之前，政府曾給三十六萬元特別費，他把這些錢全用上了，還不夠，他又掏出自己的薪金及參加國際會議的補貼，這些補貼應屬個人所有，按理可以不拿出來。但是他說：“這是公家發給我的，是公款，公款就要公用。”那時，外交部常拖欠使館公費及館員薪水，常常四、五十天才匯款一次，這就使館員薪水無形中大打折扣。為此，他特地制定了一個墊薪制度：館員按職務定一工資基數，每月不論外交部匯款是否到達，均定期由他私人墊付，待部款匯到后，再酌情扣還。由於部款拖欠嚴重，扣款數總抵不上他的墊款。結果他的墊款愈積愈多，甚至到他離任回國時，他還囑咐同仁，以後收到薪水，仍照前例保留定額自用，有超過的餘數，再酌情還他以前的墊款。這種關心厚待下屬的做法，在當時是破天荒的事。十多年後，他病魔纏身，經濟困難，住在重慶鄉下陳家橋的一間小屋裡，葯買不到，營養也跟不上，但他從來也不主動去要回這些欠債，直至去世。這些欠債也就無形中勾銷了。

在那些困難的年月里，蔣作賓常勸慰大家：“抗戰期間，響一炮要花多少錢啊！國家有困難，我們就克服克服，節約些吧！我寧可不吃什麼好的。”有一天吃飯時，有位親戚來看他，見桌上沒什麼菜，就說：“你做了一輩子官，現在吃得這麼差，過得這麼苦，早為什麼不抓幾個錢呢？”他坦然地說：“我不是貪官，幹嘛要抓錢？”“哪個象你這樣窮官！”“窮官好，心中無愧，站得穩，睡得著，對得起國家民族。我革命又不是為我私人發財，是為民富國強。國好，我好，國窮，我窮。現在正是抗戰，是困難時期，大家如果不節約，國家哪來的錢呢？”

1938年，在蔣作賓結婚時，他說：“現在抗戰開始，黃金國有，就不買金首飾了。”一樣金飾也沒買。他還囑咐妻子，不能單獨乘坐他的車，更不準子女動用他的車，說“戰時一滴汽油等於一滴血”。他就是這樣處處想著國家。平時，他無一不良嗜好，不抽煙，不喝酒（宴會時喝少量啤酒），不打牌，不進戲院看戲（政府及集團活動除外），只喜歡散步，故在日本時有“散步大使”的綽號。

為祝賀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公元1937年），同時前往德國接洽一項貿易協定，政府派財政部長孔祥熙前往。為了將此事辦好，孔決定讓蔣作賓（時任內政部長）的長子蔣碩民一同前往。這種好差使一般人都會爭著去的。但蔣作賓堅決反對，他認為蔣碩民在德國是學數學的，而這項工作應派學經濟貿易的人去才合適，在他的推薦下，派了曾在德工作多年、柏林大學經濟博士王家鴻前往。他說：“我沒有小組織，人才是國家的。”

1941年，在瑞士讀書的兒子蔣碩治來信說他只剩下兩周的飯錢了，無錢在市場上購買外匯。有人建議去找孔祥熙，說通過孔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錢買到官價外匯。但是蔣作賓不肯去，寧願兒子挨餓，也不求孔。後來，一位原駐德使館的同事來看他，聽到此事，又知道還有許多同事借的錢至今尚未還清，就主動向他們講了蔣作賓的近況。於是他們湊錢才使蔣碩治渡過難關。後來蔣碩治自己又去做工，才將所有學業完成。

蔣作賓青年時期參加革命，二十八歲當了陸軍部次長。他深知人才對國家興衰有重要作用。他愛護青年，愛人才也注意培養人才。

1927年1月，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生為慶祝北伐勝利和囯民政府遷都武漢，在江漢關英租界前進行宣傳活動。英國水兵竟衝出租界尋釁，刺死一人，重傷五人，造成慘案，遂引起市民公憤，群起赤手空拳與英水兵搏鬥，並向英租界衝擊。蔣作賓聞訊，想到如果讓事態發展下去，英方可能進行彈壓，這些熱血青年勢必將會有更大的流血犧牲。於是在徵得當局同意后，他立即以民國政府代表名義（與另一名代表一起）親赴現場，勸說青年離開，宣布政府將循外交途徑與英國當局談判，收回租界。果然兩天後，在武漢市各界群眾的支持下，囯民政府宣布收回了漢口英租界。

早年在上海居住時，董必武、李漢俊、張太雷等常到家中做客。1936年董必武長徵到延安后，還給蔣作賓捎來一封信。1929年廖承志在德國參加革命活動被捕，適逢蔣作賓在德任公使，曾想方設法將他救出，後來何香凝還向他表示感謝。他認為“人才是國家的”，應該為國家保護、營救人才。1931年，留日學生共產黨員何定華，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日本當局逮捕，由於何定華曾在駐日使館搞過翻譯，蔣作賓覺得這個青年很有才氣，得知何被捕的消息后，他暗自請了律師為何辯護，並找人作保，將何定華保釋出獄。他也未按政府旨意將何定華引渡回國。他知道，引渡回國肯定會被殺害，可惜了一個人才。等到何定華登輪離開日本后，他才報告政府說何定華已被人保釋，不在日本了。後來何定華平安抵達上海，又輾轉去了延安。

蔣作賓既不攬權，又不斂財，是公認的“清官”。他的工資收入，除用於工作、生活外，其餘都用來培養子女，為的是能為國家多盡一些力。對出國留學的子女，要求他們學成后回來為國效勞。他們大多都是這樣做了，有的還成為世界知名人士。個別子女由於歷史的原因，沒有回國，但也在努力為祖國做一些貢獻。

北伐之前，蔣作賓已看出日本對中國的威脅。1928年，二次北伐途中，發生了“五三濟南慘案”。5月3日，擅行開駐濟南的日本軍隊，突然包圍中國民革命軍隊並對濟南城狂轟濫炸，屠殺中國民革命軍民近萬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挑釁示威。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於5月5日離開濟南，繞道北伐。而蔣作賓（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卻堅持到9日，才冒著槍林彈雨離開濟南北上，他對此事終生不忘，認為這是他“平生最大的恥辱，矢志必有昭雪”。北伐一完成，他多次大聲疾呼，團結起來，槍口對外，日本是最危險的敵人。他個人無法制止內戰的繼續，他不願意打共產黨，不希望國內再有戰爭。他反對當時流行的只有世界大戰才能解決問題的觀點，反對空等國聯來解決中國問題的消極態度，為了能最大限度鉗制日本軍國主義力量，他積極聯合歐洲諸國，儘管當時國民黨政府與前蘇聯斷絕了外交關係，他仍冒風險，極力主張與蘇復交、聯合。敵人絕不是前蘇聯，不是共產黨，而是日本，日本是最大的威脅。但是，他的呼聲，他的一些措施，不能得到蔣中正政府的重視和採納。直到1931年，事態日益嚴重，政府將他從德國召回，任駐日公使（後為大使）。他覺得，現在才採用外交途徑挽救危局，為時已晚。因為日本國內，溫和穩健派已逐漸被少壯強硬主戰派代替，再想用談判方式，令他們改變侵華戰爭企圖，已不可能。

蔣作賓一面在談判桌前據理交涉，另一方面又穿梭活動於日本國內進步人士及同情與支持中國的各國外交使團之間，希望從內部到外部形成對日當局有影響的力量。但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急速發展，要想獲得談判成功，是不可能的。加上國內政府軟弱無力，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他出使日本四年，耗盡了他的心血，他憂慮，他憤懣，他心力交瘁，回國時兩鬢斑白，血壓高得嚇人了。

之後，蔣作賓的健康每況愈下，但還儘力為國效力，從不怠慢。1941年，重慶大隧道慘案發生，兩萬多無辜百姓被悶死在防空洞內。他知道后難過得哭了，指責防空司令對工作不負責任，為什麼警報解除后不馬上開門救人，卻要讓他們悶死呢？來告訴他的人說：“進去的人只曉得搶黃金財寶，哪裡還去搶救快斷氣的人？他們用耙子把人們拖出來，往卡車上一扔，拖去埋掉了事！”他氣得跺腳：“把人當狗一樣，真豈有此理！”

山河破碎，當局腐敗，百姓遭難，他傷心極了，病情日益加重。1941年12月24日，蔣作賓滿懷憂慮，兩袖清風，病逝於重慶，終年五十八歲。1943年6月12日追贈為一級陸軍上將軍銜。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以上將軍銜葬於重慶南岸砂罐窯。1983年重慶市人民政府曾修葺其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