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虛谷

陳虛谷（1891—1965），為抗議日本殖民者排斥和歧視中國文化，曾任夏季學講師，講授“孝”、“結婚問題”等中國傳統文化科目，二十年代初，積極參加台灣文藝協會活動，演講“專制與立憲的區別”等論題，並為多次寫稿。1932年後，任《台灣新民報》學藝部部員。其創作受賴和影響，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重要作家。1965年去世。

生於貧困家庭，父早亡，5歲時過繼給陳姓地主家。1920年考入明治大學經濟系，並在正則英語學校進修英文。此時參加了台灣留日學生的民族運動。1923年返台參加台灣文化協會。1923年底至1924年初在大陸遊歷，在上海台灣人大會上作過抗議“治警事件”的演說。1924年返台後任文協夏季學校講師。在同年11月及次年1O月舉行的文協第四次、第五次會議上，均當選為理事“1925年與賴和等發起成立流連思索俱樂部。次年又與賴和創建新生學會。1930年被聘為《台灣新民報》客員。1932年被聘為該報學藝部客員。1935年台灣全島第一次文藝大會舉行時，他是受邀者之一。1939年與賴和、楊守愚等建立漢詩社應社。1944年至1946年任和美恆生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和美鎮農業會）組合長。1948年8月被聘為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次年辭職。1951年腦溢血后一直閉門閑居直至逝世。

陳虛谷的小說。主要有兩個延伸的觀點。一是反映台灣新舊仕紳迂腐、投機的性格，對上層仕家一心一意想擠進日本高等文官階層的攀附行徑有深刻的描寫。另對於當時日本警察濫用特權的暴行、斂財、淫色、凌辱台灣老百姓等種種也大加抨擊。所以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台灣人見風轉舵、挾洋自重之奴役性及劣根性的省察，特別是知識階層與資產階級，愈是具備這種性格。

在當時社會。和他實際參與民族運動的尚有賴和、張我軍、謝春木等人。這群“黎明期”的喇叭手。合力吹響了台灣近代文明的前奏，除了悲憫遭受蹂躪而無處伸冤的生靈。灌輸老百姓自由、平等。超越民族偏見的新觀念外，陳虛谷一生保持的還是他那詩人般純真的性情及“平民化”的生活哲學。

陳虛谷生前最崇拜田園詩人陶淵明。直到謝世。他都秉持怡然自得的態度。“春來人歡樂。春去人寂寞。來去無人知。但見花開落”。這是他墓碑背面的詩句，其人其詩，可說是相襯得再恰當不過。宇宙萬物的無常，深遂透脫的徹悟，浮現陳虛谷飄逸自然的個性及悠遠自適的觀照。

陳虛谷不論在文化運動或文學上都有十分前瞻的觀點。雖然深諳舊詩的形式和做法，但他以為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新詩才是時勢之趨，才是時代潮流。“適合於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興感情，必將成為詩的主流”。此一進步的眼光。在當時故步自封。抱殘守缺的漢詩界至為難得。

陳虛谷的發表於1930年，台灣受日本佔據已三十五年，同年度的霧社事件是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武裝抗日，從《一桿稱子》的1926年到《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1937年，可視為非武裝抗日的巔峰時期，這些抗日文章大多是對既得利益者的批判，主要角色是被同情的人物，只有《榮歸》中的主要人物，其所承受的並非表面上的迫害，而是因環境現實所產生的性格缺失，當時的台灣社會呈現出一股民族的悲哀。

作者以小說中人物的言談舉止，來說明台灣人的特性。例如秀才正為兒子留學的事計較，一聽說及第高文“秀才忙從椅上跳起來道：‘及第了嗎﹖哈哈﹗賢哉賢哉﹗’他險些就顛仆到椅上去。”從心情上的描寫到興奮的對話與誇張的動作，氣氛轉折快速，突顯秀才說變就變，這是台灣人作為中國人受科舉制度的影響，崇尚一舉成名的心態。

“萬事都是天註定，千斤力不值四兩命。哈哈！”--台灣人相信命運，認為命好比努力重要，不勞而獲者比努力獲得更令人羨慕。秀才娘說出相命先生的話，特別放輕聲調。台灣人相信“天機不可泄漏”，但是又很愛說。

要批評一個人或一件事物，如果直接訴說其缺點，不但乏味且令人感覺多少有些情緒因素存在，如果只陳述現象，而且能引導觀眾情緒，經由想象認同作者的見解，才能構成小說迷人之處。在榮歸中，作者始終沒有批評王家等人，讀者卻可從其言談舉止中，看出性格上的缺失。最後在慶賀會上，一連串的日本話后，作者藉會場中觀眾之對話批評，以顯示本文之立場。更高明的是：很合理地安排戲台上演“狀元遊街”，同樣在演戲，戲子演的更好，作者不屑媚日行為，說假狀元威風十足，觀眾卻“都笑得死來活去”。雖然講了半天，但氣氛依舊：夕陽“烘成了一片紅艷如錦的雲霞，好向是朝著王家表祝意”，有眾人皆醉唯我獨醒之慨。

默園主人陳虛谷的一生，不只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史有著重要的啟蒙與前輩地位，尤其在那異族外來政權統治的時代，他永遠都站在受壓迫的台灣民眾立場，同不義的政權做出毫不妥協的抗議興周旋，不若當時一般的仕紳，淪為統治者的御用或附庸。默園是位於現在彰化縣和美鎮塗厝里，一座建造於一九二八年（日據昭和三年），仿西洋文藝復興風格的林園別墅。佔地約兩公頃的默園，主建築是一棟整齊矩形，多列柱迴廊，洗石古色、灰朴而宏偉的雙層大樓。園中花木扶陳，四時俱是鳥語花香。此園是由虛谷的先翁疏(陳)錫奎先生所造，塗厝村人都俗稱“洋樓”。“默園”的得名，乃是陳虛谷結交的當時抗日文人，尤其以賴和為首的彰化“應社”成員，彼此於詩文往來時，對這座他們經常聚會的林園的稱謂。陳虛谷取其名為“默園”，顯然有潛默抗日，不與妥協的嚴肅寄意。

一九二八年，默園完成建造的那一年，陳虛谷三十三歲，是他從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專門部，畢業回台的第五年。分裂后的台灣文化協會，在這一年左右翼文協各自成立了“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台灣工友總聯盟”。另外，台灣共產黨也在這一年成立。這一年陳虛谷在《台灣民報》首次發表他的兩篇小說：、《無處伸冤》，對代表日本統治者的警察，其濫用特權、斂財及蠻橫行徑，給予嚴厲的抨擊。同時這一年，他依舊四處去演講。以文化演講來啟蒙民眾的近代社會、政治思想，是陳虛谷自己認為平生最得意的兩件事之一。他不但是文化演講台上的常客，尤其“懸河熱辯”的口才，為他博得許多的喝彩。

僅一九二五年，他的演講就超過十五次之多，足跡遍及彰化、員林、北斗、二林、草屯、梧棲、大甲、通宵、新竹等地。講題從個人的“進取”、“人的生活”、“兒女教育”、“迷信之打破”到社會的“教育問題”、“社會生活之改變”、“文化運動的意義”以至於整個台灣民族的政治命運：“台灣議會請願與帝國之立憲精神”、“專制政治與立憲政治的區別”、“立憲政治”等等。幾乎包羅了日據時代抗日的台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所要啟蒙民眾的主要思想範圍。

陳虛谷自稱的平生第二件得意事，是“詩”。相較於四篇短篇小說，虛谷一共有四百餘首的舊體詩和二十五首的新詩，詩無疑是他的“最愛”了。他也一直以詩人自居，下過，迥異於當時那些“苦得太平銜塊肉、胸前鎖煉亦榮光”的御用詩人，虛谷的詩亦如其人，充滿對不義者的抗議精神，以及同情弱勢者（尤其是農民）的人道思想。

一詩，發表於“霧社事件”（一九三○）約兩個月之後的，控訴日本屠殺台灣少數民族的暴行，這可能是台灣史上面對更迭不斷的外來政權的分化，漢人第一次表現出與少數民族憂患與共、命運一體的真實感情。

在日本異族殖民統治的時代里，陳虛谷總是挺身為台灣的百姓向統治者的不公或不義抗爭周旋到底，這位葉榮鍾筆下“為開風氣倡文化，懸河熱辯無以加”的時代詩人，面對強權，何其無懼，甚至意氣風發，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能繼承父志“來做台灣革命家”。

但是，戰後的陳虛谷，顯然“沉默”了下來。國民政府曾在一九四八年八月聘他為“台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他在第二年七月，就辭去了這項職務。從此過著他好友楊守愚所“戲嘆”的“默園主人默不語，日日寄情在山水”的閑雲樹蔭的村居生活。

一九五九年，發生在中部地區的大浩劫，“八七水災”，陳虛谷將默園開放，收容數以百計的無家難民，供食供住，直到幾個月之後他們能夠重建家園。而之前，他在分得財產時，並捐出面積各約一公頃的土地給彰化中學分校（和美中學），及塗厝國校（培英小學），作為建校的校地。戰後“沉默”下來的陳虛谷，一生護愛著台灣平民百姓熾熱的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啊！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陳虛谷去世。留有“遺言”五百多字，是晚年因中風后，以左手所寫成的。全篇遺言，都在交代子孫，要去除民間葬事的浪費、迷信及風水等等俗例。同時，希望他的墳墓要“極小而堅固”墓碑刻“故詩人陳虛谷（滿盈）之墓”。

1926年開始新文學創作。在《駁北報的無腔笛》一文中，他曾抨擊舊詩人將詩歌藝術糟蹋成獻媚殖民者的工具，抨擊“擊缽吟”是為文造情的形式主義遊戲。認為詩人應具有敏銳的直觀、奔騰的熱情、豐富的想象和純真的品性。其新詩共有2O余首，重要作品有抨擊殖民統治、激勵民族意識的《落葉》（1930）、《敵人》（1931），歌頌自由愛情的（1931）、《小汽車中》（1931），寫景抒懷的《草山四首》（1930）、《流水和青山》（1932）等。短篇小說《他發財了》（1928）、《無處申冤》（1928）、《榮歸》（1930）、（1930），均以民族矛盾為中心，暴露殖民統治者的暴虐貪婪，抨擊民族敗類的醜態，表現台灣人民的苦難與憤怒。作品均散見於當時的新文學報刊。後由人輯成新舊詩合集（196o）和別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