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志詩

【作品名稱】《見志詩》

見志詩

【其一】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

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

垂露成帷，張霄成幄。

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恆星艷珠，朝霞潤玉。

六合之內，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為局促？

【其二】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

任意無非，適物無可。

古來繞繞，委曲如瑣。

百慮何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叛散五經，滅棄風雅。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抗志山西，游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柁。

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治世多事業中人，亂世多曠達之士。在漢王朝鼎盛之際，不要說像霍去病這樣的武夫，曾滿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豪情；就是司馬遷這樣的文人，也充滿了繼孔子作《春秋》、“小子何敢讓也”的壯心。而漢末動亂時代，卻是草莽好漢、“亂世梟雄”馳騁的世界。像仲長統這樣的文士，既無統率士眾逐鹿中原之力，又不願依附於邪惡強權之輩。當其找不到政治出路時，功名事業之心便自然冷淡了。但因為他生性“俶儻”，“不矜小節”，故對世事的憤慨之情，往往發為睥睨一世的曠達狂言。這首《見志詩》，正是他在被時人“謂之狂生”期間所作的“奇詩”。

先看第一首。這一首詩著重描述詩人所企慕的理想生活境界。詩人放眼自然：空中的飛鳥，自由往還而不留其跡；樹上的鳴蟬，蛻去蟬衣而不為外殼所拘；傳說中的騰蛇能去鱗（皮）而飛，深淵的神龍可解角升天。這是十分自由的境界，作為萬靈之長的人類，能夠達到這種化境的，那就是老、庄所稱述的“至人”、“達士”。按照莊子《逍遙遊》的說法，這類“至人”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變），以游無窮”。比較起來，飛鳥、騰蛇之類則不足道。此詩開篇六句，未敘“至人”，先渲染飛鳥、蛻蟬、騰蛇、神龍自由無拘的景象，飄忽而來，奇境紛陳。然後以“至人能變，達士拔俗”兩句喝斷，正如奇峰突起，更顯得“至人”、“達士”的高逸脫俗。

接著十句，便筆飽墨酣地鋪寫“至人”、“達士”的神奇境界：“乘雲無轡，騁風無足”，是說他們憑藉雲風來去，根本不需要車轡、馬足；“垂露成帷，張霄成幄”，是說他們以天露、清霄為帳幔，居處於天地之間，根本不需要什麼殿堂樓閣。他們餐飲的是夜半的露氣（即沆瀣），九天的太陽正可充當照明的燈燭。人們大多貪求於珍珠、寶玉；但至人、達士則把夜空的恆星、東方的朝霞視為裝飾天地的珠玉；那閃爍的星光、絢爛的霞彩，那不是凡珠之輝、俗玉之澤所可比擬其萬一的。“垂露成帷，張霄成幄”六句，以神奇的想象、高度的藝術誇張，展示了至人、達士的自由境界。其壯偉清奇，就是與屈原《離騷》那繽紛多姿的想象相比，也毫不遜色。明人葛立方《韻語陽秋》稱它“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認為後世張志和“太虛為室，明月為燭”、劉伶“日月為扁牖，八荒為庭衢”等奇句，均從此化出。可見其影響之大。從這樣遼闊、自由的境界，看世間所汲汲奔走的“人事”，自然太渺小、太局促了。故詩人在結尾突然一頓、拄筆而問：“人事可遺，何為局促？”意思是說：這些人世間的瑣事都可以拋棄，為什麼偏要讓自己受其牽累而困厄終身呢？

如果說這一首是從正面描述至人達士的境界，以表現詩人追慕的“大道”，那麼，第二首則筆鋒一轉，對世俗所尊崇的一切，表明詩人的嚴正批判態度。詩人開筆深深感嘆，至人達士的境界，本是人所可履的平易大道；可惜識得此中奧妙的，沒有幾人。詩人以為，“大道”的微妙處全在“任意”和“適物”而已：只要率性而行，就不會有是、非的牽掛；只要順應外物變化，就無所謂可與不可。但“古來繞繞，委曲如瑣”，人們總是為聲名、利祿所牽纏，就像雕鏤的瑣紋一樣彎曲不展。他們思千慮百，偏偏不知道人生的至理，只在於保存自身。仲長統在《曠志論》中曾說：“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於入帝王之門哉！”這正一語道出了“至人”境界的奧秘：他們並非真能“乘雲”、“騁風”，不過是不慕勢利、淡泊逍遙，故能超脫於世俗之上。由此反觀前詩，詩人所誇讚的“垂露成帷、張霄成幄”種種奇妙境界，無非是隱身山野、優遊自娛生活的一種藝術誇張罷了。

既然人生之道“至要在我”，那種種牽纏世人的憂愁，則可任其煙銷雲散，那釣取功名的“五經”之類，則可四散碎棄、付之一炬。詩人思緒澎湃，筆底頓吐狂言：“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分）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這六句以對仗、排比，一氣奔赴，正如有滾滾驚雷，震蕩於詩行之間。表現出詩人對世人奉為聖典的一切，懷有多麼激烈的鄙夷和反叛之情。難怪元人吳師道讀此數句，不禁喟然嘆曰：“仲長統《述志詩》，允謂奇作。其曰‘叛散五經，滅棄風雅’者，得罪於名教甚矣”（《吳禮部詩話》）。但正當詩情達到石破天驚之際，緊接著“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山東一帶）”二句，詩人又將筆一頓，化為紆徐從容之語，以表現優遊自娛之志。詩之結尾，則承以淡筆點染之景：“元氣為舟，微風為柁（舵）。敖翔太清（指天），縱意容冶（優遊之態）。”以形象的比喻，展現詩人在天地間縱情遨遊的自得之態，令人讀之心曠而意遠。一場批判“五經”、“風雅”的急雨驚雷過去，出現在結尾的，又是悅目賞心的和風麗日。這第二首之格調，正與第一首相應，最終顯現的，依然是“穆如清風”的幽幽之韻。

從這兩首詩看，仲長統的志向，似乎只在於效老、庄虛無之說，超脫世事，放浪形骸於天地之間。實際上並非如此。仲長統之鄙棄帝王之門，不過是身處動亂之世，激於一時之憤而發的“曠達”之論。在其內心深處，其實是頗想有所作為、建功立業的。所以，後來尚書令荀彧推舉他任尚書郎，他就當仁不讓；曹操請他參與軍事，他便攘臂相從。還“發憤嘆息”，著論十餘萬言，論說治理天下之得失。可見要遺棄“人事”、超然世外，他自己就做不到。對其所述志向，讀者大可不必當真。值得刮目相看的，倒是這兩首詩的藝術表現。它們在體式上，雖還用的是四言。但思緒連翩，想像繽紛，放言無憚，不拘典雅之則。在漢代多作無病呻吟的四言詩中，卓然獨立，表現出一種清奇剛拔的風神。這才是難能可貴的。

仲長統（179—220）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字公理，山陽高平（今山東金鄉西北）人。從小聰穎好學，博覽群書，長於文辭。20多歲后，遊學於青、徐、並、冀之間。他性情倜儻，敢於直言，不拘小節，被時人稱為“狂生”。一些州郡多次請他去做官，他都稱疾不就。到漢獻帝時，尚書令荀彧聞其名聲，舉薦他為尚書郎，之後，曾參與丞相曹操的軍事，但沒有得到曹操的重用，不久便又回到尚書郎的位置。仲長統的思想和才華集中表現在《昌言》之中。《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雜論集，共34篇，10餘萬言。后大部分散失，所存者不足十之一二，散見於《後漢書》、《群書治要》、《齊民要術》等書中，有輯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