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

1975年發表詩。

1980年發表小說。

發表作品一千三百餘萬字，被譯成英、日、法、韓、德、瑞典等多種文字。在國內及海外出版單行本四百餘部。

整個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張煒的散文作品非常少，且沒有引人注目的篇章，在八十年代的後期，在那個動人心魄的夏季過後的鬱悶中，張煒的散文開始增加，而到了九十年代，整個世界市聲喧囂，變成了一片莽野，落紅狼藉。一點也不隱諱，張煒對市場這隻螃蟹是害怕的，對飛速發展的商業帝國心懷恐懼，張煒的話”是心懷仇視的”。這有點象海德格爾，當年海德格爾看到美國登月的畫面，失聲痛哭。別爾嘉耶夫在《論人的奴役與自由在》中說“人發明了強有力的技術，這個強有力的技術可能成為改變生活的工具，但也奴役他，讓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服從自己。”人成了自己創造工具的奴役，人發明強有力的技術本來是解放自己，卻異化了自己，這是人始料不及的。

張煒與現代物質社會有點“隔膜”，他心懷恐懼,，張煒既憂生，又憂世。他開始張揚非功利的詩性人生與新的倫理，以期超越現世生存的苦痛，其實，這也是傳統儒生大多數走的路子，文學是一種“無用之用”，但又必須找出文學的“用”，於是張煒的散文不是大多數所謂的美文，而是“不用粉飾之字”多為美刺篇章。但我們這裡還必須探察一下人的恐懼與慰藉的問題。身外世界的偶在和不確定，是產生恐懼的原因，英國神學家詹姆士·里德的說，“許多恐懼都是來自我們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理解，來自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控制。”“為了實現完滿的人生，需要我們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獲得控制恐懼的力量。”張煒走向了一種反抗恐懼與尋找慰藉的路途，無論是現實空間的還是心理，抑或一種表達。

張煒有篇《一輩子的尋找》談到尋找是難的，目標幻化，只有尋找是確定的，有點象魯迅筆下的過客，過客只是走，一直走。但目標有時又是充滿誘惑力，象精靈，張煒說是魅人的狐狸。

尋找的意義，就是在找一種精神的支撐點，就是面對絕境而不絕望，一種保持靈魂高潔的真誠。因為人面對恐懼，總想緩解，在童年時有母親守護，而成年被拋到了社會的虛空里，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人是脆弱的，總想尋找一種關懷和慰藉，於是人們開始反抗這種恐懼，在恐懼中受難等待，在恐懼中注入意義，抵擋恐懼。

人們抵擋恐懼的路數是不一的，幼小時受到傷害和恐懼，有母親給予消解，而長大后呢？張煒雖然在生理成人，但他的心理卻要找一個母親的替代來慰藉,，張煒找到了一塊稱為“野地”（故地）的母親的替代。在散文《融入野地》有這樣一句話“這裡處於大地的中央。這裡與母親心理的距離最近。”

張煒在故地重新縫合上被剪斷的肚臍，肚臍是一輸送養料的管道，他用了一個詞“融入”。“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兒，人將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別是百求不得的那個安慰。野地是萬物的生母，她子孫滿堂卻不會衰老。她的乳汁匯流成河，湧入海洋，滋潤了萬千生靈。 ”

這是一種詩意，對世界悲觀並非意味著絕望，正視生命的悲愴和人生的無意義也非意味著逃避人生，悲觀不等於厭世，真正的悲觀是視苦難為生命的應有之義，把苦難轉為生命振作之力。

張煒的尋找是沉入底層，他尋找的慰藉也非虛幻。從寫作的層面，張煒的小說創作使他的生命緊張，而他把一部分經歷轉向散文，有他內在的必然，小說的文體的限制，使作者在文本中虛化，而散文在最終的意義上，是和作者等一的，散文的高度，就是作者精神的高度，張煒說散文非作文“一個人只要有較好的文化素養，都應該能夠寫出一手好散文。它可以是言論、書信、日記、回憶，也可以是一個人在特定時刻里的自吟自語。後者之所以也可以是好的散文，就因為它所具有的‘實用性’：安頓自己的靈魂。這時，它產生的過程也是自然而然的。”

張煒的散文觀念不是把散文當成尋章嚼句的美文，他強調的是實用，是安頓人的靈魂。散文的寫作，就是慰藉的發生。在散文中他獲得了寧定。雖然他走在尋找的路上，但他的心已經沉實，路上的野花草不會轉移他，他走，只有走。

2020年5月2日，為了緩解疫情對實體書店的衝擊，北京長江新世紀聯合眾位名家發起“書店的春天——拯救實體書店”聯合倡議，該倡議一經發起，響應者眾。作家張煒積極參與，皆願為此事盡一己之力，以期早日讓書店恢復如常。

張煒的文章被一些省份用作高考題，如2008年《歌德之勺》（山東卷等）。2009年《耕作的詩人》（廣東卷）、《木車的激情》（江西卷）。

2021年7月15日，作家張煒新書《摯友口信》新書分享會在第30屆全國圖書博覽會現場舉行，主題為“一弦一柱思年華”，詩人王家新、中原出版傳媒集團總編輯耿相新、河南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馬達作為對談嘉賓出席分享會。

2016年12月2日晚，在中國作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投票選舉中，作家張煒當選中國作協副主席。

2017年2月10日，政協第十一屆山東省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任命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山東省委員會常務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