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此詩共分為三部分，詩先極盡筆墨地描繪張建封打馬毬的情景，結尾提出忠告，揭示作詩的本意。

前六句，是詩的第一部分，正面描寫打馬毬前的情景。開篇兩句“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在徐州城外汴水和泗水的匯合處，築有一個馬毬場，場地的面積有千步之闊，地面平整，猶如刀削的一般。第三句進一步說場地有一面瀕臨汴、泗合流處的河水，其餘三面則有矮牆環繞包圍著，清晰地將馬毬場的形勢勾勒出來。第四句筆鋒一轉，第五、六句轉過來說，這一切，都是因為張僕射在日出之前即冒著秋天早晨的涼氣來到馬毬場的緣故。只見他裝束整齊，收拾停當，不知將要幹什麼。詩人明明知道張僕射是要打馬毬，但他卻明知故問，筆法作一頓挫，逗出下文，且能引起人的注意。

第七到第十六句，是詩的第二部分，描寫打馬毬。這場馬毬比賽是預約好的，分成相等數量的兩隊人馬旨在決一勝負。眾多的駿馬在急速地賓士，馬蹄好像攢攏在一起，緊緊相靠，彼此映襯。只見裝飾著用長牛毛製成的紅色馬纓，用黃金製成的馬籠頭的群馬在奔騰，而隨著棍棒的揮動，馬毬飛舞，一派酣戰的精彩場面。擊毬的軍士更是技藝高超，令人嘆為觀止。在奔跑的馬背上，他們側斜身體，轉過臂膀，緊緊地貼在馬肚子上，而擊毬聲響如雷鳴，馬毬飛來飛去，變化多端，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至此，馬毬比賽的情景已經寫得比較完整了，詩忽然又作一個跌宕，“超遙散漫兩閑暇”，在比賽中，有些人遠遠地散開，好像雙方並沒有進行任何爭鬥，優閑自若。然而，這不過是更為緊張激烈的下一個回合的預兆而已。“揮霍紛紜爭變化”，突然間，擊毬人馬又敏捷地展開攻擊，錯綜複雜的情勢難以名狀。在參加這場擊毬的人馬中，張僕射技藝超群，他在極艱難的情況下，發揮出極高超巧妙的技藝，表現出他意氣風發，精力過人的精神面貌。觀賽的士兵們為他歡欣鼓舞，爆發出響徹雲霄的歡呼聲。作者有意識地突出張僕射，不僅是為了扣住題目，更是為了轉換詩意，從讚頌其出眾的擊毬本領，歸結到武功高強，但不應用在玩耍作樂上，而要用在殺敵立功的旨意上來。

最後四句是詩的第三層，諷勸張僕射。韓愈對主帥喜歡擊毬，持反對的態度，認為它是無益有害的把戲。但他在詩中卻欲抑先揚，說張僕射擊毬確實是為了訓練打仗，而非玩樂。然而，儘管如此，還是不如安坐不動，不打馬毬，以別作好的打算為是。其言外之意是說：你打馬毬不是練武習戰，而是在做遊戲。採取先讓一步，繼而加以否定的寫法，表面上顯得很委婉，實際上，其態度的堅定有過於一般。末二句進一步點明：國家多難，很難得到忠心為國的大臣，張僕射的駿馬不應奔跑在擊毬場上，而應該賓士在戰場上殺敵。詩寫到這裡，詩人才將本意和盤托出，對張僕射提出嚴肅誠懇的忠告，表現了韓愈關心國事的精神。

這首詩是韓愈早年的一首七古，但是，它已經明顯地表現出韓詩追求新奇的風格特色。一場擊毬比賽，在他的筆下，被寫得奇巧詭譎，變化多端，使人有一種遒勁拗峭、神意悚動的強烈感受。

這首詩作於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當時韓愈為張建封節度推官。據史載，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掠壽州等地；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軍叛，殺節度使留後陸長源；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三月，吳少誠據淮西叛。韓愈強烈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他認為徐州距吳少誠地最近，作為節度使的張建封不該沉湎於遊獵與玩樂，應該練兵討伐叛軍，據此他寫了這首詩。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韓文公”。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因論事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一生著述頗豐，文學造詣極高，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寫作極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進學解》、《順宗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