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烈

1911-2006，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優秀的外交戰士，外交部原駐外大使。

廣東饒平人，192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江西抗日義勇軍劇團隊長，新四軍服務團組織股長、團代表，皖南特委巡視員，銅陵中心區委書記，縣委書記，皖南特委委員、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銅繁行政辦事處主任。抗戰勝利后，任新四軍第七師、山東野戰軍第四縱隊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膠東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部長，西海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地委委員，華東警備第五旅副政委、煙台市委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后，先後任廣西宜山地委、欽州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桂北區黨委委員，廣東省海南島區黨委書記、省委委員，駐蘇聯大使館參贊、黨委副書記，駐伊拉克大使、黨委書記，駐摩洛哥大使、黨委書記，駐蒙古大使、黨委書記，駐泰國大使、黨委書記，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1985年3月離休后，曾擔任中蒙、中泰友好協會會長。2006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張偉烈病重期間及逝世后，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以不同的方式 .表示了慰問和哀悼。

少年立志，報效祖國

張偉烈，又名張永猛，抗戰時期曾用名張開南。1911年6月9日，出生於廣東省饒平縣上饒鎮壩上村的一個貧農家庭。父親張應科(1878—1937)，因祖父早年去世、祖母守寡而經濟困難，在家鄉務農；母親楊坪(1886—1935)，廣東省大埔縣人。

1917年，張偉烈開始在本村念私塾，學習《三字經》、《論語》。翌年轉到本村小學，學習《共和國國文》、《算術》、《左傳》、《古文》、《東萊博議》等。1925年東征軍進駐潮汕，楊衍祥、張剛等一批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在大埔縣百侯中學教書，傳播革命思想，學校辦得紅紅火火，在當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張偉烈的外婆家就在大埔縣百侯區，因此，母舅與父親商定，於1926年上半年讓張偉烈轉入百侯中學附屬小學，接受新的教育。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周恩來等率領南昌起義軍進入潮汕，朱德率起義軍在大埔三河壩抗擊敵人後撤離，經過百侯時，張偉烈等一些學生為起義軍當嚮導，一直把部隊送到楓朗。這是張偉烈第一次接觸革命工作者，並從此拉開了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序幕。後來百侯中學因教員、學生參加革命活動而被迫停辦。張偉烈轉入了百侯振德小學，於1928年2月在學校加入共青團，並參加了4月的百侯暴動。這時，只有17歲的少年張偉烈，已經立下了一片丹心報效祖國的遠大志向。

1930年2月，張偉烈到湖山中學念初中一年級。因訂購進步雜誌《奔流》，加上平時的進步言論而被逮捕，受到威脅和吊打，並被轉移到大埔縣監獄。他的父親當即到汕頭，請同鄉律師寫呈文，向國民黨大埔縣當局申訴，大表兄詹益樣出面借款，由父親將張偉烈取保釋放。為了償還表兄代借的款項，父親當掉了房屋，當掉了家中僅有的一畝多田，賣掉了耕田的大水牛。1930年底，張偉烈離家到汕頭，得友人幫助，進回瀾中學讀初中二年級，在校期間參加了進步文藝團體。“九·一八”事變后在學校參加宣傳隊，進行抵制日貨活動，並組織抗日義勇團，宣傳抗日。1932年轉至聿懷中學讀初中三年級。

1933年，楊德昭恢復百侯中學，邀請陶行知派曉庄師範學校的一批學生來百侯中學任教，推行生活教育。1934年2月春節過後，張偉烈重新進入百侯中學藝友師範班學習，參加生活教育活動 (一面上課，一面在中心小學教書，飯費由學校負擔)。唐文粹(曾任新四軍敵工部科長)、王瑞符(中共秘密黨員)等人都是藝友師範班的教師。半年後，留在百侯中心小學任教和擔任低年部主任。在中共秘密黨員王瑞符指導下，他和同班校友組織社會主義學習小組，開始了對革命理論的認真學習。1935年秋，張偉烈和中心小學低年部教師共同發起組織《時代劇社》，進行抗日宣傳。這使他的宣傳才能得到了較好的體現，也為他後來從事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他又發起組織百侯區教育促進會，得到羅明和一批中學教師的支持，革命活動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1937年1月，張偉烈赴廣州，歸途中在汕頭市區遇見了百侯中學師範班的幾位同班同學，他們是去廣西后在南寧入黨的中共黨員，在廣西辦進步刊物《新動向》。從此張偉烈一直和他們保持密切聯繫，終於經過他們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於當年6月到保安縣（今深圳市）布吉鄉草莆村，在中共黨員梁金星（後來曾任延安保小校長）主持下，和張力克(後來曾任國家建委的監察組長)等中共黨員在草莆村創辦一所民族中學，作為中共地下聯絡點，與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聯繫。這時，因妻子詹本在家鄉病逝，張偉烈與百侯小學時同班的女同學蕭志雲(其父在香港開裁縫店)結婚。“九一八”事變6周年紀念時，為了擴大抗日救國活動，張偉烈和民族學校師生出發進行抗日宣傳，從廣九、保安到南頭返回，推動了廣九路寶安段抗日救亡運動。

戰爭年代，披肝瀝膽

1937年10月，抗日戰爭初期，張偉烈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派遣，前往贛南遊擊區，任江西抗日義勇軍第2支隊宣傳隊長。1938年2月，張偉烈率二十幾個紅小兵隨軍出發，經贛州乘船到達南昌新四軍軍部，被編入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張偉烈任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組織股長、團代表。4月4日，張偉烈隨軍部從南昌出發，經金華、蘭谿到達皖南的岩寺，與新四軍第一、第二、第三三個支隊勝利會合。5月，張偉烈帶領服務團的一個隊去新四軍第三支隊，任服務團代表，在茂林一帶開展民運工作，並配合中共皖南特委活動。

1938年7月，新四軍軍部進駐雲嶺后，十分重視開展銅（陵）繁（昌）一帶的抗日工作，這不僅對保衛皖南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也有利於加強軍部同江北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聯繫。此時，銅陵的抗日救亡運動在章嘯衡等人的領導下風起雲湧。章嘯衡推派謝節之、陳是田到新四軍軍部，要求軍部加強對銅陵抗戰工作的領導。軍部對此很重視。在此情況下，新四軍政治部決定派遣張偉烈到銅陵工作。

8月8日，張偉烈離開雲嶺，第二天到達銅陵，來到汀洲錢家灣章嘯衡家中，並在謝節之的陪同下，到沿江的團洲、沙洲大棚、老觀嘴一帶了解情況。半個月後，他回到新四軍軍部，被調到中共皖南特委，在黃山一帶任巡視員。10月張偉烈被軍部再次派回銅陵，配合新四軍銅陵兵站工作，同時發動群眾抗日。

1938年11月底，日軍侵佔銅陵。在張偉烈的幫助下，章嘯衡、謝節之等在胥壩、汀洲一帶組建了沙洲游擊大隊。這是銅陵地區第一支民眾抗日武裝。沙洲游擊大隊逐漸發展壯大，不僅配合新四軍狠狠地打擊了日寇，也為新四軍輸送了大批兵源，在抗日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1938年10月起，張偉烈即在銅陵敵後發展黨員，恢複發展黨組織，先後任中共銅陵中心區委書記、中共銅（陵）南（陵）繁（昌）中心縣委書記。1939年4月，張偉烈任中共銅陵縣委書記。9月，調任繁昌縣委書記。1940年6月，任中共銅陵敵後縣委書記。在他的組織領導下，銅陵、繁昌的黨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有力地支援配合了新四軍的抗日鬥爭。

1940年12月，為準備應付突然事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軍部及中共皖南特委機關準備撤離皖南，張偉烈奉命留下堅持皖南鬥爭，任秘密中共皖南特委委員兼中共銅（陵）繁（昌）蕪（湖）中心縣委書記。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遭到國民黨軍的包圍襲擊，新四軍將士英勇拼殺，與敵人血戰7晝夜后彈盡糧絕，被迫向江北突圍。

這時，來江北檢查工作的中央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遵照中央指示，留在皖江地區負責收容在皖南事變中突圍的新四軍人員。他派張偉烈到江邊設立聯絡站，負責與江南聯繫。張偉烈組織領導銅（陵）繁（昌）蕪（湖）各縣黨組織，積極做好皖南事變突圍人員渡江工作，先後有一千餘名新四軍指戰員經由銅（陵）繁（昌）蕪（湖）地區，安全突圍到江北無為地區，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保留了珍貴的火種。

1941年5月，中共皖南特委在無為白茆洲重新組建，張偉烈任特委宣傳部長。7月，皖南建立第一個縣級政權——銅繁行政辦事處，張偉烈任主任併兼皖南財經委員會主任。1943年3月，中共銅陵敵前、敵後縣委合併，成立中共銅（陵）青（陽）南（陵）縣委，張偉烈任縣委書記。11月，調皖南地委任組織部長。1944年底，張偉烈隨皖南地委機關南進銅陵。1945年初，皖南聯立中學在銅、繁交界的獅子山創立，張偉烈任校長。該校為革命事業培養了許多人才。

張偉烈的妻子蕭志雲1939年赴皖南新四軍軍部找張偉烈，被送到教導隊學習，期滿後分配在皖南做群眾工作。1943年蕭志雲在繁昌病逝。1945年5月，張偉烈在銅陵與許恆結婚。她當時是皖江地區皖南分金庫的會計，後來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王國使館的一等秘書(1983年在北京離休)。

抗戰期間，張偉烈與戰友們長期活動於皖江兩岸的銅陵、南陵、繁昌、青陽、無為等地區，出生入死，浴血奮戰，為奪取皖江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張偉烈也因此與皖江人民結下深厚的感情。

抗戰勝利后，張偉烈隨新四軍北上，渡過巢湖，從定遠過鐵路到盱眙。部隊在淮陰集結後進入山東，曾攻打併佔領敵人兩大據點——韓庄和棗莊。他這時任山東野戰軍第4縱隊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參加了泗縣戰役。1946年底，部隊整編，張偉烈隨師領導機關到達臨沂山東軍區。1947年1月，他被調到膠東，任組織部副部長，不久改任膠東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西海軍分區副政委、中共西海地委委員、華東警備第5旅副政委、中共煙台市委委員等職。

1949年秋，張偉烈參加解放長山列島。戰役結束后，隨華東軍區副司令張雲逸於11月從山東出發，12月初到達廣西宜山，任中共宜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中共桂北區黨委委員。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此時，國民黨殘餘勢力十分猖狂，大肆捏造“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之類的謠言，一時匪患極為嚴重。他在宜山參加剿匪1年多，當地土匪大體肅清后，於1951年調任中共欽州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在欽州期間，張偉烈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土改”運動。

1952年，朝鮮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美國策劃國民黨殘餘部隊，企圖在海南島登陸，以牽制志願軍在朝鮮戰場的作戰。為此中央決定：1、加強海南島兵力，增調43軍駐防海南；2、發展經濟，與蘇聯合作大力種植橡膠；3、增強海南區黨委領導力量，發動群眾，加速土改，鞏固海南。同年6月，張偉烈調任中共海南區黨委第三書記。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海南的“土改”結束了，還種植了上百萬畝橡膠。1954年張偉烈任中共海南區委第一書記和廣東省委委員。

張偉烈晚年十分想念那些在戰爭年代獻出了寶貴生命的戰友們，他從不給兒女和家人增添負擔，卻一再要求兒女陪他到早年戰鬥過的地方，悼念與他一同戰鬥過的同志們，在安徽、在山東，在海南……他在意的絕不是眼前的好山好水好風景，而是烈士陵園中並肩戰鬥過的戰友們的墳墓。每一次，他都在墓碑前佇足良久，那個時候，他的心中又該湧起多少戎馬歲月驚濤駭浪般的回憶呢！

外交領域，不辱使命

1955年，張偉烈去北京參加中央擴大會議，討論合作化問題，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見到***主席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1956年4月，張偉烈奉命調到北京外交部。當時，中國外交學院剛剛創建，外交人才還比較缺乏，我國的駐外使節，大都從經過戰爭考驗、政治過硬、作風優良和具備一定文化素養的優秀分子中挑選出任。張偉烈一貫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又長期從事宣傳組織工作，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經驗，完全達到了一名新中國外交官的基本要求。於是，同年8月他和夫人許恆赴莫斯科，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政務參贊兼中共黨委副書記。1957年11月，劉少奇主席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慶典時，張偉烈受到毛主席的接見。1960年6月，張偉烈偕夫人許恆赴巴格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伊拉克大使。1971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摩洛哥大使。1974年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1978年7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王國大使。1981年調回北京。

張偉烈自任駐泰國大使時，就十分重視兩國民間的友好往來，他尤其希望把泰國的一些先進技術引進到中國，推動泰國一些大中型企業到中國投資開發。經過他的牽線搭橋，終於促成了正大集團與中國的經貿合作。1985年3月張偉烈離休后，曾擔任中蒙、中泰友好協會會長。張偉烈任中泰友好協會會長的時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國內的各項建設需要引資，泰國不少華僑也十分願意在中國投資，為祖國和家鄉的建設盡一份微薄之力，張偉烈為此起到了很好的溝通和橋樑作用，他在華僑中獲得了極好的口碑。

張偉烈在擔任駐外使節期間，一貫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忠誠地執行黨的外交方針和政策，同駐在國的國家元首、政府要員、社會名流和當地華人華僑，都建立了密切聯繫，獲得了他們的普遍好評，為發展我國和駐在國的友好關係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長期的外交生涯中，曾經經歷過多次驚險，但他都處變不驚，從容應對，化險為夷，表現了一位中國外交家的尊嚴和對祖國的忠誠。其中有兩次歷險令使館同志特別難忘，一次發生在伊拉克，一次發生在摩洛哥。

1963年2月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在駐伊拉克大使官邸，張偉烈夫婦像往常一樣開始了一天的生活，許恆已經梳洗完畢，正準備坐車前往巴格達郊區的桔子園，參加伊拉克空軍司令的親屬們舉辦的一次聚會。這時，突然聽到遠處傳來嗡嗡的飛機聲，由小到大，越來越響。只見幾架飛得很低的飛機從許恆的頭頂掠過，聲音震耳欲聾。房間里急促的電話鈴也在此刻驟然響起，一位伊拉克朋友告知許恆：“空軍司令被打死了，聚會活動取消。”伊拉克是個多政變的國家，顯然，伊拉克發生了政變。這時候槍聲不斷，炮聲隆隆，形勢十分危急。張偉烈夫婦加上秘書羅維成本可以呆在官邸里暫避一下風險，但他們十分挂念使館的同志們，他們心繫的是全體工作人員的安危，而不是個人的性命。

不久，收音機里播出了《告全體公民書》，宣布從15點開始在巴格達實行戒嚴。張偉烈此時果斷地說：“趕快走，戒嚴前必須離開官邸到使館！”使館派來官邸接張偉烈夫婦的周安榮同志也趕到了官邸，好心的公務員深恐大使出意外，建議大使的車上不要掛國旗，張偉烈堅決不同意。他說：“個人安危是小事，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車上必須掛國旗。”他唯一考慮的是使節的氣節和國家的尊嚴，而不是個人的安危。就這樣，在緊張危急的氛圍中，他們的車直奔使館。雖然按照國際慣例，外交使節的車輛享受不可侵犯權，但在發生政變時，意外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一路上，壕溝里埋伏著數不清的政變部隊士兵。他們一個個荷槍實彈，瞄準載著張大使的轎車，但車上的人毫無膽怯之意，鎮定自若地面對這種危險處境。汽車很快開到政變部隊面前，司機開足馬力，一下就沖了過去，順利通過了政變部隊的封鎖線。大使館的參贊及其他工作人員，都還在為張大使一行的安危擔憂著，當看到他們安然無恙地回到使館，都非常高興。不一會兒，巴格達全市就開始戒嚴了。

張偉烈最危險的一次遭遇，並不是伊拉克的這次經歷，而是在摩洛哥，在皇宮舉行的招待會上，這次遇險可謂與死神擦肩而過。1971年張偉烈和許恆被派駐摩洛哥王國。1971年7月10日上午，張偉烈和翻譯聶兵傑參加了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的生日慶典。招待會在距首都拉巴特30公里的斯基拉特宮舉行。那裡風光秀麗，空氣清新，每年夏天，國王都到這裡避暑消夏，所以有夏宮之稱。斯基拉特宮是海邊上的一座阿拉伯風格的建築，國王生日招待會就在該宮園內舉行。參加的人中除了摩洛哥王公貴族、文武大臣、知名人士以外，還有各國使節。招待會採用的是自助餐形式，活動內容也豐富多彩。

招待會正進入高潮時，突然四周響起了槍聲。當人們還沒有搞清楚原因時，子彈已從頭頂上飛過。有的人驚慌失措，有的人趕緊向東邊的大門口跑去，有的人已經倒在了血泊之中。頓時現場亂作一團。張偉烈聽到這密密麻麻的槍聲，看到那慘不忍睹的場面，他小聲對身邊的翻譯聶兵傑說：“發生政變了。”當時摩洛哥的遊覽大臣、最高法院院長等政府要員當場被打死。議長、青年體育大臣和國王的弟弟阿卜杜拉親王等負了傷。幾分鐘前還與張偉烈聊天的首相辦公廳主任賴加里也倒在血泊之中。沙特大使受傷，比利時大使死於非命……這時最要緊的是必須立即離開現場。於是張偉烈和聶兵傑隨著人群往西走，他們正要往公路方向走，槍聲又密集起來。政變部隊包圍了夏宮的沙灘。怎麼辦？大家處於進退維谷的焦躁狀態中。張偉烈不僅是小聶的領導，也是他的長輩。他安慰小聶：“只要趴著不動就不要緊。”話音剛落，子彈掀起的泥沙又落了他一身。

一個多小時以後，政變士兵端著槍，逼著參加招待會的人和一些外賓返回夏宮。在約兩千人中間擠來擠去，泥沙、海水、血污蹭了滿身，氣氛十分緊張。混亂中，張偉烈與小聶擠散了。直到下午5點多鐘，他們才不期而遇。而此時，司機喬正祥也正在宮外焦急地尋找他和小聶。由於政變部隊兵士的失誤，政變頭子邁德布赫撞上槍口，應聲倒下。政變者群龍無首，一片混亂。形勢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這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哈桑國王抓住時機向士兵們宣傳伊斯蘭教義，念《古蘭經》，主張和平解決，政變士兵果然被說服了。就這樣，夏宮漸漸平靜下來。然而，分佈在王宮、王家軍隊司令部、拉巴特電台、公路兩旁和叢林中的士兵仍荷槍實彈，隨時準備戰鬥。司機喬正祥載著張偉烈和小聶開足油門奔回使館。晚上11點鐘，42歲的哈桑國王通過電台向全國宣布：叛亂已經平息。在這次政變中，死傷230多人。張偉烈和聶兵傑是倖存者。他們的歷險足以說明，外交工作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舒適平靜，而實際上，卻是十分複雜，也有驚險的場合，有時還會流血犧牲，付出寶貴的生命。

家庭美滿，幸福晚年

在長期的革命工作中，張偉烈用一生的時光書寫了光輝的生命樂章。生活中的張老，開朗豁達，平易近人，有著旺盛的求知慾。房間里除了做了詳細分類的書櫥里的書籍之外，各個角落都擺放著他所購的各種圖書。據兒女介紹，他一直對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生前最喜歡看的是歷史類的書籍，22本《中國通史》等赫然擺放在書櫥里一個顯眼的位置。因為：一是他早年曾擔任過歷史教員；二則與他30多年的外交生涯息息相關，知古才能察今。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對於時事的分析一直保持著前瞻性，無疑，這與他遍閱歷史書籍的功夫是分不開的。

除歷史書籍外，他根據內容對圖書所作的分類也十分惹人注目。哲學、語文、詩詞類；文學（小說）類；黨、馬列毛著作類；政治、經濟、軍事類；科學、技術、醫學、體育類；外交類。這種詳細的分類也許不符合規範的圖書分類，但卻滿含了張老對書籍的熱愛。擁有藏書的張老是富足的，他離休后的生活也因為這些書籍的陪伴而更加淡定從容。

在患病之前，張偉烈一直保持著矍鑠的精神狀態，早年因為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和兒女們呆在一起的時間不多；晚年又因為兒女各有各的工作，也沒有享受兒女繞膝的天倫之樂，他常自嘆對兒女們的關心不夠，卻從不抱怨兒女們。張偉烈的一生是生命不止、奮鬥不息的一生，更是樂觀快樂的一生，在他九十高齡的時候曾寫自嘲詩一首，書於他書房的北牆上。詩中寫道：“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八十稱小弟，年進九十不算老，健康長壽祝賀你。”詩的落款是“社會主義新人生，九十自嘲”。在詩的兩旁還掛著他親筆書寫的對聯：“老當益壯志彌堅，滿目青山迎朝陽”。二女兒向東尤為喜歡父親的這幅字，她這般評價；“父親的毛筆字寫得並不太好，離書法作品還有差距，但這幅字中透露出淡泊名利的達觀心態和他在九十高齡時依然對生活充滿了熱情的精神，卻深刻影響並激勵著我們兄妹5人。每當我們看到這幅字，都彷彿聽到父親的諄諄教導。”

夫人許恆對張偉烈的評價，更是用了“嚴格”二字。他們於1945年在銅陵結婚，從此兩人終身相伴，共同奮鬥。他們共育有3個兒子張曉臨、張曉建、張曉春和兩個女兒張向榮、張向東。的確，張偉烈一生嚴己、嚴家人、嚴兒女、嚴親屬。他一直教導兒女：“有本事做事就做，沒有能力的絕不勉強，凡事要靠自己。”5個兒女也都遵循父親的教導，正確定位自己，自強自立，完全依靠個人能力發展各自的事業。也正因為這樣，當在某工廠任工程師的長子下崗后，沒產生任何失望的情緒，更沒有利用父親的關係謀工作，而是靠自己找到新的崗位。另外，張偉烈也不贊同年輕人都涌到北京這個地方，他一直認為偏遠地區更需要青年才俊去貢獻力量，已經退休的二女兒向東談及此事還深感辜負了父親的期望。在兒孫讀書的事情上，他也總是教導他們不要以為是幹部子女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讀普通學校，和一般人家的子弟共同學習更有利於個人的成長。

離休后，張偉烈閑暇時間除了喜歡讀書之外，還十分青睞爬山運動。他總是早上5點多就起床，和夫人同乘公交車到達景山公園或北海公園，無論嚴冬還是酷暑，這個生活習慣一直保持到他卧病前夕。公交車上的乘客並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從廣東饒平的一個小鄉村走出來，一步步走到北京，在諾大的革命、外交舞台上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當輝煌落幕時，他只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普通的老人。只是，他是一個更有憂患意識的老人，因為他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都心繫著祖國的發展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