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

少時的范敬宜天分頗高，卻又體弱多病，是家人的寵兒。

7歲剛剛念小學一年級，抗日戰爭爆發，蘇州遭日軍空襲，在一片狂轟濫炸聲中，范敬宜全家連夜逃至60多裡外的光福鎮。

1949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195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中文系。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曾任《東北日報》和《遼寧日報》編輯、農村部副主任、主任、編委等職務；1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熱浪聲中，范敬宜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受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的影響，強烈的愛國熱情使這個志在報國的年輕人“把詩情畫意都輕放”，毅然投身於烽煙瀰漫的白山黑水間，進了當時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即《遼寧日報》前身)，開始了黨報編輯的生涯。

1957年年僅26歲時被錯劃為 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沉痛打擊，全家下放到 遼西 建昌縣一個十分落後的山村。

1978年加入 中國共產黨。

1983年任《遼寧日報》副總編輯。

1984年調文化部任外文局局長。

1986年任《經濟日報》總編輯。

1993年任《人民日報》總編輯。

199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02年-2010年，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長

中國范仲淹思想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武漢大學新聞系兼職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博士生導師

煙台大學人文學院名譽院長

研究方向

報刊編輯、新聞評論。著有《范敬宜詩書畫》，這本詩書畫集，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赤誠之心和高尚情操的寫照。正如他在《滿江紅·贈人》詞中所云：“平生願，唯報國，征途遠，肩寧息？到峰巔仍自朝乾夕惕。當日聞雞爭起舞，今宵撫劍猶望月。念白雲深處萬千家，情難抑。”這種茹苦如飴、矢志不渝的精神，令人欽佩。

《總編輯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7

《敬宜筆記》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

《敬宜筆記續編》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十五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范敬宜文集》（新聞作品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范敬宜文集》（總編輯手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從稟賦來說，范敬宜當是古人所謂“三絕”式人物——詩、書、畫無不精妙。季羨林先生甚至以“四絕”稱之，理由是：他還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難以望其項背的”。但范敬宜卻謙虛地說，自己不是畫家，不是書法家，更不是詩人，只是一個“老新聞工作者”，詩書畫，“餘事”而已。這雖是謙言，卻也道出了新聞在他心中的分量。對於他後來一連串的人生選擇，也就不難理解。他自己則解釋說，棄畫而從新聞，是緣於自己從小對報紙的熱愛，他的新聞情結竟能追溯到60多年前。說來話長，當時他休學在家，為打發寂寞難耐的時光，他學著《申報》和《大公報》自辦了一張家庭手抄小報，標題、內容、版式，看起來像模像樣，起名《靜園新聞》，報紙的內容為鄰里小事，讀者也是左鄰右合，不過是“秘密發行”的。這份報紙給一個病困家中的少年，帶來了許多快樂和希望。當一名記者，去深入社會，感受現實中鮮活的一切，成了他的一個最大心愿。即使後來下放勞動時，范敬宜仍痴心不改，最大心愿就是當一名牆報編輯。

著名畫家王個喉先生對范敬宜17歲的習作曾有這樣一個評價——“此生將來必奪我畫人一席地。”但王先生沒有想到，“此生”後來非但席沒有奪成，甚至連它的邊都沒有沾上。

范敬宜沒有想到，18年後，自己竟然以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身份在此工作。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的新聞生涯能延續半個多世紀，而傳道授業成了最後的新聞歸宿。幾年前范老曾做客“傳媒沙龍”回憶說，2002年的一天，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等三位校領導前來找范老，說清華大學要辦一個新聞傳播學院，想聽聽范老的意見。“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是來考察我。”後來他們請范老過去當院長，范老挺高興，他謙虛地說：“過去從來沒有教過書，也沒有從事過新聞教學，但新聞工作我沒有做夠，這也給我提供了一個(新聞)平台。不管怎麼說，我有幾十年的新聞生涯，有甘有苦，有些經歷可以更多地向年輕一代傳播，應該說也是一種貢獻吧。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范老擔任院長期間，學生們學新聞評論課，都是請《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米博華挨個點評習作，寫得好的還拿到《人民日報》上去發表。

這位部長級院長曾被人懷疑只被大學借個名頭，但實際上卻給學生開《評論與專欄寫作》等課。有網友在微博上留言說，他常給學生留作業，還會認真批改點評。有同學說，“部長級老師的評語，應該留住，以後這可是文物啊。”

當繁華落盡，古稀之年的范敬宜站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講台上，面對台下一張張稚氣的臉，他講的第一堂課，就是“如果有來生，還是當記者”。

1951年，當意氣風發的范敬宜坐在駛往東北的列車上時，絕沒有想到，他的人生將會遭遇大挫折，20多年寶貴的青春年華，將在顛沛流離中度過。去《東北日報》報到的第一天，范敬宜就被拿了個下馬威，報社領導對這個來自大上海的知識分子說，“你是洋包子，我們是土包子，但是洋包子未必能幹得過土包子!”還讓他摘掉了聖約翰大學的校戒。

在此後的工作生活中，范敬宜一直努力縮短與大家的差距。用范敬宜自己的話說，他是誠心誠意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成為一名堅定的無產階級新聞戰士，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57年，26歲的范敬宜被打成“右派”，並被送往遼陽種馬場接受艱苦的勞動改造。一介文弱書生，卻要做最粗重的農活，而且一干就是兩年。兩年超負荷的勞動鍛煉，沒有消磨掉范敬宜的意志，也沒有搞垮他的身體。他確實是真心實意地改造自我，把和農民打成一片看作是轉變世界觀的機會，因而始終保持著一種樂觀、愉快的心態。體弱多病的范敬宜不僅奇迹般地活了下來，反而變得越來越健康、結實。談起這段往事，范敬宜幽默地說，當年名醫預言我最多活到20歲，不成想，經過這一番勞動改造竟然能活到了今天，這倒是始料未及的意外收穫。

但厄運才剛剛開始。1966年，橫掃一切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30多歲的“右派”范敬宜，再次受到衝擊，被流放到遼寧西部最貧困的建昌縣插隊落戶，這一次的下鄉，不但艱苦程度超過了遼陽種馬場。而且一去就是l0年。多年以後，在回憶這段外人看起來不堪回首的經歷時，范敬宜卻如實說道，當年自己是高高興興地去的，只是連累了妻兒。

范敬宜的下放地是建昌縣一個非常貧瘠的偏僻山村。村裡人都知道從省城下來一個“右派”，不敢輕易接觸，山頭上一個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他的家——沒有電燈，沒有收音機，完全與世隔絕。因為沒有電，冬季天一黑一家四口就早早上炕，屋內天寒地凍，屋外朔風凜冽。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范敬宜依然頑強地生活下來。他天天和農民們一起勞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鋤、秋收冬藏、擔糞挑尿樣樣都不落下。漸漸地，農民們和基層幹部那質樸、善良、樂觀、求實的精神強烈感染著他，不知不覺間融人到他們之中。1971年范敬宜在《浣溪沙。夏鋤》中寫道：“一襲輕衫鋤一張，清風拂面槐花香，燕山腳下麥初黃。難得書生知稼穡，猶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綠如洋。”在他的眼裡，舉步維艱的下放生活成了悠閑的田園別居，充滿了勞作的樂趣和收穫的喜悅。

當地一位縣委書記，偶爾路過范敬宜所在的公社，發現了這位頗為“面善”的年輕“右派”，就千方百計地把他借到縣裡農業辦公室去工作，發揮他的長處。這期間，他跑遍了全縣所有的公社和大隊。縣委許多重要的報告、文件幾乎都出自他之手。這段工作經歷，使范敬宜對基層的了解遠比一般人更深刻。

1978年初，全國政治形勢開始好轉，但“右派”問題還沒有個說法。縣委鑒於范敬宜的實際表現，在全國無一先例的情況下，冒著風險，大膽拍板，吸收他入黨。為此，縣委慎重地徵求了全縣所有公社黨委和縣委各部門領導幹部的意見，最後由縣委常委會討論通過，成為全國“右派”入黨第一例。在討論范敬宜人黨問題的縣常委會上，縣委書記明確表態：“我認真看了范敬宜的檔案，研究了他10年的實際表現，我認為他不是‘右派’。我們吸收他人黨，不違背黨章。如果將來有一天形勢發生了變化，認為我們做錯了，我甘願戴上高帽，掛著牌子去遊街挨斗。那時希望你們都能跟我去陪斗。”直到今天，他每念及此事，總為這些正直、樸實、敢於實事求是，勇於承擔責任的基層同志感佩不已。

和中國大多數人一樣，改革開放成為他事業新的起點。范敬宜在近天命之年終於迎來了人生的春天。1984年，組織上將他調京擔任國家外文出版局局長。他在這個位置上幹了不久，又轉回本行，當上《經濟日報》的總編輯。1993年，當他已是63歲的時候，又成為中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的老總，至此可謂達到他新聞事業的巔峰。然而，當我們問起幾十年來他從事新聞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麼時，他只是動情地說了一句話：“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范總是位與人為善的好人，頗有君子之風。”據介紹，范總是個特別平易近人的領導，經常在食堂排隊買飯，然後跟大家擠在一起，在飯桌上聊選題。

獎掖後輩是范老留給大家的另一深刻印象。范老經常拿著年輕記者的稿子推薦，讀者來信、照片甚至經常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上：《雪峰阿爾泰，戰鷹解危急》是一張讀者發來的照片，福建有個30多歲的小夥子寫了篇《再也不能揮霍公款大吃大喝》，還有個叫何剛的讀者來信也登上頭版頭條……

26歲被打為右派，30多歲被下放到遼西建昌縣的貧困山區，直到49歲才回到新聞行業。說起這些外人難以想象的坎坷遭遇時，范敬宜的眼裡沒有怨恨與委屈。他說，個人的恩怨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況且，這段經歷成全了他，使他真正與人民聯繫在一起。

與總理的通信

後來他在《滿江紅。贈人》一詞中寫道：“平生願，唯報國，征途遠，肩寧息到峰巔仍自朝乾夕惕。當日聞雞爭起舞，今宵撫劍猶望月。念白雲深處萬千家，情難抑。”這種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與茹苦如飴的精神境界在他後來執教清華時，成了一種教育理念，就是加強實踐教育、增強社會責任感。范敬宜鼓勵青年學生多了解歷史、社會和國情，珍惜今天的生活，以高度的責任感去記錄歷史、反映現實。在他的言傳身教下，一些過去思想存有誤解的學生逐漸轉變了觀念，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意識與日俱增。2005年，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二年級學生李強，利用寒假到農村社會調查8天，寫出了三萬餘字的《鄉村八記》，通過對一個家庭收支狀況的剖析，客觀地反映了農村的現狀和政策的落實情況，體現了一個大學生對國計民生的深切關注。范敬宜看后，震動很大，當晚就寫了1000多字的評語，推薦給全院老師。為了如實反映當代大學生的思想狀況，范敬宜還把李強的《鄉村八記》寄給了溫家寶總理。

沒想到總理百忙中還專門寫了一封信，對關心國家前途的青年寄予了殷切希望。總理在信中說：

敬宜同志：

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強《鄉村八記》早已收到，遲復為歉。《鄉村八記》是一篇有內容有建議的農村調查，記事真切、細緻、生動，讀後讓人了解到農村的一些真實情況，給人以啟示。一位二年級的大學生如此關心農村，實屬難得。從事新聞事業，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要有責任心，而責任心之來源在於對國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熱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觀察、用心思考、用心講話、用心作文章。你的幾封信都給予我很多的關心和鼓勵，深為感謝。專此奉復。敬頌教安。

溫家寶

2005年4月28日

總理的回信和批示，在清華大學轟動一時，還引出了一場熱烈討論。《鄉村八記》折射出的教育理念，使這個被學生們親切地稱為“范爺爺”的范敬宜再次廣被社會關注、為學界推崇。對於外界的評價，范敬宜處之淡然，他說：“過去說我是資產階級的黑筆杆子，現在又說我是大師、權威，其實過去我沒有那麼壞，現在也沒有那麼好，我還是范敬宜。”

祖父范端信是范氏義莊和文正書院的主奉。父親范承達是上海交大的畢業生，與鄒韜奮(當年名鄒恩潤)是同班同學，母親蔡佩秋出身書香門第，曾師從章太炎、吳梅，她工詩詞，擅音律，品格高潔。外祖父蔡晉鏞是晚清舉人，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是新式學堂——蘇州草橋中學(今蘇州一中)的首任校長，後來的文學家葉聖陶、俞平伯，歷史學家顧頡剛，畫家吳湖帆，都是該校第一期學生。

2010年11月13日，著名報人范敬宜病逝。

“如果有來生，還是當記者”，這是范老生前說過的話。老人駕鶴西去，他對新聞事業的熱愛，讓人稱讚、讓人敬佩。

范老之前姓范的著名記者，還有個叫范長江。范長江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奔赴延安地區，采寫出了《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著作。而范敬宜老人，則是經歷了這個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他用自己的新聞作品記載了改革開放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巨大變遷。

筆者作為新聞界的晚輩，每每為范敬宜老人生出尊敬之心、崇敬之情。他先是 在遼寧農村採訪報道，用細膩的筆觸對比農村生活的變化，後來先後成為《經濟日報》、《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退休下來后，他又成為了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開始獎掖後進。

長在紅旗下，沐浴著新中國的光輝。范敬宜的一生，波折坎坷，跌宕起伏。經歷十年文革的浩劫，可以說是飽受磨難。然而，藉助下放農村的機會，他能親身體驗農民大眾的疾苦。淳樸、善良、誠實、樂觀，這些都是農民大眾的美好品德。范敬宜在農民大眾美好品德的感召下，沒有頹廢，沒有消沉，在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的前提下，繼續堅持用筆名發表文章。

先生曾說，五種人不適宜當記者：不熱愛新聞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風險的不可以，慕浮華的不可以，無悟性的不可以。熱愛新聞工作，耐得住苦難，受得住風險，經得住誘惑，再加上那顆聰明、睿智的大腦，才能寫出好的新聞作品。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妙筆生花的范敬宜，遇上了自己的伯樂，從此人生步入輝煌時期。先前積累下的深厚的文化底蘊，對於他後來的發展，也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文化底蘊決定了審美品位，也決定了老人對於完美的執著追求。

回顧范老的一生，有利於新聞界的後輩從中汲取養分，進而反躬自省，改善新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