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本炘
造船專家
薩本炘,造船專家。畢生致力於艦船的設計、修造和教育事業,培養專業人才,親自主持設計、建造了中國第一艘絞吸式挖泥船“洞庭”號以及荊江分洪工程的弧型閘門等,是武昌造船廠主要的創建人之一。在建設發展武昌造船廠成為中國內地建造常規動力潛艇的生產基地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薩本炘,,出生於今福州市一個中落的鹽商家庭。其叔祖薩鎮冰,系晚清著名的海軍宿將。由於甲申中法馬江之戰,甲午中日黃海之戰的慘敗,給雁門薩氏家族鑄成極深的影響,兄弟們莫不同仇敵愾,投筆從戎,志事海防。其長兄薩師俊(本俊)系“中山”艦艦長(1939年10月在抗日戰爭時陣亡於湖北金口鎮)。
薩本炘,排行第三。1907年就讀於福州市明倫小學,1913年考入船政學堂(系管輪班第12屆),開始受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影響,立志投身祖國的海防事業。後來船政學堂直屬海軍部管轄並改名為福州海軍學校,管輪班改名為輪機班(即第一屆)。薩本炘在校八年,刻苦、勤奮、好學,學業成績優異。1920年9月畢業,首先派到“江真”號炮艦實習,經過風濤的磨練,提高了工作技能。一年期滿,先後分派到第二艦隊“江元”號炮艦及第一艦隊“海容”號巡洋艦充當輪機副職。在服役期間,他鑽研業務十分認真,博得馬尾要塞司令李世甲和海軍馬尾造船所馬德驥的器重,以致後來結為知交,也因此使他得有出國深造的良機,從而開創了志於造船事業的發展前途。
1923年5月,海軍總司令部派他出國,考入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造船系,留學四年,極其用功,學習成績優異,獲造船碩士學位。1927年5月畢業后,在英國VICKERS(維克斯)造船廠工作,探求英國修造船的發達途徑,以期將其先進科學技術帶回祖國,發揮作用。
1929年5月,薩本炘回國。當時中國海軍由陳紹寬統領,頗意振興中國海軍的裝備建設,亟需人才,當即委派薩到海軍江南造船所,在造船科主任葉在馥先生領導下,擔任設計師。1930年12月,調回海軍馬尾造船所,升任工務主任。1931年,中國海軍向日本訂造“海寧”號輕巡洋艦,同時設立駐日“新艦監造所”。9月,薩本炘受海軍部委派為中校監造官,前往石島播磨造船廠,參與“海寧”號監造工作,歷時二年許,1933年9月竣工驗收后隨艦回國。
1934年初,經在英國留學的同學介紹,到武漢大學擔任教授,教授《應用力學》和《熱力學》兩門課。薩本炘學識淵博,講授認真,深入淺出,十分得體。是年末被海軍總部召到南京,委為海軍馬尾造船所上校工務長,全面主持生產技術工作。1935年,時值福州海軍藝術學校因經費短絀停辦,當時海軍界人士惋惜該校歷史悠久,自願贊助籌措,成立“私立勤工工業職業學校”聘請薩本炘兼任校長。設有機械科、電機科、船工圖算科、汽車科和航空機械科,培養各類技術人才。其航空機械科第一屆畢業生後來凡派往美國留學深造的,均獲較大成就。
“七·七”事變后,海軍馬尾造船所屢遭敵機轟炸,被迫遷至南平待命。面對倭寇的侵犯,薩本炘異常痛恨,決然投身抗日行列,奔赴四川,幾經周折輾轉,於1939年7月到達樂山,會見了郭霖和譚聲乙等武漢大學教授。那時,武漢大學業已遷來樂山辦學,便留他在樂山暫時任教,仍講授《應用力學》和《熱力學》等專業課程。其後,又隨譚聲乙到重慶中國興業公司擔任工程師,曾為香國寺鋼鐵廠設計製造完成鼓風爐冶鍊設備,開拓後方工業。1942年,應交通部聘請兼任柳州西江造船廠副處長、主任工程師,同時在重慶兼任“工作競賽委員會”工業組副組長等職。10月,應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原興業公司協理胡子昂相邀到成都,組建四川機械公司,並擔任總工程師。由此,結識了民生實業公司董事長盧作孚和副經理方崇森等人。抗日戰爭勝利后,內河交通運輸航輪亟待修整補充,薩本炘受盧作孚聘請在民生公司機器廠代理總工程師,主持修復了一些內河船隻。
1945年12月,收復台灣,結束了日本軍國主義統治,國民黨政府著手在台恢復修造船業。1946年9月,經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舉薦,任命薩本炘為台灣機械製造公司總經理協理兼總工程師及基隆造船廠廠長。其時,恢復相當緩慢,直到1948年實行改組,分別成立台灣機械公司和台灣造船公司。造船公司系以基隆造船廠為基礎進行擴展,改派周茂柏出任公司總經理,仍屬海軍造船基地。薩本炘則到廣州,應中山大學工學院陸風書院長之聘,擔任該校教授。
1948年末,中國行將解放前夕,薩本炘毅然由廣州回福州故里。7月,與葉在馥、朱天秉等造船界舊友相約到上海,研討從事修造船的途徑,恰逢武漢江漢船舶機械公司經理吳裕煜抵滬,介紹了該公司系由武昌原湖北機械廠與漢陽船舶修造廠、漢口海軍工廠等合併組成的情況,職工近千人,卻奇缺工程技術人員,擬請他到公司出任總工程師。眾造船行家極力推崇,薩本炘欣然應允。1950年,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工業部正式任命薩本炘為江漢船舶機械公司總工程師;1953年1月,兼任武昌造船廠基本建設處第一副處長,既領導船舶產品的生產技術業務,亦主持擬定船廠的發展規劃的建設方案。當時,他曾深有感觸地說道:“我是多麼地盼望能在自己的國家內建立一座完善的、現代化的造船廠和船舶試驗所啊!”於是,薩本炘開始了新的人生。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機械工業部船舶工業局正式晉陞薩本炘為武昌造船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全面負責工廠的生產技術工作。新的生活使薩本炘充滿了無限深情,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工作深入,聯繫群眾,作風正派。他在《我愛新中國》一文中寫道:“生活在自己的願望和人民的需要一同飛躍實現的美好環境里,我怎能不感到生平的歡快,並由衷地發出對新中國的熱愛呢?”從1954年起,他連續當選為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8年4月,他出席在武漢召開的中國科學技術人員代表大會,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1958年8月,國家為開拓和發展艦船工業,調他到上海,組建成立第一機械工業部船舶產品設計院,擔任總工程師。其時他已年過花甲,但仍為發展艦船工業而孜孜不倦地工作。1961年6月,中央軍委為加速中國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增強武裝力量的威力,決定組建艦艇研究院,留薩本炘為國防部第七研究院(簡稱七院)顧問。1966年3月1日病逝。
薩本炘的一家,堪稱水師之家,在他青少年時就立志祖國的造船事業鞏固祖國海防。15歲考入福州海軍學校,畢業后服役於“江元”、“海容”等艦艇。25歲考入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攻習造船學,刻苦用功,樹立為祖國造船業服務的宏願。回國后,在海軍江南造船所曾得到葉在馥先生的傳教指點,參與艦船設計和修造船工程,尤其在為海軍部建造“逸仙”艦的實踐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幹。以致後來他擔任新監造官到日本石川島播磨造船廠監造“海寧”艦時,起了很大作用。更使他自信中國自己完全有能力自造艦船。
他先後在海軍江南和馬尾造船所從事修造船工作,很受海軍部和當任所長們的賞識,1934年即晉陞為上校工務長(相當於總工程師),全面主持海軍馬尾造船所的生產技術工作。1935年,他主持翻修改造了廢置數十年的“二號船塢”,改善了艦船舾裝設施,1936年4月9日舉行了開塢典禮,中央特派員和省主席以及海軍部李世甲出席並致詞。改造后的二號船塢承修3000噸級艦船,增大了塢修能力。當年承修了“江寧”、“正寧”等艦船27艘,刷新了海軍馬尾造船所的記錄。
以往,薩本炘的宏願和抱負與造船界的其他科技人員一樣,難以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使他獲得新的生機,擺脫了半輩子的苦惱和彷徨。1951年,他親自主持設計建成了中國第一艘61立方米/時絞吸式挖泥船“洞庭”號,該船以鋼鉚結構為主,船長31.7米,寬9.75米,型深2.8米,滿排水量為240噸,以200馬力雙缸蒸汽機為動力驅動絞吸機構,這在當時國民經濟恢復初期,工廠設備簡陋、技術力量薄弱、物資供應奇缺的條件下,困難不小。薩本炘經常工作到深夜,和工人師傅們一起忘我勞動,研究加工方法。在加工絞吸刀升降轉動機構時,發生了技術和加工問題,他首次採用空球形接頭裝置,突破了技術難關,並為武昌船廠後來連續造抓鬥式、蟹鉗式和鏈斗式等各種挖泥船奠定了基礎。
1949年,人民海軍第一支部隊——華東軍區海軍成立不久,即整裝待發執行解放舟山群島的任務,極需艦艇配合第七兵團22軍戰鬥。當時雖有來自起義、接收的戰艦20餘艘,但多半需要修理,恢復戰術技術性能。時值上海解放不久,常遭敵機空襲騷擾,且修理力量不足,情況十分緊急。於是將“接五”、“接十四”、“接十五”三艘護航驅逐艦交由武漢江漢船舶機械公司協同搶修。作為該公司總工程師的薩本炘,積極組織研究搶修方案,決定所屬的三個工廠各修一艘,即:武昌一廠搶修“接五”艦;漢陽二廠搶修“接十四”艦;漢口三廠搶修“接十五艦”。同時指定由陳咸育、毛少慕、張德萌等擔任主管技師,夜以繼日地突擊修理。
這三艘護航驅逐艦是二次世界大戰接收日本賠償的34艘艦船的一部分,按其接收順序暫定“接×”、“接××”、為其名稱。後來才正式名“接五”為“武昌”號(舷號67),“接十四”為“西安”號(舷號198),“接十五”為“濟南”號(舷號85)。三艘驅逐艦均系日本所造,船長70.1米,型寬8.5米,型深4.9米,排水量900噸,裝汽輪機1台,燃油人字型鍋爐2台為動力,航速16節,由於接收時沒有技術資料,以致組織搶修時碰到許多技術疑難問題。在那時,技術人員缺少,修理用料不能滿足要求的情況下,他一面爭取地方政府給予支持,一面發揮老工人的作用,克服重重困難,按時完成了搶修任務。
1951年3月,國家為了湖南、湖北兩省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確定在鄂南興建荊江分洪區,由江漢船舶機械公司負責設計、製造並安裝大型閘門40座,起閉絞車50部,務須在汛期前趕製安裝完畢。3月20日,當時的武漢市市長李先念到該廠作動員報告:“只准提前,不準延誤”。公司立即成立了總指揮部,薩本炘總工程師主持設計,組織生產。為了爭取時間,採取了邊設計,邊進行生產技術準備的措施,連續兩個星期完成了施工圖紙設計,派出各路人員奔赴京、津、滬、遼寧等地籌集鋼材、電焊機以及技術工人。4月1日正式開工,日夜奮戰,僅兩個月的周期便加工完成了上千噸閘門和絞車。當時,在設備簡陋、技術力量不足的情況下,碰到的難關不少。薩本炘深入現場及時與大家一起研究解決問題。最初設計的閘門起閉絞車為電動式方案,他考慮到中國的電力供應和地方條件,堅持從實際出發,改用人力的方式,具有實用、節省和快速的優點,得到長江水利委員會林一山的支持。結果按計劃提前15天完成任務,獲得湖北省人民委員會的嘉獎。由此,1954年,他被選為第一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武昌造船廠的前身是湖北機械廠,在舊社會是個破爛不堪、奄奄一息的小型船廠,以修船為主,比沿海的船廠幾乎落後半個世紀。武漢解放后,划屬一機部船舶工業局。薩本炘主持擬定發展改造規劃,確定生產方針,以內河船舶1000噸,年產量三萬噸為生產綱領。實行改擴建,創新武昌造船廠。他們首先在長江岸邊修建一條長367米的縱向機械化滑道。在施工中克服了江水陡漲、鋼板樁不足等許多困難。歷時15個月的施工拼搏,於1954年3月全部竣工,建成中國第一項用機械化方式解決艦船下水(或起坡)的重大設施。為爾後武昌造船廠建成5000噸級艦船奠定了基礎。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蘇“六四協定”和“二四協定”簽訂后,為了承擔“6605”基地掃雷艦和“6603”常規動力潛艇的轉讓製造任務,立即著手按其發展需要進行大規模基本建設。薩本炘身為第一副廠長、總工程師,同時兼任基本建設處第一副處長。在他主持下,具體研究技術和組織措施方案,規劃出造船工藝流程,在總體布局上,求其工藝路線合理,較好地解決了從投料加工、船體裝配、船台總裝到下水舾裝,系泊試驗等各個生產環節的銜接與配合。通過“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工廠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前後建成水平船台4座,實現了移船和起重機械化,建立了一批新廠房、新設備、新工藝和新技術,創新了武昌造船廠的面貌,同時培養造就了一支造船工人隊伍,在短短時間內,便具備了小型艦艇的生產能力,開創了內地建造潛艇的歷史,成為中國建造常規動力潛艇的生產基地。他曾回憶說:“舊社會的30年受盡了束縛,而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面對著這些自己參與的具有開創性的大型工程,怎能不感到生平的歡快,並由衷地發出對新中國的熱愛。”
薩本炘一生勤奮好學,善於思考,受林則徐、魏源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影響尤深。1935年初,他應聘到武漢大學工學院擔任教授,講授應用力學和熱力學科。1935年,他在馬尾造船所擔任工務長之際,時值福州海軍藝術學校停辦,後由海軍界的薩鎮冰、陳紹寬、李世甲等籌措,改辦成私立勤工工業職業學校,聘請薩本炘兼任校長,在他的主持下,設機械、電機、船工圖算等三科,學生實習均在馬尾造船所,以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傳授國外先進科學知識。
抗日戰爭時期,他奔赴四川樂山——武漢大學擔任教授,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堅持任教。1948年8月,薩本炘由台灣轉道廣州,應中山大學工學院陸風書院長之聘,擔任工學院教授。他在任教的講授中,十分強調理論與實際的相關性,多半偏重於實際應用。後來他在武昌造船廠任職期間,也很注重工程技術人員的在職學習與鍛煉,在轉讓艦艇的建造實踐中,採取各種方法,組織培訓各種技術骨幹,號召員工們向蘇聯專家學習,要求技術幹部2—3名與一位專家跟班學習,這對提高技術人員的知識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收到良好的效果。
薩本炘本人也身先士卒,努力學習,對新生活充滿無限深情。正如《前進報》1959年9月第219期第三版載文稱讚他說的:“薩總工程師是充滿無限生命力和偉大理想的人,在解放初期,物資條件和技術人員短缺的困難環境中,他親自設計和參加製造了中國第一艘絞吸式挖泥船,在浩大的荊江分洪工程中,他是積極的戰鬥員之一。在黨的英明領導下,這位老工程師認真學習,刻苦地工作。在工廠恢復生產和創建新廠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受到全廠職工的愛戴。”
1898年10月7日生於福建省閩侯縣(今福州市)。
1913—1920年畢業於福州海軍學校第一屆輪機班(即管輪班十二屆)。
1923—1927年畢業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造船系。
1929—1930年任海軍江南造船所造船科任(設計)工程師。
1931年任海軍馬尾造船所工務長。
1931—1933年任海軍駐日本新艦監造處中校監造官。
1933年任武漢大學工學院教授。
19341939年任海軍馬尾造船所上校工務長。兼任私立勤工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1939—1942年任四川樂山武漢大學教授同時被聘兼任中國興業公司工程師。
1942年任廣西柳州西江造船廠總工程師。
1943—1945年任四川機械公司總工程師。
1945—1948年任台灣機械造船公司總工程師兼基隆造船廠廠長。
1948—1949年任廣州中山大學工學院教授。
1949—1957年任江漢船舶機械公司總工程師,武昌造船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
1957—1960年任第一機械工業部船舶產品設計院總工程師。
1961年任國防部第七研究院顧問。
1966年3月1日病逝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