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論文

《史記論文》，作者吳見思，清代康熙年間江蘇武進人。作者在世時，此書未能鏤版印刷。他曾對友人吳興祚說：“是一生苦心所寄，願鏤版行之。”（《史記論文序》）吳興祚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為此書寫了序，而直到光緒十二年（1886），方由桂垣書局刊印發行。

吳見思對《史記》的研究，雖然沒有擺脫評點派研究方法的局限，但對《史記》紀傳文學藝術特色的評論，有其獨到見解。他評論整部《史記》的文學特點，概括地說：“《史記》一書，以參差錯落、穿插變化為奇，而筆法句法，絕無一律。”（《史記·五帝本紀》論文）他對《史記》一百三十篇的每篇文學藝術特色，多能作簡要的評論。比明代凌稚隆《史記評林》及其彙集前人一鱗半爪隨感式的議論文字，更有系統性和完整性。至今，此書對研究《史記》紀傳文學的藝術成就，仍有借鑒和啟迪作用。

吳見思，武進人，字齊賢。著有《杜詩論文》、《杜詩論事》、《史記論文》(《武進陽湖合志·藝文志》)。根據《史記論文》書後萬樹的跋文可知，吳見思博聞廣識，論古能自出手眼，識解獨高，與吳門金聖嘆齊名，兩人之間的相互往也很多。清人廖燕在“金聖嘆先生傳”中說，“先生（指金聖嘆）歿，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庵，武進吳見思、許庶庵為最著，至今學者稱焉。”由此可見，吳見思在創作《史記論文》時，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金聖嘆的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大約是亦師亦友。

目前所能見到的有關吳見思的史料不多，《江蘇藝文志》常州卷載吳見思生於1621年，卒於1680年，不知出於何處。但細考史實，《江蘇藝文志》的說法似乎不太準確。

吳見思康熙壬子年（1672）《杜詩論文》自序云：“今且五十，見解不益進”。如果是1621年出生的話，到1672年應該已經52歲，而不是“今且五十”。所以，根據吳見思的自序，他的生年應在1621年以後。

至於卒年，《史記論文》的序跋中也有消息可尋。吳興祚康熙二十五年（1686）《史記論文序》云：“（余）乃自江左攜（《史記論文》）而入岷、移粵，十載間皇皇幾務，得以文籍娛悅之時絕少，不獲校讎其抄本字畫之訛，與鉤勒句讀之舛。及今丙寅之春，始訂正終卷，微參己私，付之剞劂。”萬樹康熙丁卯年（1687）《史記論文跋》亦云：“（吳興祚）謂門下萬樹等曰：‘此故人手澤也，余嘗允所請，今忽忽十年，齊賢墓草宿矣。’”據此可知，從吳見思托稿，到吳興祚康熙二十五年（1686）訂正終卷，時間長達十年，其時吳見思已去世多年。所以，吳見思卒年應該在康熙十五至二十五年（1676-1686）間，而且沒有活到康熙二十五年。

萬樹和吳興祚都是吳見思的同時代人，他們的表述應該是真實可信的。吳興祚在《史記論文序》中還詳細地記述了他造訪晚年吳見思和吳見思以書稿相托的情形：“齊賢老生好學，至暮年不倦。余令梁溪時，特親造其廬，觀所著述，最後出此書（指《史記論文》書稿）見屬曰：是一生苦心所寄，願鏤版行之。余悲其意而諾之。”

附帶說一下，吳見思的祖父就是吳中行。吳見思《杜詩論文》龔鼎孳《序》云：“昔少陵氣節，因抗疏論房琯不宜罷而貶，齊賢大父復庵先生，因抗疏論江陵奪情受杖闕下。”吳中行，字子道，號復庵，生卒年不詳。隆慶五年（1571）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明史》卷二二九有傳。

極盡《史記》敘事之妙

明清兩代，科舉考試對寫作規範有很嚴格的要求，文章和寫作技巧受到高度重視，評點文章應運而生。明清兩代興起的“評點學”（曾國藩語），幾將先秦兩漢散文評點殆盡，而《史記》是評點率最高的一本書。據相關資料記載，明代《史記》評點家有80多位，清代有300多位。其中楊慎的《史記題評》、茅坤的《史記評鈔》、何焯的《讀史記》、（明）歸有光、（清）方苞的《歸方評點史記合筆》、吳見思的《史記論文》、湯諧的《史記半解》、牛運震的《史記評註》、王又朴的《史記七篇讀法》、邱逢年的《史記闡要》等影響和成就較高。

在《史記論文》中，吳見思極為推崇司馬遷的敘事天才，“神力”、“神技”、“神手”等評點文字在《史記論文》中隨處可見。“文章只如說話，說得出，說得盡，便是好文章。”（《穰侯列傳》總評）而“史公一書，上下千古，三代之禮樂、劉項之戰爭，以至律歷、天官、文詞、事業，無所不有”。（《滑稽列傳》總評）。

“《史記》雖序事，而意在作文，其中許多人、許多事、不過供我作文之料耳。故或前或后，或散或合，或花分，或摶捖，極我文章之妙”（《酷吏列傳》總評）。“淳于髡一段，純用賦筆，句法奇秀，而優孟學孫叔敖一段，亦有姍姍來遲之致，讀之令人擊節。”（滑稽列傳總評）作文欲“極盡文章之妙”，驅遣之法惟在“取其大勢之所在而已”（《樂毅列傳》總評）。《白起王翦列傳》總評云：“白起只抽長平一事，王翦只抽破楚一事，而各臻其妙。”吳氏所謂“大勢”，非但指大事件、大場面、大動作，也指以小見大的軼事。“借軼事出色，是史公長伎”（《淮陰侯列傳》支評），“猶寫真者，在頰上三毛，而不在面目軀體也。此文章家剪裁之法。”（《絳侯周勃世家》總評）。不僅正文，“史公論贊，往往從閑處寫，最為生色，極有風神”（《項羽本紀》支評）。其中，"《伍子胥列傳》以贊中-怨毒。二字為主，是一篇極深刻、極陰慘文字。子胥之所以能報怨者，只在剛戾忍詬，能成大事。而太史公滿腹怨意，亦借題發揮，洋溢於紙上，不可磨滅矣。以傷心人，寫傷心事，哪能不十分出色!"

每每讀到《史記論文》中的這些精彩評點，不禁為吳見思超邁獨絕的識解而折服。他的老友，《史記論文》的刊刻者吳興祚也推崇備至：“及退食之暇，時手一卷，綢繹其趣，見其條晰脈絡，剔划指歸，一篇之中，闡發精蘊，殆無片言隻字之不研索盡致，信有得乎史公文心微詣，而能抉掏其手筆經營之妙者，不禁嘆絕。齊賢攻苦一生之言，良為不誣。”（《史記論文序》）

讀史記，一是吳見思的這本，一個是史記集評，這兩本不可缺少。學文字必精研史記，學史記必讀此二書。

吳見思在生前沒有能夠看到《史記論文》的出版，而是吳興祚在他去世多年後刊刻的。時間在康熙二十五年，地點是廣州的吳氏“尺木堂”。《史記論文》刊成之日，正好吳見思的弟弟到廣州探望吳興祚，吳興祚遂將刊刻好的《史記論文》贈送，讓他回家文告慰泉下的老友。

《史記論文》最早的版本就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廣州吳氏尺木堂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藏。將近100年以後，尺木堂重新刊刻《史記論文》，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又過了將近半個世紀，《史記論文》漂洋過海，在日本的刊行。日本天遊園以康熙二十五年廣州尺木堂原刊本為底本翻刻《史記論文》。日本翻刻中國古籍，大多粗製濫造。但天遊園的這部《史記論文》堪稱精品。書的開本闊大，包裝非常考究，封面的籤條，用的是灑金紙，在光線之下熠熠生輝。每冊的書籤有兩條，豎著的是書名《史記論文》和冊數，橫著的是本冊內容的目錄，這是沿用清初刻書的習慣。書的封皮，用的是厚實的專用皮紙，防水性和耐磨性非常好。書的內頁，是上好的皮紙，紙色稍黃，柔軟細緻，正面光滑，背面略澀，與美濃紙相似。刻工則全仿康熙風格，保留著晚明刻書的韻味。其中，又以書前的吳興祚《史記論文序》最佳，下刀均勻，瘦勁工緻，每半頁僅刻七行，每行僅刻十六字，開卷賞心悅目。即使是當時的中國刻工，也未必能刻出這樣精美的方體大字來。一轉眼，文政本《史記論文》問世也有182年了。近兩個世紀以來，這部書保存得非常完好，期間經歷了怎樣的風風雨雨，又如何躲過一場又一場的戰亂，重新回到它的作者吳見思的故鄉，大概永遠是個謎了。

《史記論文》除了康熙、乾隆和日本文政年間三次刊刻之外，近代的刊印更加頻繁，這不能不說與其學術價值的日益彰顯有密切關係。光緒丙申（1896），桂垣書局翻刻康熙本；民國五年（1916）上海中華書局首次出版鉛排本；民國九年（1920）上海廣益書局也推出鉛印本；民國二十二年（1933）再出新鉛排本（1936年1月再版）；台北中華書局1967年出版《史記論文》，1987年再版此書。但不知何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孫殿起《販書偶記》正續編對《史記論文》都沒有記載。也許在四庫館臣們看來，吳見思的《史記論文》有通俗作品之嫌，不登大雅之堂。有趣的是，當年四庫館臣們奉為經典的高頭大卷如今很多束之高閣，而吳見思的通俗作品卻日益受到當代學者的重視，2008年，學者張富春的《<史記論文>研究》也由巴蜀書社正式出版，這是三百年來關於吳見思《史記論文》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書中對於吳見思的生平進行了較為詳審的考述，對吳見思發明司馬遷的考論也有獨到的見解。同時還選注了《史記論文》部分篇章，這應該是對吳見思焚膏繼晷一生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