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樂府民歌

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也是顯著的、巨大的。它繼承了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形式主義文風泛濫的南北朝時期，這種“剛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現，就顯得特別可貴。五言四句的小詩，漢民歌中雖已經出現，但為數極少，也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因此絕句的真正源頭要算南北朝民歌。當時有名的詩人如謝靈運、鮑照、謝兆等已紛起模擬，但還是一種嘗試。到了唐代，便由附庸而蔚為大國，而在和音樂的結合上幾乎壟斷了唐三百年間的歌壇，並出現了以絕句擅名千古的詩人李白和王昌齡。漢代民歌中雜言體雖很多，且有不少優秀作品，但篇幅都較小，像《木蘭詩》這樣長達三百多字的巨制，還是前所未有的。這對唐代七言歌行的發展也起了示範性的推動作用。

南北朝民歌對唐代詩人也有許多啟發。例如杜甫《草堂》詩：“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聞我來，賓客隘村墟。”一連用四個“喜”字造成排句，便是從《木蘭詩》“爺娘聞女來”等句脫化而來的。前人說李白的《長干行》以《西洲曲》為“粉本”，說他的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也都是信而有徵的。此外，口語的運用，對後代詩人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就都善於提煉口語融化入詩。雙關語，雖可溯源於先秦的瘦詞、隱語，漢代歌謠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絕句》“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則始於南朝民歌。唐以後，詩人們由於處境的險惡，往往利用雙關語寫作政治諷刺詩，來曲折地表達他們那種難以明言的愛國深衷，這一發展也是基於南朝民歌的。

南朝民歌是商業大都市的產物，幾乎全是談情說愛的“艷曲”，所以胡應麟評為“了無一語有丈夫氣”。這對梁陳“宮體詩”的形成和泛濫，在客觀上也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唐五代以後，許多描寫男女艷情的小詞，在意境、語言等方面，也受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