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戶

東魏末，高隆之為河北括戶大使，是第一次以括戶名使的 稱呼見於史籍。隋朝的租調徭役和唐朝的租庸調都以人丁作為徵發對象，因此封建國家十分重視對戶口的控制，嚴禁百姓逃亡。隋朝建立后，在山東地區檢括戶口，乞伏慧在曹州檢括得戶數萬，令狐熙在滄州令隱戶自歸首，至者萬戶。開皇三年（583）大索貌閱，其後又實行輸籍之法，大業五年（609）又進行貌閱（也有學者認為大索貌閱實只大業五年一次），也都是為了把隱漏、逃亡的農民變成國家控制的編戶。

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宗貞觀十六年（642）都曾下詔檢括戶口。高宗、武則天以後，土地兼并發展，農民土地日益減少，無力負擔賦稅徭役，被迫棄家離鄉。特別是武則天晚年，賦役繁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出現了“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形勢，於是武則天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戶。敦煌發現的唐代文書中，有武則天長安三年（703）關於檢括甘、涼、瓜、肅等州所居停的沙州逃戶的牒一件。《吐魯番考古記》中也著錄了武則天時期的上括浮逃使狀一件。說明這次括戶確是在廣大地區實行了的。

唐代最大的一次括戶是玄宗開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由宇文融主持的。開元初年，農民逃亡的情況繼續發展，他們有的逃入山林或到他鄉開墾土地耕種，有的逃入城市充當雇傭，更多的則成為地主隱匿的佃客和佣保（在逃亡隊伍中也存在著極少數地主），還有許多人製造偽勛和充當色役以逃避徭役。為了增加封建國家的財賦收入，擴大徭役、兵役的來源，開元九年宇文融建議檢查色役偽濫，搜括逃戶。二月，唐玄宗下令州縣逃戶限百日內自首，並令宇文融充使推勾。由於逃亡農民只有準令式合附者，才能“所在附籍”，其餘的一律要“牒還故鄉”，因此受到農民的抵制。唐朝政府被迫改變逃戶自首的條件。開元十二年，玄宗在《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中明確規定：“先是逋逃，並容自首。如能服勤壟畝，肆力耕耘，所在閑田，勸其開墾。”允許農民所在附籍，不再提牒還故鄉。唐玄宗再次任命宇文融兼充勸農使。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全國各地，檢括逃戶和籍外田，對新附客戶免除他們六年的租調徭役，只收輕稅。這次檢括，效果很大，諸道括得客戶八十餘萬戶和相應的田畝。開元十八年，裴耀卿建議以括出客戶營田，大約未被採納。開元天寶年間，曾以括出客戶置縣，足見各地客戶數量之多。此後，由於土地兼并規模更加發展，農民失去土地更加嚴重，賦役日益繁重，農民逃亡的情況越來越多，唐王朝不斷下令檢括逃戶，但逃戶問題始終沒有能夠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