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艾略特

三十幾歲時，她因翻譯工作而開始文學生涯，之後還擔任“西敏寺評論”雜誌的編輯。

由於曾在兩所宗教氣息濃厚的學校就讀，艾略特受宗教影響頗深；平日最喜研究語言，拉丁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希伯來文、希臘文皆能通曉。她一生篤信宗教，卻依然極富懷疑精神。

一八四一年，隨父遷居考文垂，結識自由思想家查爾斯·佈雷，受其著作影響，艾略特遂放棄基督教，強烈質疑宗教。因之，在其著作中，偶見其對宗教的理性批判。因為愛人劉易斯的鼓勵，艾略特年近四十歲才開始寫作，發表文章於雜誌上。

一八五九年，才真正發表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亞當·比德》，這部小說一年內再版了八次，受歡迎程度不在話下。

一八五九年以後，她發表了兩部極為成功、著名的有《織工馬南傳》與《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奠定了在英國文壇的地位。

之後，一八六三年的《羅慕拉》，一八六六年的《菲力克斯·霍爾特》，一八七二年的《米德爾馬契》，一八七六年的《丹尼爾·德龍達》，更是經典之作，成就非凡。

三十幾歲時，她認識了一生的摯愛劉易斯（George Henri Lewes），劉易斯已有妻室，但艾略特依舊不顧外在壓力，與其同居；兩人隨後遷居德國；回國后，雖不見容於當時社會，但兩人仍恩愛幸福，在工作與生活中，相互扶持。

艾略特情感路上有深刻真摯之真情相伴。愛人劉易斯對其影響甚鉅，二人摯愛彌堅，一八七八年，劉易斯去世，艾略特痛不欲生，但仍發奮完成愛人之遺作；兩年後，艾略特更下嫁小她二十歲的約翰·克勞斯（John Cross），二人情深意濃，但艾略特卻在同年十二月便病故了，結束了她平凡卻又豐富的一生。

喬治·艾略特是位描寫的大師，她不僅擅長描寫人物的外貌，而且擅長描寫人物的內心。這些成段的細緻入微的描寫把她的人物一下子拉到了讀者的面前——真實而親切。著名批評家阿巴·伍爾遜說過，多蘿茜"是所有小說人物中最美麗，最高尚的女主人公。" 讓批評家得出這個結論的恐怕少不了小說中對人物外貌和內心的描寫，

喬治·艾略特所塑造的人物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不像有的批評家所說的是"狹隘的維多利亞時期道德教條"的傳聲筒。作者本人也曾辯解說："我的作用是美學意義上的陶冶，而非充當教化的老師——我的目的是要喚起社會道義所呼喚的高尚情感，而不是為社會規定什麼。"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注重的是其藝術感染力而不是別的東西，而且她出色的人物塑造技巧使她達到了這一"目的"。然而，正如另一位英國小說家伍爾芙所說，"專心閱讀喬治·艾略特，就是發現我們對她了解得多麼少。"更多地了解這位作家，更好地領略其作品的藝術魅力還有賴於廣大讀者的悉心閱讀和專家學者的深入探討。

關於多蘿茜的外貌，作者寫道：

布盧克小姐（即多蘿茜）有一種美彷彿會因樸素的衣著而更加光彩照人，即使她穿著義大利畫家眼中的聖母瑪利亞穿的那種平淡無奇的上衣，她的皓腕和玉手也會顯得美不勝收。她的身材，姿態和輪廓皆因衣著樸素而更顯優雅，高貴，和小地方大紅大紫的時尚相比，她就像當代報紙上的一段《聖經》引言或某位古典詩人的一段詩文一樣清雅，樸實。

這段外貌描寫里，作者巧妙地運用了反襯和類比的手法來形容這位與眾不同的姑娘，描寫的是外貌，突出的是神韻。我們知道，中世紀甚至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畫家們筆下的聖母瑪利亞總是穿著色彩灰暗，式樣寬大簡樸的衣裳，正是這種樸實無華的衣著才能反襯出她的聖潔和光輝。用藝術家畫筆下的聖母瑪利亞的衣著來形容一個普通的小鎮姑娘無疑具有不同凡響的修辭意義。我們不僅看到了這個人物的外貌，更會意到了這段描寫在宗教意義上和世俗意義上的指涉。為了表現多蘿茜身上"脫俗"的風貌，作者把她和流行時尚的對比反差比作《聖經》和古典詩人的語言風格和當代報紙的語言風格之間的差異。這一類比同樣超出了單純的外貌描寫，而突出了人物的神韻。作者不僅在描寫一個天生麗質的年輕女子，還要寫出她的品味，她的教養，她外化了的精神世界和她與生活環境的不和諧處。這段描寫給多蘿茜這個人物定下了一個基調：美麗，樸素，超凡脫俗。

在描寫多蘿茜的內心世界時，作者有意無意間暗示了她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以及教育背景在她的心靈上留下的印記，並揭示出她的思維判斷方式所具有的非邏輯性：

多蘿茜能大段地背誦帕斯科的《隨想錄》和吉羅姆·泰勒的宗教著作。她以基督教的思想關照人類的命運，覺得女性在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上下功夫簡直是不可理喻的。她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又注重穿著打扮又關注有永恆意義的精神世界。她的內心裝滿了理論，她天性渴望高深莫測的理念，當然也包括在提普敦教區她的行為準則。她追求事物的強度和崇高，萬事萬物只要具備這兩個特點，她就會不顧一切地去追尋；她甚至會為之獻身……。

文中提到的《隨想錄》是帕斯科頌揚基督教和基督教精神的著作，吉羅姆·泰勒也是有名的宗教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的熏陶中，多蘿茜鄙視世俗生活，嚮往聖潔的精神生活是勢在必然的。然而，她在做具體的判斷時卻又缺乏必要的前提和理性的思維，因而她的判斷是站不住腳的，也是災難性的。她主觀，盲目地將世俗的物件神聖化，並不顧一切地為之奉獻一切，這正是她性格悲劇的根源。從這段心理描寫來看，我們知道多蘿茜不是一個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她立志高遠，自覺肩負了宗教和道義的使命，但也不難發現，她所謂神聖的"祭壇"只是她想象中的，這也預示了她的脫離實際的追求會使她陷入巨大的精神困境。

除了多蘿茜外，艾略特對卡索本先生和羅莎蒙德等人的外貌和內心的描寫也是十分成功的，她幾乎使我們相信了"相由心生"的說法，因為她的描寫是對相對零散的故事情節的一種抽象和總結，使小說人物有了更清楚的輪廓。眾所周知，一個人的話語和他的性格是緊密相關的，換句話說，每個人的話語都有不同的話語風格。在小說創作中，小說人物話語的設計是決定人物塑造成敗的關鍵。

這些人物不同的話語特徵首先表現在語體風格的不同。以卡索本先生的話語為例，他的言語不多，這使他顯得高深莫測；他講話時習慣伴以莊重，威嚴的手勢，使人對他的話語內容產生幾分敬畏；他的書面語正式，刻板。用詞生僻，句式複雜，拗口，連他寫給多蘿茜的情書也彷彿是嚴謹的學術論文而不是用來做日常交流的書信。這樣的語體風格傳達給讀者這樣的資訊：要麼他是個不懂人情世故，一心向學的書獃子，要麼他就是個裝腔作勢的偽君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對他這種語體的接受情況又反映了接受者的性格特徵。布盧克先生對他的提防表明了布盧克先生的精明和老於世故；賽利亞對他的厭惡說明她頭腦清醒，感覺敏銳；多蘿茜對他的盲目崇拜表明她的天性善良，缺乏判斷力而又富於幻想。

其次，每個人物的話語內容也是不相同的。不同的話語內容反映了說話者思想觀念，生活情趣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下面是多蘿茜和妹妹賽利亞談論卡索本先生的一段對話，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姐妹的性格差異。

另外，人物的話語差異還表現在對語境的適應性方面。話語交際得以順利進行有賴於說話者能遵循一定的交際原則，並根據不同的語境調整自己的語體和話語內容。文體學家特納曾說過："文體方面的變化以語境的變化來衡量。在兩者相互依賴的情況下，文體需要按這種依賴關係來解釋。按照這一觀點，採用什麼文體並不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選擇，它至少部分地在受到語境的限制。"在《米德爾馬契》中，有些人物顯出對不同語境的良好適應性。布盧克先生是這種人物的典型。他的語體風格和話語內容會隨著語境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在公開場合或社交生活中，他的話語禮貌，得體但又不失應有的距離感；而在私人場合或家庭生活中，他的話語又親切，慈祥而隨意。這種對語境的良好適應性表現了人物性格中的成熟，敏感和良好的判斷力。另一些人物則正好相反，他們表現出了對語境的極端不適應。卡索本先生和多蘿茜的話語就有這種表徵。卡索本先生慣於使用過於正式的語體，在飯桌旁講話也像在大庭廣眾中發表演說一樣斟字酌句，而且"他的聲音像歌唱般抑揚頓挫，還不時的搖頭晃腦一番，和布盧克先生隨隨便便的東一句西一句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