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船

早在南北朝(420～589)時，已有車船的記載。唐代李皋對車船的發展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他製造的車船用人力踏動快速前進。宋代的車船盛極一時，紹興二年(1132)王彥恢制的戰艦，旁設4輪，每輪8楫（槳片）。

木匠高宣也是造車船的名匠，曾創造大小車船10餘種，大型車船長20～30丈，吃水1丈左右，可容納700～800人；中型車船一般承載200～300人。車船有2車、4車、5車、8車、9車以及23、24車等多種。宋朝最大車船長36丈，寬4丈1尺。明初陳友諒也曾使用車船在鄱陽湖進行水戰。明中葉以後，盧崇俊作多種型式的車船稱為“靜江龍船”。直到20世紀初，中國南方還有少量車船。車船雖然未能在各水系普遍使用，但它的歷史悠久，對中國船舶的發展起過很大的作用。

南北朝徐世譜發明說

《陳書》卷13《徐世譜傳》說：“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此處文字太簡單，但“水車”決不是作為灌溉用具的水車，應是無疑的，因為灌溉用具是不可能“益軍勢”的，南北朝時的水車可能即是後世的車船。

唐朝李皋發明說

南宋李綱認為車船的發明人是唐人李皋，他在《梁溪全集》卷103《與宰相論捍賊札子》說：“荊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皋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蹈而進，駛於陣馬。”《舊唐書》卷131《李皋傳》有以下記錄：“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兩段記載的共同點是車船有雙輪，用人力“蹈之”，使船前進。

祖沖之發明說

有說大科學家祖沖之所造千里船即為車船，按《南齊書》卷52《祖沖之傳》說：“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由於記載未涉及此船之動力，無法確認。

南宋初年，有一種“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楫就是翼槳，每個輪只有八個翼槳擊水。李綱曾在荊湖一帶造車船，按閱水師，據《梁溪全集》卷29有詩說：“車船新製得前規，鼓蹈雙輪勢似飛。創物從來因智者，世間何事不由機。”可知車船推進裝置的基本結構是一車雙輪。飛虎戰艦是兩車四輪，共三十二片翼槳。

宋朝為消滅楊么，也繼續造車船。據《宋會要》食貨50之15張浚奏，他在鼎州(今常德)看到“造下車船，通長三十丈或二十餘丈，每支可容戰士七、八百人。”汪藻《浮溪集》卷1《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說，宋朝令撫州造“大樣車戰船”，包括二十六車和二十車船，“船之大者二十二丈”。又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6紹興五年閏二月丙寅，卷89同年五月癸未，宋廷還令江南和兩浙路造九車戰船二十四艘，十三車戰船八艘，“五車十槳小船五十”。陸遊《老學庵筆記》卷1說，宋朝所造車船，最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軍平賊”。

岳飛瓦解楊么軍后，將部分車船作戰利品分贈大將張俊和韓世忠。后葉夢得《石林奏議》卷9《堂白乞立定水軍人數修戰船札子》，卷10《奏乞參酌古製造戰船狀》提到張俊軍中“多是十車、九車大船”，其中“有長三十丈，高五丈，非千餘人不可動者”。按陸遊所說，三十六宋丈大船，依每宋尺31厘米計，約摺合111米。

中國古車船僅作軍用，而且只有在南宋時，得到較大規模的應用和推廣。《楊么事迹》說，楊么在洞庭湖一帶起兵反宋，宋軍為對付楊么軍，有“木匠都料高宣者，獻車船樣”，都料是指工匠頭，可謂現代工程師之前身。先“打造八車船樣一雙”，“令人夫踏車”，“船兩邊有護車板，不見其車，但見船行如龍”，“上下往來，極為快利”。后又“造二十至二十三車大船，能載戰士二、三百人”。在一次戰鬥中，車船和高宣本人被楊么軍俘獲，於是楊么方面也造二十四車、二十二車大船。按前引李綱之說，當時車船最多達四十車，計有八十個翼輪。

南宋初的車船有兩個缺點，一是不能在淺水航行，二是不能入海。《梁溪全集》卷121李綱給呂祉信中說，“來論恐車船重大，不可用，是不然”，“頃嘗試之，運動輕快，施於大江重湖，以破長風巨浪，乃其所宜”。葉夢得說，三十宋丈的大車船，“當時皆是欲於洞庭湖中，水面浩渺之處，以為形勢，今施之於江，固無所用”。看來大車船即使用於大江，也未必靈便適用。

《嘉定鎮江志》卷10說，當時駐軍的車船以斷妖港為停泊處。南宋後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0《繳奏奉使復命十事》說，湖南、江西等路“打造四車海鰍舡”。據《景定建康志》卷39記載，當地修理軍船，其中包括四車船三十艘。

南宋後來逐漸發展小型車船。據《宋會要》食貨50之22，28，33，宋孝宗時，建康府(今南京)製造一種“一車十二槳四百料戰船”。當時一料是指載重一宋石，約摺合55公斤，四百料即載重22噸。鄂州(今武昌)造八車船五艘，“重滯不堪行使”，便另外“改造七車、六車、五車共五隻”。江西路“造馬船(運兵船)一百隻，暗置女頭(護板)、輪、槳，使可折卸”，可隨時裝拆，也是技術上的進步。宋寧宗時，造一種“鐵壁鏵觜船”，“四百料，兩邊各安車二座並槳三枝，船身通長九丈二尺”，“裝載戰士七十人，踏駕兵、梢二十人”。

宋軍車船發揮威力，是在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的采石之戰中，席捲淮南的完顏亮金軍飲馬大江，準備南渡，卻遭“迅駛如飛”的宋軍車船堵載，以失敗告終。戰後，官府統計徵發的民間踏車夫，就有6，300人之多。南宋對元作戰也使用車船，據《元史》卷7《世祖紀》和卷161《劉整傳》說，在襄陽之役，宋將張順和張貴“駕輪船”，救援襄陽，又“以輪船出城，順流突戰”，均遭失敗。車船在明代尚可見到“車輪舸”圖，但顯然使用不廣，至清代便銷聲匿跡了。

中國車船技術之失傳固然是件可惜的事，但也並非偶然。由於混一天下的局面，江防喪失了重要性，車船亦隨之淘汰。古代的士大夫們認為，飽讀經史才是真才實學，而自然科學，特別是應用技術乃不足掛齒者。歸根結蒂，古代的社會需要和環境，扼制了技術的進步。漢族勞動人民首先發明了車船，但西方人卻在數百年後發明了明輪汽船，接著又改進為現代的船用螺旋槳，這種歷史教訓是值得今人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