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瀚

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師王守仁，學習《傳習錄》、《博約說》。后以恩貢，就華亭訓導，升崇明教諭。其學以求心為宗，謂“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明儒學案·浙中王門學案五》）。並作《心箴圖》以自課。其圖列為五：心圖，指本體；存、死、出入、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為主。晚年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胡瀚從崇明教諭的官職退位以後，就回到老家今山，並在今山構築起“松篁小塢”的室署，“居三十年，坐卧其中，觀未發氣象，號今山”（《東山志》），並在小塢著書百卷，名《今山集》。胡瀚初事陽明的經歷，已為光緒餘姚縣誌及東山志所提及，儘管在細節上稍有出入，但究竟可以說明蘭風之今山，也延承了陽明的一點思想血脈。

《東山志》中，說胡瀚為“支湖從孫”，而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卻是“支湖從子”。支湖，即胡鐸，字時振，號支湖，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僕卿（見於《明史》列傳卷）。黃宗羲在《胡瀚傳》中，提到胡瀚在得到王陽明之教授以後，歸家思之有省悟，“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繩簡甚密。”這說明胡鐸對當時的陽明心學也頗有研究，並且以已心得，指點胡瀚對心學的進一步探究。

胡瀚是胡鐸的從子或是從孫，這一點已無關緊要。《東山志》中，提及胡鐸另有嫡子，名璞（或朴），以父鐸蔭官生歷官府同知，終沈府長史。在《光緒餘姚縣誌》中，胡瀚卻誤成了胡榞的從孫。胡瀚的號為今山，而胡鐸的號是支湖。支湖者，余支湖也，略“余”而號支湖，讓我想起三百年前的南宋末年，胡鐸先祖（胡辛一）留下的文章《懲餘論》。而胡鐸在三百年後，“懲余”，取號為“支湖”，其意義者，可謂巧妙。

胡鐸墓在徐軺嶺之赭石山（徐軺嶺，俗名自吊嶺，嶺東一岩突起，曰赭石山），有“明大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支湖胡公神道碑”，今碑拓在台灣故宮博物院。胡瀚墓在榜山，與其從父或從祖的胡支湖鐸，僅一（華家）嶺之隔。胡氏家廟亦在今山，太僕卿鐸之祖。胡鐸、胡璞（朴）、胡瀚三人，是繼宋末胡夢麟、胡辛一之後，造就了今山胡氏家族史上的又一次繁榮。在明朝弘治至永樂年間，蘭風鄉及今山一帶胡氏家族的權力和學說的地位，都已到了盛極一時的地步。無論是胡鐸之太僕寺卿的官宦品級，還是胡瀚的松篁小塢和他的百卷《今山集》中對陽明學說的闡發，都引起了當時國內士大夫階層的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