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

傅衣凌（1911年—1988年），中國歷史學家，他以探究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問題為核心，集中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發展了社會史和經濟史相結合的治學風格，建立了從研究新、舊兩種因素的矛盾變化來把握社會經濟的實質和把社會經濟構成和階級構成、階級鬥爭聯繫起來考察的基本構架，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彈性論、鄉族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等比較系統的見解。1988年5月14日，逝世於廈門。

背景

傅衣凌，中國歷史學家，明清經濟史專家。原名家麟，筆名休休生，1911年5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5歲入私塾發矇。1924年進私立左海中學讀初中，次年轉入省立第一中學。初中畢業后，曾進馬江海軍藝術學校，旋退學。1927年進福州第一高級中學，開始接觸新文藝，與同學鄧拓等組織“野草社”，油印出版《野草》刊物，並開始在正式出版物上發表文章。

步入史壇

1929年入私立福建學院經濟系。由於對歷史學產生興趣，1930年轉入廈門大學歷史系，與同學陳嘯江等組織歷史學會，負責編輯出版《史學專刊》。並代理《廈門民國日報》副刊編輯，適逢“9·18”事變，積極發表宣傳抗日文章。1933年在《現代史學》發表《秦漢的家族》等文章，開始步入史壇。大學畢業后，曾在福州市中學短期任教。1935年到日本，進法政大學研究院，師從松本潤一郎學習社會學。擬研究日本史，因中日關係惡化，提前回國未果。1937年夏回國，在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工作。抗日戰爭爆發，投入救亡運動，任福建省抗敵後援會編輯股股長，主編《戰地通訊》，在地下黨幫助下，宣傳抗日救國，抨擊投降賣國活動。福州淪陷后，移居永安。1939年任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課主任。

聘到協和大學任教

1941年應聘到協和大學任教，講授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魏晉南北朝史、日本史和史學方法等。1942年編成出版《福建省農村社會經濟參考資料》一書。1944年，以在永安發現的農村契約文書為中心，出版專著《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是年往閩福建學院任副教授，開設中國通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不久又到南平省立師範專科學校任教。1946年1月回到福州，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文史組組長。除研究福建經濟史外，漸致力於商人及商業資本研究。

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47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參與組織省立四院校教工的罷教罷研鬥爭。1950年回廈門大學，歷任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副校長，《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廈門大學主辦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主編、名譽主編，廈門大學文科學術委員會主任、古籍整理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還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傅衣凌還擔任過第5、6屆中國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民盟福建省副主任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福建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任、顧問，福建省歷史學會會長。並受聘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

1979年至1983年，曾先後三度到美國、日本、加拿大許多大學講學，積極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弘揚中華文化，在國際漢學界贏得很高聲譽，先後被英國劍橋出版社和美國傳記學會列入《世界名人錄》、《世界5000名人錄》、《世界傑出領導者指南》。

明清經濟史

傅衣凌學識淵博，主要學術貢獻在中國社會經濟史領域，尤其是明清經濟史。他在研究工作中把社會史和經濟史相結合，吸取傳統學術和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民俗學的長處，注重民間記錄的搜集，以民間文獻證史，首先利用前人很少注意過的契約文書、族譜、地方志來研究經濟史，既擴大了史料來源，而且能發前人所未發，對明清經濟史研究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形成他治史的特有方法和獨特風格。

中國封建經濟發展規律

傅衣凌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體現區域研究和以民間文獻等證史的鮮明特色，是中國社會經濟史開拓時期的力作之一。他對中國商人和商業資本的研究，尤其是對徽州、洞庭、陝西、福建海商等地區性商業集團的細緻研究，對揭示中國封建經濟發展規律作出了重要貢獻。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

傅衣凌在1947年寫成的《清代中葉川陝湖三省邊區的手工業生產形態》一文，在中國首次提出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他是解放后中國最早從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者之一，所著《明代江南地主經濟新發展的初步研究》等論作，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1960年，他在廈門大學建立中國大學歷史系第一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室。1982年，又倡辦中國第一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專業雜誌，對推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突破傳統或政治的成見

傅衣凌敢於突破傳統或政治的成見，提出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獨特的見解。他在明清社會經濟史領域的學術觀點，人們所知較多，有的已成為權威性的結論。此外，他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學術興趣非常廣泛，在他的文稿中，有關於原始社會的論述，有奴隸制的分析，封建社會史是他著力所在，從秦漢到明清，多有論述。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如遼、金、元，他都有所探求。甚至近代史和民國史，他亦涉足其間，撰有專論。他側重於社會經濟，但對上層建築，諸如政治制度、階級鬥爭、歷史人物、思想、民俗等等，亦作過許多探討。其中不少意見，發人所未發，至今仍令人深省，饒有價值。

注重於民間記錄的搜集

上世紀30年代，剛剛步入史壇的青年傅衣凌，就經歷了中國社會史論戰和農村性質論戰的洗禮，他有鑒於歪曲中國歷史的種種謬說，立志寫作中國農民論、中國農村經濟史。他以初步學習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體會，吸收傳統學術和日本史學、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民俗學的長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經濟史學方法而嶄露頭角。這就是：在搜集史料時，除正史、官書之外，應注重於民間記錄的搜集，以民間文獻證史；廣泛地利用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材料與死文字結合起來，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在探討經濟史中，特別注意地域性的細部研究和比較研究，從特殊的社會經濟生活現象中尋找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福建銀行經濟研究室工作時，為躲避日機的轟炸，在距城十多里的黃曆鄉的一間老屋，無意中發現了一大箱 民間契約文書，自明嘉靖年間以迄民國有數百張之多，其中有田契、租佃契約以及其他帳簿等等，他即依據這些契約整理成三篇文章，編為《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一書，在福建協和大學出版，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引用民間契約文書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著作，也是傅衣凌先生開創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的奠基之作。當時處於戰爭環境，交通隔絕，此書在國內流傳不廣，但很快被介紹到日本，成為戰後日本史學界重建中國史學方法論的一個來源；爾後又由日本學者的媒介，傳播到美國，成為美國五六十年代中國研究方法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明代商人研究

對於農村社會經濟的探索，更進一步引發了傅衣凌先生的深層思索：中國的封建社會雖然經過農民軍的猛烈衝擊，封建地主勢力卻依然強大，封建土地所有制照樣牢固存在著。對此，不能簡單地從土地制度本身去尋求解答，還必須考察其他社會諸因素。這樣他又把研究面從農村擴大到商業上面來。1946年前後他寫成《明代徽商考》發表。之後又把研究的視野擴展到陝西商人、蘇州洞庭商人、福建海商以及明清時期的手工業等領域。在搜集史料中，他看到嚴如煜的《三省邊防備覽》一書，記載了清代中葉乾嘉時期四川、陝西、湖北三省邊區手工業生產發達的情況。於是寫了《清代中葉川陝湖三省邊區手工業形態及其歷史意義》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這些地區的手工業形態，已不是原始的家內工業的生產形態，而極接近於工場手工業的發展階段。這篇文章是中國學者最先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工場手工業生產形態的探索，雖然當時尚未明確提出“資本主義萌芽”的概念，但它的開創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重點研究江南

解放以後，傅衣凌先生傾心於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諸問題。50年代初，他把研究重點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區，也是先從農村經濟開始探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他在這個時期發表了一系列的論著，輯成為《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一書，同時，他把解放前對於農村經濟史和商人商業史研究的成果加以補充提升，整理成《明清商人及商業資本》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這兩部著作予以出版。這些著作具體地表明了他對於明清時期社會經濟史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分析

傅衣凌主張對於後期封建經濟的分析，必須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現象結合起來一起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對前者主要看它的新生的、發展的因素，而對後者主要看它遲滯的、落後的一面。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他愈來愈有意識地把這兩個表面上看來是矛盾對立的研究課題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他長期潛心研討的心得融會升華，得出比較系統的見解。傅先生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以地主經濟為中心的大統一的專制主義國家。”這種社會的結構，和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等級森嚴、以土地分給儘可能多數的臣屬為特徵的歐洲或日本的純粹封建社會有所不同。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權力、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三位一體的綜合體”，官與紳、紳與商曆來是互通的，而地主、債主、商人也是互通的，有的且是一身而二任焉。中國的地主制，是食土而不臨民的。地主階級的經濟權與政治權既有抱合又有分離；而且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擴大，往往又和整鄉、整族的移徙結合在一起，這就在皇室所有、貴族所有和私人地主所有之旁形成了一個個以家族同產制或鄉族共有制面目出現的封建經濟組織。土地所有制的這種特點，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形成了“公”和“私”的兩個體系。“公”的體系是指封建政權，從一國、一省、一縣以至鄉，和官僚制度結合在一起，表現得非常錯綜複雜。而“私”的體系，則“集中了族權、神權、夫權等諸種力量，並巧妙地利用原始公社制和奴隸制的殘餘來進行統治”。這些特點造就了中國的封建經濟結構十分牢固，既有落後性，又有靈活性。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長期處於“早熟又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的狀態。傅衣凌先生曾形象地把中國封建社會比喻為一種“彈性的封建社會”。

從研究新、舊兩種因素的矛盾變化來把握社會經濟的實質，這是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基本構架。作為傅先生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另一個基本構架，是把社會經濟構成和階級構成、階級鬥爭聯繫起來考察。這誠如美國學者鄭培凱先生所說：“有人以為傅先生對明清時期階級鬥爭的研究僅限於明末奴變、佃變、抗租之類，系他研究明清社會結構的副產品，並非他真正興趣所在。其實不然，傅先生對農民戰爭所導致的巨大社會變革一直都有很強烈的研究興趣。”傅先生研究階級結構及階級鬥爭的興趣，旨在著重於說明它如何受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制約，以及它又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因此，它不是純粹的農民戰爭史的研究，而是作為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徠由於這兩個基本研究構架的結合，便形成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總構架。

有《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1944年）、《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1957年）、《明清農村社會經濟》（1961年）、《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1982年）、《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與楊國楨共同主編，1987年）、《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7冊（主編，1988年）。遺著尚有《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傅衣凌治史50年文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