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守淦

金守淦(公元1877—1961)，字任父，號六弢居士，富陽王洲鄉(今屬場口鎮)塘下村人。早年就讀於同邑舉人柴錫堂主講之東圖書院。后考入邑庠，繼又入杭州求是書院、上海中西書院攻讀，與錢家治、邵裴子、馬寅初等為同學。學成后，任職上海商務印書館。旋受聘於教育家袁希濤所創上海寶山公學，任英文教員。在此期間，經蔣方震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與于右任、蔡元培等創辦《啟明日報》，宣傳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歸國主政，金守淦被派往武昌與黎元洪聯絡。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秘書。次年回鄉，任縣立高等小學校校長3年有餘。辦學勤篤，成績卓著，曾受省政府傳諭嘉獎。1916年夏，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師範學校教務主任。其後，歷任北京圖書館館員、編纂、庶務主任、代理館長等職。因得博覽群書，於目錄學造詣頗深。在京期間，又與毛澤東、李大釗、魯迅以及同鄉郁曼陀、范文瀾、胡繼瑗、趙貞信等交往。1947年秋，退休回鄉，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撰文為之祝六十壽誕。晚年，出資購《四部備要》捐贈富陽縣立初級中學。

新中國成立后，金守淦兩次當選為富陽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1961年病故。著有《應徵文集》、《王洲鄉志》等。

場口先賢金守淦先生事迹補遺——陸建民（杭州師範學院）

場口鎮中心小學剛舉辦了百年校慶，很偶然的，此後不久我前往參觀了該校精心設計打造的百年校慶館。想不到此行還有意外的收穫，那就是給了我多年存疑的兩個問題以清晰明確的答案。

本人收藏的部分古籍中，有一些《四部叢刊》線裝本封面上有“富陽景山圖書館章”的紅印，右上角另有“二十二年元旦金任父先生贈”的紅框印戳，我一直來納悶，一是此景山小學在富陽何處？二是此金任父先生何許人也？原來，景山小學就是場口鎮小的前身，而金任父先生也就是金守淦，既是場口先賢，也是富陽教育界的先輩。

據有關檔案資料和場口鎮小校史紀念冊，金守淦(1877—1961)，字任父，王洲鄉塘下村人。幼年啟蒙后就讀東圖書院，后考入杭州求是書院、上海中西書院。畢業後任職上海商務印書館等處。后加入中國同盟會，與蔡元培等創辦《啟明日報》，宣傳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歸國主政，金守淦於民國元年任浙江都督府秘書。次年應景山小學校長金明先先生之邀，回鄉任英語教師。又轉任縣立小學（就是現在的市實驗小學前身）校長。由於辦學成績卓著，曾受嘉獎。1916年又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師範大學教務主任。1936退休回鄉。晚年，出資購《四部備要》贈富陽縣立初級中學（富陽中學前身）。

翻閱校史紀念冊，我發現第39頁有“1945年景山小學移交富陽中學圖書種類、數量”的影印件一份，其中內容有：萬有文庫1912冊，四部叢刊2485冊，二十五史16冊。那麼根據上述古籍封面的印章，即可推斷：金先生不僅僅在“晚年”購書《四部備要》贈給縣立初中，早在1933年（即民國“二十二年”）就購書《四部叢刊》贈給景山小學了！

另外一點是，經查閱有關資料，當年金先生應蔡元培之邀北上，擔任的是北京師範學校學監一職，而非“北京師範大學教務主任”。現有以下兩份資料佐證，一是據中國柯橋網之《紹興縣報》文章，在柯橋育才路有一家“清庭茶樓”，店主戚惠根收藏有蔡元培給金任父的信札。原文是這樣的：“金任父是民國初任北京師範學校的學監，也是老舍先生的恩師。從這封信中可以了解到蔡和金的歷史交往，同時也可領略學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的書法風采。可惜收藏不妥，書蟲入侵，影響了書信品相，幸好筆跡處並無殘缺，故蔡元培遺風宛在。”我將信件的照片下載，左邊似信封的題有：“北京師範學校 金先生任父 台啟”等字樣，可惜右邊信件照片的解析度過小，難以全文辨識。

另一份資料是，河北辛集市社區網站上有一篇《通俗文學大家老向》的紀念長文，在介紹了“老向（1898-1968），名王煥斗，字向辰，號老向”后，說他考入北京師範學校，“有一天晚自習，他伏案而眠。學監金任父先生點名，他的同學急忙用胳膊肘撞他。金先生趕緊小聲兒阻攔說：‘不要叫他，他白天很用功，累了，叫他睡吧！’偷偷聽到這幾句話，讓他感動不已。”

在我正對著上述幾冊書的封面拍照時，趙老師等幾位同事在旁看見均大為驚奇，說：“這些都是寶貝啊！”我說：“是啊，但即使最好的寶貝藏在個人手裡不見天日，那又有什麼意義？所以我要將這些古書送給場口鎮小‘百年校慶館’。”75年前，金先生贈書給家鄉小學；75年以後，其中的幾冊書籍能夠在我的手中再次回家，我感到非常高興，非常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