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怪愚

嚴怪愚

嚴怪愚(1911—1984),本名嚴正,湖南邵陽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黨早期的著名新聞工作者;因其文風犀利,筆挾風雷,性格剛正耿直,成為與范長江齊名的全國八大名記者之一;尤其是他第一個揭露汪精衛叛國投敵醜聞,其膽魄令後人敬佩;1949年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長沙地下組織;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1955年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受到審查,后在長沙一中、長沙師專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2年調湖南師範學院任圖書資料員;1979年,冤案得以昭雪,當選為第五屆省政協委員;1984年3月病逝。

人物關係


人物生平


嚴怪愚先生造像(中國畫作品)
嚴怪愚先生造像(中國畫作品)
嚴怪愚(1911—1984),原名正,湖南省邵東九龍嶺嚴家橋人。
民國15年:(1926)投身農民運動,“馬日事變”后參加中國共產黨;后因組織被破壞,失去聯繫。民國19年在湖南農校畢業后,考入湖南大學經濟系。嚴才思敏捷,眼光敏銳,課餘從事寫作,在校期間出版《百感交集》一書,在湖南新聞界嶄露頭角。
民國24年畢業后,投身新聞工作。民國25年9月,嚴與康德、袁邵華、陳楚等創辦長沙《力報》,任副刊主編,兼採訪部主任。經常撰文,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時政。
魯迅逝世,嚴於10月22日,在《力報》上撰文,悼念魯迅。稱“高爾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個太陽,魯迅去世,東方殞傷了一個月亮”。當時省政府機關報《國民日報》主編壺公(羅爾瞻),攻擊魯迅及其著文紀念魯迅的人。嚴連續組織特刊予以抨擊。
抗日戰爭爆發后,嚴到徐州前線採訪,連夜撰寫戰地通訊,謳歌中華兒女英勇抗戰事迹。
民國28年,與康德等主辦邵陽《力報》,聘請中共邵陽中心縣委書記唐旭之任主筆,嚴自任採訪部主任。嚴從重慶國際新聞社負責人范長江處獲悉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準備在南京成立漢奸政權,首先在《力報》發表《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後》一文,在國內外產生極大影響。隨後,嚴任《力報》總編輯。
嚴怪愚文集 封面(賀綠汀題)
嚴怪愚文集 封面(賀綠汀題)
民國29年5月,《力報》被薛岳封閉,嚴被逮捕,經多方營救,方獲出獄。又相繼在衡陽主辦《正中日報》,在沅陵創辦《力報》,在晃縣、辰溪創辦《中國晨報》,堅持人民立場,揭露時弊。抗戰勝利后,嚴任青島《東南日報》駐滬記者。民國35年秋,在南京梅園新村受到周恩來嘉勉。是年冬,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時,嚴孤身冒險在風雪中送行。
民國37年7月,嚴在長沙創辦《實踐晚報》,任主編,宣傳時事,抨擊時政。7月31日開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訴》專欄,以社會各界底層人士的名義,寫出專文,連續刊載17期。主要有《看農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爛雇傭制》、《要履歷、要登記,卻不給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價暴漲風襲擊邵陽》、《耒陽糧政漆黑一團》、《退役回鄉生活無著》等。讀者閱后,稱《大家訴》專欄代表社會底層人士在說話。
民國38年春,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長沙地下組織。5月,嚴受中共地下黨湖南省工委之託回邵陽,擔任魏鎮、宋濤起義前的聯絡工作。10月9日下午,陪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前導車進入邵陽城。
新中國成立初期,嚴先後擔任邵陽《工商晚報》、《大眾報》、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
1955年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受到審查,離開新聞界,先後在長沙一中、長沙師專任教。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2年調湖南師範學院任圖書資料員;1979年改正後,當選為第五屆省政協委員。1984年3月病逝。
2003年,其子嚴農(邵陽市政協副主席)將其一生的手稿、日記等資料共20餘卷捐贈給邵陽市特色檔案館予以珍藏,以待紀念。
魯迅悼文引起論戰
嚴怪愚本名嚴正,湖南邵東縣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為邵東鄉下多鯰魚,此魚形象醜陋,習性刁鑽古怪。鄉人乃喜歡以“鯰魚拐子”或“鯰拐魚”來罵人。在湖南大學讀書時,嚴正即諧“鯰拐魚”取“嚴怪魚”為筆名發表文章。
1935年,嚴怪愚從湖南大學經濟系畢業。他放棄了所學專業的大好前途,卻投身新聞界工作,開始了動蕩危險的記者生涯。當時許多親戚及同學勸他不要放棄專業,不要走“歪門邪道”,有人甚至說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說:人各有志,請勿勉強。
踏入新聞界的第一年,他第一次前往滬寧探訪,即趁機拜會了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對他說,做人傲氣不可有,傲骨不可無。這句話竟影響他一生,也使他受了不少苦。
1936年,嚴怪愚婚後更是全力投入獨立的長沙《力報》的工作。可是不久,魯迅先生逝世,當時任採訪主任的他與主編陳楚率先在《力報》開專欄悼念魯迅,使許多其它報紙不敢採用的紀念文章得以在《力報》發表;並在長沙發起召開隆重的追悼會,因為這張報紙創刊時曾聲稱“擁護中共”,此舉深為一些政要和右派文人不滿。
剛好,隨後段祺瑞也辭世了,當時在東南新聞界風頭十足的《國民日報》主編羅心冰,就抓住魯迅與段祺瑞兩人的遺囑大做文章,還出特刊追悼段祺瑞,與《力報》唱對台戲。他在一篇《隨便談談》的文章中,說段祺瑞至死不忘國事,仍在為國家操勞,貶責魯迅死也不忘個人恩怨,為兒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結論說,“魯迅之死不算得損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損失”。
嚴怪愚馬上撰文回駁,他寫道:“魯迅的遺囑,我喜歡他的‘硬’,喜歡它刻毒而近乎實在……段祺瑞的遺囑,我喜歡他的堂皇,口氣足,雖然實際上做不到,事實上近乎誇大,可是到底可以給‘幻想’一點安慰。但我更愛魯迅,因為他一生沒有做過‘媚’的文章,他始終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為民眾的覺醒而吶喊。的確,段祺瑞功在‘民國’,那麼,魯迅則功在‘國民’了。”
羅心冰以他的老資格,萬萬意料不到會敗在年僅二十六歲的嚴怪愚手裡,他大罵嚴怪愚“領了俄國盧布”和“啃了俄國的黑麵包”之餘,只好央人斡旋調停。
1938年春,在台兒庄戰役打響之前,嚴怪愚作為隨軍記者去到徐州前線,進行幾個月的戰地採訪。他寫了十幾萬字的戰地通訊。揭露日寇的野蠻行徑,謳歌了抗日軍隊的業績,大大鼓舞了後方軍民的鬥志。
揭露醜聞險遭橫禍
1938年底,嚴怪愚又到了大後方重慶。12月29日,汪精衛輾轉到了越南河內,在那裡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艷電”,響應日本政府的近衛聲明,對重慶國府建議“和平”,實是對蔣介石等人勸降。因為這是國民黨內親日派脫離中央投日的醜聞,使中央政府極為緊張,連忙封鎖消息,免得家醜外揚。
當時重慶各報雖略知內幕,但國府不準報界披露,懾於當局威勢,各報也一時不敢將消息見報。當時中共的名記者范長江也在重慶,他得到消息後由於種種原因發不出去,乃將有關材料轉給了嚴怪愚。嚴怪愚雖無黨無派,卻有一腔民族激憤。他還未看完材料就拍案而起。正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覺得有責任揭露汪偽真相,就是殺頭坐牢也在所不惜。當晚,他就寫成《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後》一稿,連夜電髮長沙《力報》。
第二天清晨,這篇電訊在《力報》以頭條刊出,東南一隅傾刻嘩然,整個國統區為之震動,激憤的軍民紛紛要求嚴懲賣國賊。湖南當局由於疏忽,讓《力報》漏出這個消息,想抓嚴怪愚不得,懾於重慶當局的惱怒,只好登報謊稱“嚴怪愚造謠惑眾,誣陷黨國,已在重慶捉拿歸案,槍斃了”云云。
但是,紙包不住火,汪精衛叛國投敵的消息迅速傳開,國府只得改變策略,一腳踢開汪精衛,幾天後就由中央社和各報報道汪精衛叛國醜聞,還宣布將汪精衛開除出國民黨。嚴怪愚及《力報》也因此倖免於難。
1939年秋,嚴怪愚從重慶回長沙,出任《力報》總編輯。當時國民黨桂系大員自吹廣西“模範省”,有“國防強大”、“建設繁榮”、“道德高尚”三大成就。於是,嚴怪愚懷著好奇心親自入桂採訪,寫了篇《春草遙望近卻無》的通訊,揭露某些人弄虛作假製造廣西繁榮的假象,使所謂“模範省”名譽掃地。嚴怪愚的所作所為,令一些黨國大員極為惱怒,但又一時沒奈他何,只好對他威迫利誘。某些大人物給他種種承諾,有些更是送錢送禮,但他總是拒之千里之外。“政學系”在桂林創辦《大公報》邀他加盟,他也拒絕,認為那會失去言論自由。然而,他對當時較弱小的中共,卻冒生命危險去同情和支持。
觸怒當局報館被封
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國府勒令中共代表團限期撤離上海。代表團啟程時,迫於緊張的局勢,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只有一個送行者,他就是嚴怪愚。第二天,上海《申報》消息稱:“昨日中共代表團成員”全部離滬,只有《東南日報》特派員嚴怪愚先生一人在風雪中送行……”
除了正義,嚴怪愚也沒有什麼強硬的後台,所以他也因此吃了不少苦。《晚晚報》因發表了他一篇描寫何鍵公館黑幕的小說,就被當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嚴怪愚這個名字發表文章。1940年,湖南當局趁取締八路軍駐湖南辦事處之機,誣陷嚴怪愚主持的《力報》“言論荒謬”、“協同‘八辦’陰謀推翻政府”。於是,報館被查封,三人遭逮捕,嚴怪愚被投入監獄達八個月之久。此舉惹起民眾抗議,許多讀者拒絕辦理退訂手續,要求《力報》復刊。出獄后,嚴怪愚即與馮英子找省黨部書記廖維藩交涉復刊,廖同意復刊,但提出復刊后的《力報》必須聽從政府指令。嚴怪愚即刻表態:“與其跪著生,不如站著死。”當即拂袖而去。
嚴怪愚記者出身,也當過文藝副刊的編輯,認識不少文藝界人士。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湖南省城及地方的好幾家在全國有影響的報紙大都是他參與創辦的。他曾在《力報》《晚晚報》《中國晨報》《實踐晚報》等幾家報社出任過社長或總編輯,還約請過沈從文聶紺弩、王彥西、彭燕郊等著名作家為他的報紙主編文學副刊。在辦報生涯中,他與馮英子、陳楚以及著名女作家謝冰瑩等成了莫逆之交。
1980年,在嚴怪愚沉寂二十幾年後,遠在美國斷絕往來幾十年的謝冰瑩,還寫信給《湖南日報》,查詢他的下落。
1950年代,嚴怪愚先生曾任湖南《大眾報》副社長及省通俗出版社副社長。後來,他離開了報界,自請去湖南師範學院任教,講授新聞學。
就是在這所學院里,嚴先生被指為“胡風分子”,繼而在1957年被打為“右派”,受到雙降處分,“文革”時更是下放師院在平江的農場牧牛,過著非人生活。他曾哀嘆“搞到妻離子散”。
大音樂家雪中送炭
1960年,由於漫天的吹牛和“人禍”,人們過著十分艱難的日子。花生殼、樹葉、紅薯藤,都當成高級“人造蛋白”,供人們享用。
嚴怪愚全身都浮腫起來,一個月六十元的生活費,要負擔六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幾兩糧食充饑,一分錢只能掰成幾瓣來用。每到月中,家中便出現“財政赤字”。全家只能在肌腸轆轆中過日子,眼睜睜地看著嚴怪愚的面部越來越“胖”。
一個陰雨綿綿的冬日上午,破窗外突然響起郵遞員低沉而略帶驚異的聲音:“嚴怪愚,你的匯款單!”當時全家一驚,這種時候,誰還能給嚴家寄錢?嚴怪愚拄著拐杖,顫巍巍地走到門口,用十分疑惑的眼光,打量著雨中的郵遞員。郵遞員將一張被雨水微微打濕了的匯單向嚴怪愚一亮,十分確切地說:“是你的,請簽名吧!”嚴怪愚用顫抖的手,在單據上籤了字,從郵遞員手中將匯款單接了過來。拿到小屋裡昏暗的燈光下一看,匯款單收款人一欄上確確實實寫著“嚴怪愚”三個字,匯款人一欄上赫然寫著“賀綠汀”三個字,留言欄上清楚地寫著:“怪愚,知病重,匯上二十元,供買點營養品之用,請好好保重身體。綠汀。”在彎腰挨斗的日子裡,嚴怪愚從未流過淚。這時,他的眼睛卻潤濕了。
嚴怪愚顫巍巍地走到破舊床邊,從陳舊的有點霉濕味的褥子底下,慢慢摸出一張用舊塑料紙嚴嚴包好的小包,裡面是一張發黃的照片。這是抗日戰爭時期賀綠汀在重慶嘉陵江邊的寓所送給他的一張照片,照片上賀綠汀正坐在一架鋼琴旁,在凝神深思。照片背面的題詞是:“人,應當像嘉陵江水一樣,百折不撓,激流勇進。”
劃為“右派”被抄家時,什麼都被抄了去,唯獨賀綠汀親自簽名的照片,嚴怪愚想盡一切辦法,將它保存下來。
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捲來,賀綠汀在全國第一個被打成文藝界的“黑幫分子”。上海來人找嚴怪愚調查賀綠汀的所謂“叛徒”問題,嚴怪愚一聽,怒髮衝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正好有一顆釘子,殷紅的血,從他巨大的手掌上流了出來。他橫眉怒對“調查者”吼道:“賀綠汀同志一生革命,他是舊世界的‘叛徒’!”“調查者”被他的凜然正氣嚇壞了,指著怒火中燒的嚴怪愚,哆嗦著說:“你,你……天底下哪有你這樣的右派!”嚴怪愚赫然一笑:“那就讓你看一看這樣的右派吧!”
事後,有人問嚴怪愚:“你當時是專政對象,處境十分艱險,造反派要搞死你,比搞死一隻螞蟻還容易,你不害怕嗎?”“害怕?”嚴怪愚淡然一笑:“害怕就不是賀綠汀的學生了!”
1980年,賀綠汀再次回到湖南,第一件事,就是驅車前去探望正在馬王堆療養院的嚴怪愚。師生多年末見,有多少說不完的話呀!賀綠汀緊握著嚴怪愚的手第一句話是:“我們畢竟沒有說過一句假話。”
1984年3月1日,嚴怪愚與世長辭。
他去世后,原《力報》同仁送的輓聯是:
一支筆,罵何鍵,罵白崇禧、罵蔣介石,橫眉冷對千夫指;
十幾年,辦力報,辦實踐報、辦大眾報,俯首甘為孺子牛。

人物佚事


殫精竭慮

嚴怪愚的啟蒙老師是人民音樂家賀綠汀,受賀老師革命思想的熏陶,嚴怪愚從小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6歲時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秋,嚴怪愚考入湖大中文系。新舊文學基礎較好的嚴怪愚在湖大如魚得水,才思泉涌,在湖大的校刊、《民國日報》、《晚晚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很多抨擊舊社會黑暗的文詞犀利的文章,在底層市民和輿論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嚴怪愚因此名聲大躁,被同學們譽為“嶽麓山的三大名人”。1935年秋,嚴怪愚在湖大畢業,決心走新聞和新文學道路.因他最仰慕魯迅先生,畢業之後他專程去上海拜謁了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對這位文學新秀很器重,長談之後語重心長地告誡嚴怪愚“作人傲氣不可有;傲骨不可無”。先生的這句話使嚴怪愚後來無論是在新聞事業上還是在做人上都受用了一生。
為了開闢一塊屬於自己的輿論陣地,嚴怪愚與好友康德、馮英子於1935年在長沙創辦了《力報》,嚴怪愚任副刊主編兼采紡部主任。《力報》剛開辦,即與省府《國民日報》打了一場“筆墨仗’。起因是:1936年10月 19日,文壇巨匠魯迅先生的逝世;因國民黨統治者對魯迅先生深惡痛絕,下令禁止新聞界著文悼念、剛出道的《力報》卻挺身而出;勇冒風險刊登了一系列悼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此舉激怒了《國民日報》副刊主編、省黨部主任秘書、當時湖南新聞界風頭十足的人物一——壺公.事也湊巧,11月2日,北洋軍閥大頭目段褀瑞也一命嗚呼了。壺公立即拋出《魯迅、段祺瑞遺囑的評價》一文,文中大肆吹捧段祺瑞“公而忘私”;貶責魯迅“私而忘國”。嚴怪愚立即撰文反駁,稱魯迅先生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為民眾的覺醒而吶喊。如果說段祺瑞功在“民國”,那麼魯迅則功在“國民”了.幾個回合下來后,壺公理屈詞窮,舉手投降了。25歲的一介書生嚴怪愚“牛刀小試露鋒芒;敢與權貴來較量”的勇氣使《力報》名聲大振。

抗戰期間

抗戰爆發后,嚴怪愚冒著槍林彈雨,與范長江等一批戰地青年記者在戰火連天的最前線堅持了兩個多月。他零距離採訪了台兒庄戰役,受到了第五戰區司今長官李宗仁將軍的接見,寫出了《憑弔台兒庄》、《隴海東線》、《我們新的長城——黃河防線》等 10萬多字的戰地通訊。
同時;嚴怪愚還冒著“傾共”嫌疑,毅然在《力報》上刊登了毛澤東主席的《論持久戰》。
1940年國民黨發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以“內部複雜”、“言論荒謬”為由,下令於 1940年5月 13日查封《力報》。嚴怪愚被捕入獄;關押達8個月之久。
鐵窗生活並沒有挫傷嚴怪愚的傲骨和銳氣。出獄后;他立即找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書記廖維藩當面理論,強烈要求復刊。他的義正言辭駁斥得廖維藩張口結舌。這次交鋒雖復刊未果,但彰顯其膽魄與睿智。
1941年《力報》在湘西阮陵復刊,柳亞子先生特為《力報》的復刊賦長詩為賀。復刊后的《力報》仍。一篇《不要拖》的社論怒斥蔣介石的退卻政策。令蔣“龍顏大怒”,特偷陳布雷責成檢查局查辦。地方的一張小報竟驚動最高當局。足見《力報》的影響力和戰鬥力!
《力報》的堅持抗日救國,爭取民主的正義立場以及在國統區的強烈反響引起了周恩來的極大關注。周恩來通過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抗戰時設在邵陽)的徐特立每期寄送的8份《力報》,閱讀了嚴怪愚的很多精采文章並擊節讚賞。1946年秋;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親自接見了嚴怪愚,並關切地說:“你留在國統區,望好自為之,注意鬥爭策略。三年後,我希望能在北京見到你,怪愚先生!”

首揭漢奸

1939年 12月,汪精衛秘密離開重慶經由昆明飛抵越南河內,於 9日在河內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艷電”,響應日本政府的近衛聲明,向國民黨當局建議“中日和平”,力勸蔣介石投降,聲言日本政府的聲明是和平的原則,國民政府應以此為依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從此,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進了日本帝國主義懷抱。這是國民黨黨內親日派脫離中央的醜聞。國民黨最高當局“嚴密封鎖”消息,誰也不敢揭露。重慶各報雖略知內幕,但身處“陪都”之地,懾於國府之威,不敢貿然見報,都在觀望時機。
國新社記者范長江急不可待,找到了當時駐重慶採訪的嚴怪愚,並交給他有關資料,說:“這可是全國乃至國際上轟動一時的醜聞和要聞,重慶各報均不敢發表。《力報》辦在湖南,‘山高皇帝遠”,老弟,你敢不敢斗膽持虎鬚,把這個馬桶蓋揭開,以喚起全國民眾的警覺!”
嚴怪愚未及看完;就被汪精衛的賣國可恥行徑激怒了;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恥!可恥!真是民族敗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領土;殺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認賊作父,想將五千年文明古國拱手相讓;我必須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馬上予以揭露。”
當晚,嚴怪愚就寫在成《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後》一稿;連夜電發《力報》。
主編陳楚收電后,翌晨即以頭版頭條刊登出來,這篇電訊稿一針見血地指出:“汪兆銘先生倡導的和平運動,是公開投敵的可恥勾當,也是片面抗戰路線的必然趨勢。日寇在華進行政治誘降,看來已初見成效;國人切不可等閑視之!”
消息既出,東南半壁,傾刻嘩然,甚至整個國統區為之震動,群情激憤,紛紛要求嚴懲賣國賊。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懾於重慶當局的惱怒,一時惶惶不可終日。因抓不到遠在重慶的嚴怪愚,只有煞有介事的掩飾,忙登報謊稱:“嚴怪愚造謠惑眾,誣連黨國,在重慶捉拿歸案槍斃了”云云。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幾天後;國民黨中樞也只得改變策略,一腳踢開汪精衛,中央社和各報社才紛紛報導了汪精衛的叛國醜聞。國民黨最高當局還宣布將汪精衛開除出黨。這樣,嚴怪愚和《力報》同仁才倖免於難。薛岳則轉怒為喜;自鳴得意。他手下的文人政客們還厚顏無恥地吹捧道“湖南最先刊登汪精衛已投敵的消息;證明薛主席有膽有識,政治開明;領導有方,抗戰堅決……”
《力報》因捷足先登揭露了汪粕衛的叛國醜聞,影響面迅速擴大,發行量由原來的三千份猛增到一萬二千份。嚴怪愚因其果敢的壯舉而贏得了“新聞勇士”的美譽。

不畏權勢

1939年秋;桂南戰爭爆發;嚴怪愚赴戰地採訪。
當時;桂系李宗仁、白崇相、黃旭初大吹廣西是“模範省”,有“國防強大”、“建設繁榮”、“道德高尚”這三大成就,以此欺世盜名,鞏固和維護他們割據一省的勢力。
嚴怪愚一向務實好奇,當他識穿了這套“西洋鏡”里的把戲以後,與文化界的胡愈之、黃葯眠、范長江等人商談,他們都有同感;只是因為廣西是李、白、黃的地盤,當時桂林又是後方的文化中心,必須“投鼠忌器”,顧點面子,不便盡情揭露。嚴怪愚經過反覆權衡后,最後還是勇敢地站出來,義無反顧地寫了一篇《春草遙看近卻無》的文章,對桂系“模範省”的真面口進行了爆光,對李、白、黃欺世盜名的作法進行了辛棘的諷刺和抨擊.文中說:“廣西的國防確實很強大,省城桂林有一架進口的暫時還不能起飛的軍用飛機足以證明;廣西的建設確實很繁榮,不睜開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襤樓的難民流入湖南;說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離城三、五里的偏僻處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煙的、如此‘模範省’怪不得聞名遐邇了。”
這篇文章點到桂系的“要穴”,死要面子的“小諸葛”白崇禧閱后也顧不得斯文,氣得暴跳如雷,拍案大罵嚴怪愚,並揚言要捉拿嚴怪愚並把他槍斃。但礙於新聞輿論,白崇禧只得按下怒火,暗中伺機報復。
1947年初,嚴怪愚在上海參加了民主同盟舉行的反內戰動員大會、散會後嚴怪愚剛步出會場大門,一輛軍用吉普車停在嚴怪愚面前,車內鑽出了白崇禧。白崇格假扮寬容,要邀請嚴怪愚到他家去做客,想伺機扣留。嚴怪愚識穿了白崇值的險惡用心,當即予以回絕。白崇禧礙於很多民主人士在場的公開場會,敢怒不敢言;氣得一跺腳登車離去。
1949年4月;白崇禧退據長沙,緊張地部署湖南防務;但對嚴怪愚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於懷.在他開列的“黑名單”中親筆加入了嚴怪愚的名字.為了穩住嚴怪愚,白崇褡特意託人約請當時任《長沙晚報》社長的嚴怪愚與他當面談談。嚴怪愚料知凶多吉少,只得秘密回到老家邵陽暫避鋒芒。
1949年8月,在衡寶戰役中,一介書生的嚴怪愚加入湘中二支隊,象戰士一樣居然也端起了湯姆遜衝鋒槍,與桂系王牌軍激戰,昔日對桂系的口誅筆代演變成真刀真槍的較量,這是正處潰敗之際的白崇禧始料不及的。

故居簡介


嚴怪愚故居
嚴怪愚故居
嚴怪愚故居
嚴怪愚故居坐落在九龍嶺鎮合興村(現合併為李老橋村,冒底塘)。嚴怪愚同志故居作為邵東縣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可以進行愛國主義的傳統教育,讓革命的精神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