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戰役

1935年1月，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召開的遵義會議分析了黔北地區是否適合建立根據地的問題。經過討論，大家認為這裡人煙稀少，少數民族又多，黨的工作基礎薄弱，不便於創建根據地，於是決定中央紅軍北渡長江，同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

與此同時，蔣介石加緊對紅軍的圍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除分別以湘鄂、川陝敵軍各一部對付紅2、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外，集中國民黨中央軍薛岳兵團和黔軍全部、川滇軍大部、湘桂粵軍一部共17個師又13個旅150個團近40萬人，妄圖將中央紅軍37000多人圍殲於烏江西北地區。紅軍周圍的局勢變得更加嚴峻了。

臨危受命的毛澤東急欲在驚濤駭浪中殺出一條生路。他力主放棄原定與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改為北上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這一主張，得到大家的一致贊成。於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率領部隊撤出遵義城，逐次向北轉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準備渡江北上。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並於27日全部進抵赤水河以東地區。然而，川軍郭勛祺部也尾追而至。行軍途中，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側均系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便可以利用兩邊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該敵。這個時候，軍委二局截獲了川軍潘文華的26日電令，獲悉尾追之敵只有郭勛祺部4個團的兵力，跟進潘佐部2個團。毛澤東當即下決心，命令在土城鎮以北的紅2師繼續北上，同先頭已抵達旺隆場的紅1師相機奪取赤水城；以紅3軍團3個師，佔領土城東北5公里的607.5至楊柳庄一線南面高地，以紅5軍團2個師佔領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從南北夾擊殲滅郭勛祺部；幹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對尾追之敵展開一場“殲滅戰”。

28日凌晨，細雨蒙蒙，寒風刺骨。紅3、5軍團在彭德懷、楊尚昆的指揮下，從土城鎮外水獅壩分兩路向進佔楓村壩、青杠坡地區的川軍陣地發起進攻。敵郭勛祺部憑藉有利地形拚死頑抗，紅軍官兵拚死爭奪，往複衝殺。戰鬥異常激烈，交戰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拉鋸戰”“消耗戰”。

更嚴重的是，紅軍從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4個團6000多人，實為6個團萬餘人，還有後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鬥力很強。據當年在軍委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同志回憶：“我們在土城那一仗沒有打好，因為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會打的。以後傷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們自己撤退的，只打了個擊潰戰。”

“旅”和“團”一字之差的情報失誤，讓毛澤東痛心疾首、刻骨銘心，但從來都不墨守成規的他迅速從不利戰局中尋找有利因素，急令紅1軍團紅2師火速返回增援，以求變被動為主動。在增援部隊尚未趕到的兩三個小時內，敵軍的反攻更加兇猛，陣地一度被攻破。敵人搶佔部分山頭后，步步進逼，甚至打到了位於大埂上東南方向一個叫“漏風埡”的地方，而那正是中革軍委指揮部前沿。山後就是赤水河，無險可守，戰局於我十分不利。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果斷命令陳賡、宋任窮率軍委縱隊幹部團發起反衝鋒。臨危受命的幹部團猛打猛衝，打得敵人失了神，連滾帶爬地潰退下去。毛澤東在白馬山上用望遠鏡看到這個情景，興奮地對身邊人員說：“打得好！打得好！陳賡行，可以當軍長。”

紅2師返回后，中革軍委認真分析了形勢，重新調整了進攻部署，決定再次向青杠坡敵軍發起總攻。戰事危急，朱德總司令親臨前線統一指揮，指戰員備受鼓舞，士氣大增。下午2點，總攻開始，一場殊死搏鬥在青杠坡山樑及兩翼峽谷展開。紅2師擔任正面作戰，主攻青杠坡山腰川軍指揮所永安寺。川軍憑藉有利地形，布置了3層防衛火力，紅軍多次進攻都未能奏效。紅2師從兩翼發起猛烈攻擊，正面佯作後退之勢，誘敵轉向兩側防衛。紅2師5團突擊隊一躍而起，直撲永安寺，經一場白刃戰，終於將永安寺佔領。此時，大量佔據著臨時工事的敵軍依然負隅頑抗，且敵後援部隊獨立第3旅迅速增援上來，教導師第2旅由古藺向土城方面迂迴堵截，赤水的第5師2個旅及第1師第3旅第7團也從西北向紅軍側後攻擊，其餘增援部隊還源源而至。當晚，毛澤東提議召集中央政治局幾個領導人開會。會議根據各路國民黨軍正彙集而來進行圍堵的新情況，判明原定在這裡北渡長江的計劃已不能實現，決定迅速撤出戰鬥，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藺、敘永地區轉移。

1月29日，紅軍在土城、猿猴兩地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繼而放棄了北渡長江的計劃，迅速轉向川滇黔三省邊境國民黨軍設防空虛的雲南扎西地區集結，跳出了國民黨軍的包圍圈。

關於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和對紅軍四渡赤水的影響，毛澤東生前曾經有過一段精闢的論述。他說：“土城這一仗，由於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這又為後來三次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毛澤東關於土城戰役的這段論述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土城戰役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的關鍵時刻打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變被動為主動的一次重要戰役。從毛澤東的這段總結中，還清楚地看到：土城戰役補充和完善了毛澤東關於運動戰和游擊戰的軍事理論，為後來三次渡過赤水打勝仗作了思想準備。由此可見，土城戰役是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的一次重大軍事行動，是有關中央紅軍前途和命運的一次大決戰。關於這個問題，以往的認識是不清的，甚至是錯誤的。如元江在《軍史資料》1986年第3期發表文章就批評土城戰役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紅軍中央領導層犯下的一個重大軍事指揮錯誤。元江認為土城戰役不該打，更不該與川軍決戰。元江的觀點由於發表的刊物檔次高、影響大，致使後來許多學者均沿襲他的論點，幾乎成為定論。

元江觀點之錯誤，就在於它被這場戰役中對川軍戰鬥力估計不足，導致戰役開展前期極為艱苦，紅軍傷亡較大等表面現象所蒙住，而對於中央紅軍開展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和當時中央紅軍在土城戰役中所處的戰略地理位置、敵我態勢以及當時中央紅軍的命運和前途等認識不深。

毛澤東說：“土城這一仗，由於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這是因為當時中央紅軍按照既定方針進入土城地區后，川軍郭勛祺部也尾追至土城東南五公里處的青杠坡一帶，對紅軍五軍團後衛咬住不放。而土城至赤水縣城之間是一條狹窄的河峪地帶，不便於大部隊的作戰和轉移，這對於中央紅軍來說，完全是死路一條。因此當中央紅軍由習水縣城(東皇)下行到土城一帶河峪地區后，蔣介石認為中央紅軍走入了石達開滅亡的老路(當年石達開曾由這條路北出)是消滅中央紅軍的最好時機，把在這一帶圍堵和消滅紅軍提到“事關黨國命運所系”的戰略高度。川軍統帥劉湘也要求所部哪怕全軍覆沒也要全力阻擊和圍殲中央紅軍。於是劉湘命令川軍南岸“剿總”潘文華命令郭勛祺和廖澤等四個旅晝夜兼程從後面猛追中央紅軍，將中央紅軍退路堵住；在北面，潘文華命令達鳳崗和章安平兩個旅晝夜兼程搶佔赤水縣城（今赤水市），堵住中央紅軍北出與四方面軍會合的通道，軍情和地理條件上，中央紅軍處於進退兩難的被動局面。土城處於這條狹峪的南端，地處雲、貴、川三省通道的交匯處，地勢較為開闊，如同一條口袋的袋口部分，中央紅軍如果不在土城與尾追的川軍決戰，將其擊潰，而是按照蔣介石設下的圈套丟下土城北進，就進入了口袋之中，中央紅軍就將在撤退和生還的重大戰略選擇上失去主動權，中央紅軍就有被分化瓦解進而被消滅在赤水河狹峪的危險。毛澤東是最善於利用軍事要塞進行戰略布局的天才軍事指揮員，他在長征途中始終不停地在馬背上研讀清代顧祖禹的著名軍事地理專著《讀史方輿紀要》，該書對土城地區在古今軍事地理上的重要作用有精闢論述，說：“扼永寧(今土城儒維堡子頭，元代和明初時為永寧宣撫司住地)以拒川蜀之師，則川蜀未敢爭也！”因此中央紅軍進入土城后，毛澤東已覺察到土城對於紅軍生存的重要性，他根據當時的敵我狀況，北出四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第一方案已不能實現，於是決定控制住土城這一軍事戰略要地，趁土城以西敵軍尚未形成合圍之時，實施第二套方案，從土城西渡赤水進入滇東北地區，以便在戰略轉移上贏得主動權。為了給中央紅軍從土城西渡赤水贏得時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紅軍最高領導層在土城召開會議，決定趁尾追川軍跟得最近、人員最多、且立足未穩之際與之決戰，力爭消滅或擊潰它，以打破蔣介石扼殺中央紅軍於赤水河狹峪的圖謀。這是中央紅軍在非常時期進行土城戰役的戰略決策核心所在。如果土城戰役戰場失利，中央紅軍就必須放棄土城和西渡赤水而沿河東岸北撤，這是一條蔣介石最樂意看到的危險之路；如果土城戰役戰場獲勝，中央紅軍就有打破敵人企圖，實現戰略轉移的機遇和時間。由此可見，對於紅軍來說，土城戰役必須打，而且必須打贏。要打贏就必須同川軍決戰。土城戰役的結果證明，儘管戰役進行得十分艱苦和激烈，紅軍傷亡較大，但最終以紅軍在戰場上的全線勝利贏得了整個戰略上的勝利。

由此可見，評價土城戰役的得失和戰略意義，不能僅從表面現象的紅軍傷亡多少而論，應從戰略高度看它能否達到將其擊潰，使其再不敢咬住紅軍不放，為中央紅軍西渡赤水跳出重圍的預期目的。如果預期目的達到了，就應當肯定其戰略構思上的成功。再者，土城一戰，川軍傷亡亦大。川軍郭勛祺部因土城一戰失利，迫使其後撤十五華里，再不敢與紅軍接觸，使中央紅軍有機會平安完整地渡過赤水河南進，這是戰役結果和客觀事實。如果只談紅軍傷亡而不談川軍傷亡，甚至對川軍被擊潰全線後撤和受挫的銳氣等都不去研究和了解，就片面地對土城戰役下定論，顯然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

元江把川軍向其主子報功的所謂“土城大捷”當做史實來論，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土城戰役的戰場和戰略主動權始終控制在紅軍手中，戰役開展是紅軍首先向川軍發起進攻，最後將其擊潰迫使其後撤十五華里，紅軍完全有能力繼續猛追將其全部消滅，但鑒於整個戰略考慮，不能因小失大，於是毛澤東決定紅軍不要戀戰，應抓住川軍潰撤之機迅速從土城西渡赤水，打破蔣介石圍殲紅軍於赤水河峪的圖謀。元江對土城戰役的戰況並不了解，誤信郭勛祺隱瞞失敗，虛報戰況的所謂“土城大捷”，說中央紅軍是因在土城打了敗仗才被迫倉忙西渡赤水，完全違背了他在文章中堅持的“真實性是歷史的靈魂”這一客觀規律。

土城戰役和四渡赤水成功一事證明，以毛澤東為首的紅軍中央領導層決定實施土城戰役的戰略決策是英明和正確的。土城戰役使紅軍打出了威名。川軍急先鋒的郭勛祺模範師因在土城戰役中受到重創，再不敢死死咬住紅軍不放，直到整個四渡赤水順利完成，川軍都只是遠遠地擺擺陣勢而不敢與紅軍交惡，這就為中央紅軍在四渡赤水期間穿插於川滇黔三省之間而不受來自於北面的壓力和干撓。

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對紅軍這麼重大，為什麼當時和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未被毛澤東等紅軍主要領導所認識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軍情緊急，紅軍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其間主要是休整部隊和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加上當時還沒有二、三、四次渡過赤水，土城戰役的戰略決策和戰略意義沒有完全顯現出來，因此毛澤東在扎西會議上僅從“敵情沒有摸准”和“輕敵”兩個方面造成紅軍傷亡較大，認為土城戰役是場失利之戰。後來的研究者就抓住毛澤東在扎西會議上的這段話否認土城戰役的戰略決策和戰略勝利。扎西會議上毛澤東所說的這段話，經過他在四渡赤水的數年後(延安時期)再來總結土城戰役的那段精闢論述進行比較，證明是不全面和不客觀的。聶榮臻生前曾說過：“四渡赤水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包括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戰役。這一仗是改變紅軍被動局面的關鍵一仗。沒有土城這一仗的戰場和戰略上的勝利，中央紅軍長征的歷史將會是另一種結果。因此說四渡赤水的順利和成功，首先是土城戰役和一渡赤水的勝利和成功。

最後要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我們今天提出研究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還在於它豐富和完善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使其在這次戰役中得到了一次較大的升華。由於土城戰役的戰略目的和決戰性質決定了該戰役的艱苦激烈，加上當時軍情緊急，使毛澤東在這次戰役中悟出了自湘江戰役以來隨紅軍而行的笨重物資給紅軍機動作戰造成許多拖累，已經危及到了中央紅軍的行動和安全，於是毛澤東果敢決定戰役結束后丟掉一切笨重物資，為紅軍一渡赤水後進入川滇黔三省毗鄰地區打運動戰和游擊戰作好準備。所以毛澤東後來對他的這次軍事理論升華總結說：“土城這一仗后，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這又為後來三次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有利條件。”

土城戰役和之後的四渡赤水其實是毛澤東指揮第三次反圍剿戰役的翻版，就是變陣地戰為運動戰，爭取主動。在江西指揮第三次反圍剿戰役時，紅軍在高興圩戰鬥也和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九路軍打成陣地戰，傷亡不小，但紅軍把十九路軍打殘后，迅速秘密機動，千里奔襲福建，取得了反圍剿的重大勝利。所以土城戰役轉化為四渡赤水，就是毛澤東重拾運動戰的經驗。從局部看，高興圩戰鬥和土城戰鬥對紅軍來說都是不利的，傷亡過大而沒有殲滅敵人，但從戰役全局看，卻是變被動為主動的關鍵節點。

土城戰役對毛澤東的軍事理論升華還在於避實就虛的作戰原則進一步加強。作戰時盡量選擇弱勢敵軍進行交戰，不到萬不得已，不與強敵硬拼，以保持紅軍的主要戰鬥力。當中央紅軍二渡赤水后的遵義大捷中，多數紅軍高層指揮員被暫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決意要與佔據黔西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的強敵硬拼，毛澤東力陳其弊，最後說服大家，免除了一次不必要的戰鬥和傷亡。

綜上所述，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土城戰役其戰略意義極其深遠，對於它的重大意義，雖是毛澤東和聶榮臻兩位紅軍高級指揮員早已總結出來，但在史學界和軍史理論界長期被忽略，這無疑是件遺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