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是80年代在西方報紙上出現的。90年代以後，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宣布“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全球化”一詞被廣泛地引用到各個領域，與此相關的概念如經濟全球化、全球一體化等概念也隨之而來。

對全球化的理解也是眾說紛紜，一般有以下幾種理解：

第一，全球化主要指世界經濟一體化，各個國家經濟相互交織，相互融合，以至形成了全球經濟整體。

第二，全球化也即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

第三，全球化至今尚未有統一的界定。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化學家都從各自的領域作出解釋。文化學家多指商業文化、大眾文化以及消費主義佔領文化市場的世界現象。

第四，應當從更深層次上理解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描述的是一種全球範圍的深刻變化，這樣的變化並不是新現象。從西歐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開始，國際分工與世界經濟的形成，各種知識體系的形成，意識形態和宗教的世界範圍的影響，到今天貨物、服務、技術、資本、信息、人員的跨國流動與資源配置，都是全球化的表現（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學術動態課題組，《世界經濟全球化研究現狀》，載《人民日報》，1998年8月22日）。

不過把全球化的概念理解到這一層面是不夠的。全球化可進一步理解為行為主體的發展並建立起全球網路這樣的過程。

全球化含義的不同，對其理解也就不同了。有人提出：

（1）全球化是帶有全局性、超國界、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動。

（2）一體化帶有制度趨同的意思，實際上不可能出現一個單質世界，所以可提全球化，不可提全球一體化。（3）不加定語的全球化是不準確的，因為只有經濟和科技全球化是一種現實趨勢。其他如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雖有相互影響和吸收，但不可能實現全球化（註：張寶珍《經濟全球化要研究的十大問題》，載《世界經濟》，1998年9期，第25頁）。

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種方式，在“融合”和“互異”的同時作用下，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我們不妨將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共同體稱之為“全球化文化”（globalized cultures）。對全球化文化特性的認識就是對文化全球化的把握。

當前，在學術界普遍關注全球化的同時，對“全球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的看法產生了較大的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不存在“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對“全球化”概念的泛用；

第二種觀點認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趨同化趨勢”，或者說是文化的同質化；

第三種觀點認為，“文化全球化”意味著“文化的殖民化”；

還有一種認為，“文化全球化”正在消融著“民族文化”。

文化全球化同經濟全球化一樣，是一種世界發展的趨勢，因為通信技術的發展，人們的交流更加容易，文化之間的交流因而產生，為了實現自身的經濟利益，需要人們認同自己的文化，就像美國的肯德基，麥當勞一樣，當人們認可了美國的快餐文化之後，人們才會接受美國的快餐食品、所以有些老年人不喜歡國外的快餐，而更喜歡中國的傳統飲食。

文化為經濟打頭陣，經濟為文化發展注入新動力、文化的全球化是經濟擴張的必然，只有認同一種文化，才會消費這種文化下面的產品，才會為這個文化下的人製造利潤。

文化又是一個特定地區一種價值觀世界觀的表現，為了減少不同地區之間人們的誤會，誤解，增加信息的流動，人們也有必要增加不同文化體下的文化交流，這樣一種趨勢造成了全球文化的傳播，我們可能只知道某個國家的一個品牌一種習慣，但是我們對這個國家地區的了解就從這個突破口開始。

每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都會不遺餘力的推廣自身文化，文化在全球的傳播也就是大勢所趨了，誰若是在文化全球化中佔據先機優勢，誰就能掌握未來商業戰爭的主動權。

文化本來是一個地區的軟體的綜合，但是，當人們認可這樣一個觀念集合時候，人們便不會有排斥感，更利於和諧相處，共同交流。

文化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

文化全球化對某些母語帶來不少衝擊，造成了語言瀕危現象。母語不僅僅表示為母親對某個人說的語言，而是他認定的民族語。1999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第30屆大會上提出倡議：從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為國際母語日。其目的在於促進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多語種化。倡議指出，“語言是保存和發展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產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種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不僅有助於語言的多樣化和多語種的教育，而且能夠提高對全世界各語言和文化傳統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團結。”

母語既是一個族群交流的工具，也是其文化和身份的代表。母語瀕危是一種全球現象。據統計，在全世界現存的6000多種語言中，大約2000種語言有書面文字，96%語言的使用者只佔世界人口的4%，超過1000種語言處於極度瀕危和嚴重瀕危狀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9年繪製的《全球瀕危語言分布圖》顯示：印度共有196種語言瀕臨滅絕，是瀕危語言最多的國家；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瀕危語言數量分別為192種和147種。

前不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博士呼籲國際社會關注瀕危語言，保護語言及文化多樣性，促進社會平等和包容發展。她指出，“語言多樣性是我們的共同遺產；它也是一種脆弱的遺產。”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保護母語，就是守護自己的精神家園，也是守護自己賴以生存的文化基因。任何一種語言的消亡無論是對使用這種語言的民族，還是對全人類來說，都是巨大的損失。

有關專家認為，人類對母語的保護仍需加大力度；確立官方語言、編寫多語教材、創建“有聲字典”、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立瀕危語言語料庫和增加語言保護領域的科研立項等都是保護母語的有效途徑。近年來民族語言的保護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但目前語言多樣性保護形勢依然嚴峻；需要進一步提高對民族語言重要性的認識。正如中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教授所言：當今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正面臨著強勢語言、全球化、網際網路等的衝擊，其社會使用功能正處於逐漸弱化或消失的危險境地；因此有關機構和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搶救瀕危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安定。

文化與語言的關係是緊密聯繫，又相互區別的。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的一個方面，而並非它的全部。語言不能超越文化而獨立存在。文化的發展可以推動和促進語言的發展；同樣，語言的發達和豐富，也是整個文化發展的前提。

毋須置疑，英語的應用席捲全球，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語”。根據英國文化委員會所做的名為“English 2000”的大型調查數據表明：全球以英語為母語者為3.5億；到2000年，全世界的英語學習者將超過10億；英語教學工業（the English teaching industry）每年給英國帶去70多億英鎊的有形和無形收入（註：姜亞軍《英語姓什麼》，載《讀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11期，第141頁。）。

英語的不斷國際化必然會產生英語的迅速本土化。“新加坡英語”、“中國英語”、“日本英語”等紛紛出現，“English ”也得到了許多英語研究專家的認同，“英語是所有英語使用者的共同財富”得到人們的共識。但問題在於誰是“標準英語”呢？當Oxford Englishes, King's English變成一種方言，地位與“Chinglish”相當，英語會不會分裂成互不相通的語言呢？

在獲得每年70億英鎊的同時，英國沒有忘記如何堅守這一肥碩的自然資源，加強了對英語“標準”的控制。但曾在“日不落帝國”日落之時救了英國一命的美國則加緊了對英語的爭奪。它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後盾和現代化的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推廣“美式英語”（American English）。甚至迫使黛安娜王妃不能講純正的“皇家英語”，查爾斯王子不得不站出來說：“英國英語比美國英語好。英國人疾呼：英語發生危機了（註：姜亞軍《英語姓什麼》，載《讀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11期，第141頁）。

但英語在廣泛推廣的同時也背上了“語言入侵”、“文化侵略”和“精神污染”的罪名，當越來越多的華人對好萊塢、麥當勞、迪斯尼眉飛色舞，而對《紅樓夢》、《三國演義》一無所知之時，有識之士大聲疾呼“還我河山”。

幾十年來一直推廣英語的菲律賓於1993年8月8日推出了一個雙語政策，規定學校使用兩種語言教學。品質教育、社會學、藝術等使用加祿語（Philipino），以弘揚本國文化和表現本土生活方式，英語則用於自然科學教學和國際交流。（註：姜亞軍《英語姓什麼》，載《讀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11期，第141頁。）。但這樣一來，是否就真能保住其傳統，還是一個疑問。

第一：文化全球化的時空維度

文化全球化的時空維度有三個要素：即促使文化全球化的主體（個人或單位）、符號（全球文化傳播、交流）、實物（全球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載體）。三要素只有通過跨民族、跨國界的流動，或者說三要素通過運動的方式，以運動（文化全球交流、傳播）所佔據的時間和空間（文化全球交流和傳播所覆蓋的空間），構成現實的文化全球化的時空維度。在交通工具和電信技術不發達的古代社會，文化傳播、交流的廣度、強度都較弱。中國古代的鄭和下西洋、絲綢之路以及西方傳教士所做的文化傳播和交流工作，雖然也是跨州和國界的文化活動，但它不能實現同步，同時態的效應，不是文化的全球化。只是隨著電信技術，尤其是網路技術的發展，文化傳播、交流的工具已隨著無形符號；以電子脈衝或數字化傳播的方式，在全球時空實現同時、同步向各州、各國傳播的效應。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全球化不可能發生在電子和通信技術不發達的古代。

第二：文化全球化的組織維度

文化全球化的現實過程很複雜。文化跨州、跨國界的傳播和交流，不一定就能在文化信息、文化模式所到的州、國家產生積極的響應，有的文化模式產生可持續的變革性的影響，有的文化模式則得不到響應。文化信息、文化模式要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產生影響，要受該地區、該國家接受文化信息、文化模式所具有的文化基礎設施、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換言之，文化的嵌入（embedded）程度，與該地區、該國家的基礎設施、文化制度能接受、容納跨州和國家的文化信息、文化模式密切相關。而這裡以文化基礎設施為基礎的文化制度，則是文化全球化的組織維度。由時空維度和組織維度來觀察文化的全球化，我們可以說，文化全球化的表層是：文化信息、文化價值觀、文化模式跨地區、跨國界、跨州的全球傳播。

英國開放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教授戴維·赫爾德等人在《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一書中，從全球網路的廣度、全球相互聯繫的強度、全球流動的速度、全球相互聯繫的影響四種維度，描繪現當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態。比如關於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載體，他們認為：

在現代早期（約1500~1850年），是文化傳播與模仿；通過遷移、戰爭和貿易形成；

在現代（約1850~1945年），是歐洲的全球性帝國跨國的世俗意識形態，如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

在當代（1945年以後），是大型的、公共的和私有的媒體、旅遊、交通和通信公司。

關於廣度，他們認為：在現代早期，由於人口和軍事上的優勢，基督教傳播到美洲，西方文化對新大陸以外地區的滲透和影響非常有限；在現代，西方的全球性帝國建立了跨大陸的和區域內部的電信基礎，西方的全球性帝國將歐洲語言發展為一種重要的全球性語系，越來越多的文化制度和文化交流在新興的民族國家層次上形成；在當代，電信、語言互動和交通等基礎設施經以前更為廣泛，文化接受、傳播的新方式在全球的普及（電視、廣播等），大眾文化形式也出現了從南方向北方的流動，雖然規模較小，但趨勢越來越明顯。

比較了文化全球化在現代早期、現代和當代的區別之後，當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態的研究和闡釋如下：

第一：形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當代形態

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和接受以及各種文化交流，隨著通信和交通領域的新技術革命的發生和發展，而形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當代形態。如信息和圖像的數字化、衛星傳播和遠程電話、新電纜和光纖技術以及全球網際網路，使文化生產和傳播的形式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國家的界限，實現“即時性”的傳遞和接受。如今，交流和通信已日漸變成了瞬間之事；衛星電視使得所有主要的新聞廣播評論員有可能向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觀眾進行即時轉播。這種即時（real-time）文化聯繫；無論是通過傳播範圍很廣的電話，即時廣播還是電話會議；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歷史形式使當代文化全球化具有直接性、即時性和廣泛性的特點。

第二：實現文化全球化媒介具有了當代的形態

文化傳播的中介，已由少數精英、知識分子轉變為大型媒體產生和個人與群體越來越多的流動所取代。如電影、唱片音樂、新聞和電視節目，伴隨著跨國文化產生和跨國電信公司而形成全球文化市場。默克多帝國的擴張首先是在澳大利亞，其次才是以英國為基礎，但是，正是由於它購買了美國電影製品廠20世紀福克斯公司，才使他進入了美國市場並成為一個國際現象。在歐洲範圍內，以英國為基地的百代、Rank、英國廣播公司（BBC）、Pearson和路透社都獲得了全球性地位。

第三：文化的同質性；大眾文化消費同質性

以商業和娛樂為主要形式的商業化大眾文化的興起和流行，不僅涵蓋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科學文化，而且出現了文化的同質性；大眾文化消費的同質性。無論是在報刊雜誌，還是在音樂、廣播、影視、網路上，以商業和娛樂為主要形式的大眾文化產品到處可見。在西方，大眾文化消費的同質性主要存在於青年人中，同時，正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同一種產品可以在許多地方，為許多人所消費。如美國在英國電影市場佔據的主導地位，給英國電影製造商帶來的影響就是英國生產的電影越來越難銷售。美國“泰坦尼克號”等大片在中國的放映，常常贏得最高的票房收入。我們既要看到當代文化全球化中，大眾文化消費的同質化一面，但不能因此就把這種“同質性”誇大為文化全球化的主要特徵。大眾文化消費的同質性並不意味著不同民族已在文化實踐、信念和認同方面的同質化。

第四：文化的全球化伴隨著文化的多元化

當代文化的全球化並不是文化的一體化，文化的全球化伴隨著文化的多元化。當代文化的全球化並不否認文化的多元化。那種主張全球文化一體化、單極化的思想觀點，遭到了世界上大多數學者的駁斥。俄羅斯學者一般肯定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理論有助於對當前一些現實問題的思考，但認為亨廷頓的文章處處蘊涵著一種文化一元論的觀點。例如，A·茲洛賓·洛特曼認為，文化發展存在著兩種基本類型；進化型和爆炸型，指出並證明了一種類型的文化向另一種類型文化過渡的可能性。他證明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有任何現實的機會成為普遍通用的文化而使所有其他文化服從自己，即文化的多元性是永恆的。日本著名的國際文化理論家平野健一郎運用文化涵化理論，探討經濟全球化形勢下的文化走向，得出的結論是：各種文化之間的接觸越頻繁，文化越趨於多樣化。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上更明確指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人民走過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有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延續著不同的生活方式，這是世界多樣化的體現。我們應當承認差異，有差異才能有進步。”這是說得極為精闢而深刻的。儘管在當今的信息時代，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民族國家的基礎受到衝擊，大量的信息可以在幾秒鐘內傳到世界各地，幾乎任何人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任何消息，從而很難保持單一民族國家的“純粹性”，但是只要民族依然存在，國家沒有消亡，就不可能普及單一文化思想，與此相對立，“多極文化”、“多元文化”也成為一股蔚為壯觀的世界性潮流。這個聲勢浩大的潮流中，世界上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聲音，各種政治勢力對文化多極化的理解不一樣，利益的取向不一樣，所以表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勢。將文化全球化完全看成是單一力量；美國全面主導與主宰，甚至是文化資本力量徹底摧毀民族國家、民族文化的壁壘而實現美國文化的全球化，這是一種誤解。文化全球化的基本內容是文化市場法則的普遍性。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不僅具有導向全球文化一元化的力量，還存在著非市場因素、非文化資本因素、非美國或西方力量，它們制約著全球文化的一元性，並使全球文化表現出多維度、多元性的特徵。可以說，文化多元化是當代文化全球化中的重要標誌和主要形態。

（1）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同全球化一樣，文化全球化是一種客觀的現象，又預示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網路技術的發展，文化全球化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

（2）文化作為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它的發展也離不開實踐。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實踐隨著信息化、網路化的拓展，以跨時空的交往、跨時空的實踐，突破了原有時空的限制，實現了文化傳播、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實踐方式的全球化，但文化全球化的深層價值意蘊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跨國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實踐基礎上，通過一段時間在文化價值觀、文化模式方面的衝突、磨合與整合，而建構起來的新的文化關係、文化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化全球化是在一國或一個地區文化實踐基礎上新建構的文化關係、文化模式。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從文化全球化的價值層面分析，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逐漸融入中國的政治、文化制度，並被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文化關係、文化模式。從全球文化交流、交往實踐基礎上，新建構的文化關係、文化模式中，也可以找到當代人類文化所共有的東西，如人類的生態意識與生態文化、人口素質及其文化、人類健康與文化等等。從這些人類共同具有的文化價值觀中可印證文化全球化的積極意義。

（3）文化全球化不是單一的狀態，而是一個進程或一組進程。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文化全球化又類似於一個“結構化”的過程。因為文化全球化不是單個人、單個地區、單個民族、單個國家的行動，而是全球無數個人、無數個單位、無數個民族、無數種制度在文化交流和交往實踐中相互間累積性互動的結果。文化全球化不會消除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也不可能解決原有文化發展上的不平衡。文化全球化不僅反映可能現有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級模式，而且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產生新的衝突和融合模式。這是伴隨著文化全球化的結構化而產生的文化的分層化。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全球化又是一種全球文化的結構化和分層化過程。

（4）全球化文化不是某一種文化的擴張和壟斷，如人們擔心的“美國化”、“中國化”。也不是世界上的主要文化，如“儒家文化”、“西方文化”。而是包括一切文化的整合體。比如，在北京、孟買的街邊可以吃到肯德基油炸雞；在拉各斯（奈及利亞首都）或者吉隆坡的某些居民可喝到可口可樂，穿上列維501工裝褲（Levi 501 Jeans）以及聽到《聖母頌》（Madonna）的音樂磁帶。在美國，其文化都是吸收其他國家的文化因素所構成的，因為美國文化是一種移民文化。在紐約，幾乎可以體驗到世界各國的烹飪技術、音樂種類、民族藝術、服飾風格、做生意的手段等等。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要放棄他們自己的習俗、家庭和宗教方面的義務，或者全部的民族特質。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下結論：文化全球化就是美國式的同質化。

當今世界存在著各種文化群體，他們在世界融合的過程中為了維護各自的特徵、自我肯定和認同不可避免會發生衝突，產生多種多樣的擔憂和抵抗。這些矛盾和衝突不是表現為某一兩種文化的對抗，也不只是與主要文化有關。例如，“日本化”對韓國的威脅就要比“美國化”大得多。而柬埔寨更害怕“越南化”，斯里蘭卡害怕“印度化”。各種“文化圈”，如“中華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從某方面來說是一種想象性的群性，從另一方面來說則製造了文化間的“壁壘”，形成更大範圍的文化壟斷。我們所說的全球化文化涉及的是一切文化

（5）全球化文化不是建立在土地疆域劃分基礎上的一種文化，而是建立在文化主體——人的基礎上的文化。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Toynbee）為解釋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產生、發展提出“挑戰與回應”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每個民族的文化就是該民族對其所生成環境所作的挑戰的一種回應（註：湯因比《歷史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9頁。）。也就是說，每個民族的生存環境對其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有重大的作用。人們從地理環境的不同歸納出東西文化的差異。但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隨著社會的擴大和日益複雜，文化的差異更加明顯。即使同一社會的成員，由於個體的不同也存在著文化差異。而不同的民族國家、不同疆哉的人也能有著同樣的文化觀。由於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相互的差異和依存關係，人的神聖性和普遍人性便成為能維持人類共同性和一致性的文化理念。如“民主”、“自由”在世界範圍內被接受。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文化真的會由這些理想而統一或同化，因為這些文化理想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斷處於本土化的進程之中，從而呈現出極大的差異性。我們所說的“全球化文化”中的“全球”更強調一個極為廣大的人群概念，而不是一個地域概念。

（6）文化全球化的結果，並不必然就是文化的殖民化。只要我們不帶意意識形態的框架去理解和認識，就可以理解：一方面，美國依賴其在國際社會中的經濟、政治地位的優勢，強行推銷自己的文化產品和價值觀念；其滲透力、影響力藉助傳媒和網際網路而日漸增強。對此，我們必須充分重視。另一方面，全球文化的多元化、異質化，不僅抵制和制約著美國文化的殖民化，同時在“全球社會”、“全球場”進行文化關係、文化模式的新的生產、交流和互動。用羅蘭·羅伯森的話說就是，當代文化的生成、發展與演變是在“全球場”中進行的。不同民族、國家伴隨著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在“全球場”中展現自己的變化，並與其他文化相遇、相撞、相融合，進而生成新的文化範式、文化關係。因此，文化全球化又是一種兼具同質化和異質化的過程，是同異質文化在“全球場”中相互交融實現新的文化創造的過程。

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衝突，不是指“文化全球化”本身與“民族文化”必然會發生衝突，而是強調以下兩種情況。

一是文化全球化作為人類在“全球場”進行的新的文化實踐，帶有原有民族、國家不同的文化基礎、文化制度、文化習俗和文化觀念，必然會對文化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應、不同的認可、不同的選擇，從而可能發生文化的衝突。

二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力量對比的差異，尤其是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文化力的懸殊差別，使美國能藉助其強勢文化推行“文化霸權”，進而與民族文化的發展在“全球場”發生衝突。如果說前一種衝突是“自然的”衝突，那麼，后一種衝突則是“人為的”衝突。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衝突都發生於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因為文化全球化不可能使一切文化活動，一切文化傳播與交流、交往都在全球進行；這樣，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進行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往，雖帶有全球性質，但更多地帶有民族性，並積極地建設自己的民族文化。於是，文化全球化在“化”（如把一種文化價值觀、文化模式普遍化、或向其他民族滲透）的過程中，必然與民族文化發生衝突。

1、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衝突

當前，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給民族文化帶來的挑戰，形成的衝突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第一，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文化霸權主義”與“民族文化”的衝突。

如前所述，文化全球化不等於文化“一元化”、“一體化”，更不等同於“文化殖民化”與“文化霸權”。但文化全球化是一個歷史進程，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實現新的組合和構建，形成新的文化全球化體系的過程。因此，文化全球化是一個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態，又是一個蘊含著新的矛盾和衝突的全球文化體系。“文化霸權主義”與“民族文化”的衝突在當前尤為突出。美國《華盛頓郵報》曾發表一篇題為《美國流行文化滲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認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品不再是地里的農作物，也不再是工廠製造的產品，而是批量生產的流行文化電影、電視、音樂、書籍和電腦軟體。一些西方社會學家聲稱，美國流行文化的傳播是“長久以來人們為實現全球統一而作出的一連串努力的最近的一次行動”。

法國為了維護其強國地位，也非常注意爭奪文化上的優勢，同美國針鋒相對。在1993年舉行的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中，法國會同加拿大等國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張，認為文化產品有其特殊性，不能與其他商品等同起來，任其自由流通。而且，法國和歐共體其他國家一道拒絕美國關於歐洲取消對美國影視產品的“配額限制”和“自由貿易”的要求。

法國作家克洛德·卡雷爾說，歐美之間“正進行著一場真正的影視大戰”，因為雙方的“文化體制截然不同”。美國文化“追求商業性”，甚至“不擇手段”地追求“征服世界的目標”。西班牙巴塞羅那歷史學教授羅曼·古貝爾恩尖銳地指出，文化全球化不應該成為“美國化”。但是，當今美國文化幾乎“獨霸”全球影視市場。發展中國家“無法生產”自己的文化產品。它們只能在“全球市場發行和傳輸”美國的文化產品。古貝爾恩說，美國文化產業的“邏輯”是，“以更多的銀幕、更多的頻道、更多的播放時間”來“增加”全球文化市場“對好萊塢的依賴程度”。他認為，美國的這種“霸權主義”的文化傳播手段出於“一系列的戰略和商業政策”的考慮，其結果導致歐美文化交流領域內的“嚴重失衡”。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的文化傳播手段則是一種“強奪”。

阿根廷著名電影導演費爾南多·索拉納斯認為，文化多樣性正在世界範圍內“受到威脅”。面對美國影視文化“不停頓的狂轟濫炸”，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無法展示自己的形象”。他們的文化“正在遭受嚴重的扭曲”，甚至遭受“一場嚴重的劫難”。《印度時報》一著名記者認為，東方國家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他舉例說，在印度，每年的國產電影多達幾百部，而這幾百部影片是根據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風格和不同的觀眾攝製。他認為，只有堅持自己的特色文化，才能抵制美國文化的衝擊，才能擁有自己的“文化市場”。

第二，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衝突。

文化全球化意味著各種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補機會的增多，意味著文化百花園的出現。在這百花園內，各種文化千姿百態，奼紫嫣紅，美不勝收。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中也會導致外來文化與民族本土文化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一方面由於文化力的強勢與弱勢，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動與被動，在文化傳播技術上的先進與落後等方面的差異，會導致文化交流在事實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現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義現象。另一方面，害怕和拒斥文化交流，固守本土文化，以仇視的心態面對外來文化，也會引發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在國內外學術界頗有影響的塞繆爾·亨廷頓的“文化衝突論”和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以及受其影響的我國反西化思潮中激進的后殖民文化批評派的觀點，都有失之偏頗之處。要科學地說明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外來文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就應摒棄以自我為中心的妄自尊大心態，克服無視其他文化體系，睥睨一切的自戀情結，抓住文化全球化這一契機，既吸納多元文化中對民族本土文化有用的精華，又強化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價值，使民族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融合中獲得發展機遇，增強民族本土文化向外輻射的能力和抵禦外來不良文化的能力。

第三，文化全球化伴隨著網路技術、網路傳播的發展，一方面，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進程，擴大了文化全球化的領域與範圍，另一方面，與民族文化也產生一些衝突，帶來一些挑戰。這種衝突和挑戰具體有三個層面的表現：

（1）網上語言層面的“文化戰”。此文化戰起因於網上的英語與非英語國家感到有必要捍衛本國的語言文化。如法國政府提出要在網際網路上捍衛法語文化。法國政府新近公開了一項方案，試圖改變這一情況。按照這一方案，電子郵件（E-mail）一詞將禁止使用，正確地說是courrier-electronique（電子信函）。在中國，網上維護本國語言問題也已經引起了網上的關注。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早在1998年8月開工。此工程的開工是鑒於中文雖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語言之一，但在網際網路上，英文信息佔97%，法文佔2%，中文只佔千分之幾。如果再不主動佔領制高點，我們可能喪失一切機會和權利。

（2）網路傳播技術層面產生的對民族文化的挑戰。在技術層面上，網路傳播源自美國，是現代工業和信息技術發展的產物。如果說，技術是屬於生產力範疇，是價值中立的；那麼，技術的社會應用則是有價值取向的。網路傳播技術尤其如此。在信息社會、網路傳播技術實際上是一種信息控制和文化資源商品化的戰略性技術。因此，網路技術從其誕生起就由一種國家行為所推動，並首先應用在軍事和政治生活領域。在社會文化領域，網路傳播及其背後龐大的傳媒聯合體通過控制彼此之間交流的渠道，並塑造出通過網路傳送的文化內容，而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產生影響。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全面控制人類交流的先例。擁有涵蓋全球的通訊網路的跨國傳媒公司，正在世界各地挖掘當地的文化資源，並把它們作為文化和娛樂產品而重新包裝。這樣，在網路時代，文化資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種人文涵養，而成為一種“快餐式”的消費品了；文化的神聖感被剝離了，只剩下文化商品經營者手中的利潤了。

（3）在驅動網路傳播的價值觀層面，對民族文化的衝擊。在價值觀層面上，網路傳播是與西方的全球化模式相輔相成的。西方的全球化模式，首先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體化，並由此而形成的所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這種全球化模式，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性和美國色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以為佔據了人類精神生活的制高點，從而向欠發達地區傾銷它們的精神文化產品和價值觀，網路傳播就是它們最為有效的傾銷渠道。同時，它們又利用好萊塢電影等娛樂業生產的文化產品，在網路上傳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實用主義價值觀念，使處於非西方文化影響下的網民“無意識”地認同和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進而懷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網路傳播所載送的西方文化產品和價值觀念，也在即時地動搖著人們既有的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從而造成人們價值標準混亂和精神困惑。

文化全球化進程一方面給民族文化的發展帶來種種矛盾和衝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不斷更新自己的文化樣式，實現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所實現的更新與融合，就是一種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拋棄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實踐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體系的建構中，提升民族性（特色），體現“世界性”。第一，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在與世界不同文化主體的合作中，奉獻民族特色，促進全球文化新體系的建設。

面對文化化全球化的客觀發展，每一民族只有自覺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加強合作，奉獻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建設好全球文化新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評論俄國文學之父——普希金的創作時，一方面指出：他的作品“充溢著俄國的精神，跳動著俄國的脈搏”，“比較充分地表現出他的俄羅斯民族的力量，正是他的詩歌的民族性”；一方面又說，“你們只要看普希金的一個方面，一個特點：體察全世界性、深諳全人類性、善於對一切作出反應的能力”；以及“對歐洲民族各種迥然不同的精神方面作出反應的才能”；即“能夠深刻地領會其中任何一種文學並能夠在自己的詩歌中加以體現，能夠巧妙地將別國文學特有的神韻和奧妙熔於一爐。”這表明，普希金像莎士比亞、歌德等文學大家一樣，不僅是民族文學的偉大代表，也總是積極地處於世界各國文化藝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之中心，成為“人類中連結一切，調和一切和革新一切的基礎”（陀思妥耶夫斯基語）。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長久處在人類文化發展的總幹線或人類文明的大道之外，袖手旁觀，它雖不會遇到什麼矛盾和衝突，遇到什麼挑戰，但它必然要落後，甚至要遇外人欺侮。中國近代文化就是這樣。所以，毛澤東於1957年說：像西太后反對“洋鬼子”是錯誤的。“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藝術是不是這樣呢？中國在某一點上有獨到之處，在另一點上外國比我們高明。小說，外國是後起之秀，我們是落後了”；“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

要知道，文化民族性是指那些優秀、進步、健康的東西，決不是指那些落後、消極、過時的東西。至於後者，它們從來都不會作為一種具有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東西而保存於民族寶庫里。相反，它們遲早都會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更不要說會成為世界的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民族性應該有積極和消極的兩種，不能混為一談。我們常說：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時代的才越是人類的。文化全球化既然是新時代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民族文化怎能拒斥或袖手旁觀呢？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維繫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對“全球場”中的文化實現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標。

面對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霸權主義”或“文化殖民主義”，文化整合的有效方法就是積極的維繫民族文化，以消除“全球場”中文化發展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保證和實現“全球場”中新文化體系的建設。

維繫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維護文化主權，反對“文化霸權”。文化主權是指現代民族國家將本民族文化的習慣、信仰和價值觀念上升為國家意志，意味著對本民族文化所擁有的最高和獨立的權利和權威。文化主權所認同的文化觀念來自於民族文化傳統，它不排斥外來文明，而是要求對外來文化觀念的吸收立足於本民族國家的詮釋，並有利於本民族文化的發展。當前，維護文化主權，首先要形成本民族在文化全球化中的發展戰略。早在1970年，荷蘭哲學家馮·皮爾森在其《文化戰略》一書中就指出，文化戰略就是人類的生存戰略。冷戰後，一些西方理論家也在反覆論證：誰家的文化成為主流文化，誰家就是國際權力鬥爭的贏家。為此，西方國家都在加強文化戰略的研究。面對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脅，發展中國家自然不能熟視無睹，應該通過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積極推進本國文化建設，又能同外來文化相互作用、積極抗衡的文化戰略，這是維護文化主權、保證民族文化順利發展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其次是文化產業的保護和發展問題。文化的全球性發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學術話語、思想觀念的形式擴展的，而且是以產業形態來推行的。可以說，西方文化以產業形態對其他弱勢國家所強行的“市場准入”，構成了這些國家最大的文化安全問題，維繫民族文化的紐帶在其劇烈衝擊下顯得異常脆弱。為此，受文化殖民威脅的國家要從根本上擺脫這種困境，必須從整個國家戰略的高度，實行產業政策的戰略性調整，構建適合於本國的文化產業體系，以形成能夠抗衡西方文化大舉入侵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自覺地實現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轉換，以揚棄民族文化中不適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極、落後的東西。

文化全球化是隨著現代化在全球的推進、全球現代化的拓展而凸現的。發展中國家一般都還處於現代化的“邊緣”或“過程中”，其民族文化在適應“現代化”、體現“現代性”方面還有種種不足與不適應。在這種情況下，民族文化的發展就應在文化全球化中積極自覺地實現向“現代”的轉換，這也是一種文化整合。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21世紀獲得新生與發展，關鍵在於能否實現自身的現代化轉換。要實現文化的現代轉換，必須首先處理好轉換的歷史向度問題。在文化全球浪潮中，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處於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三個歷史向度的交匯處。前現代的東西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化的步伐；在前現代的影響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時候，後現代的思潮又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洶湧而來。這三種東西交織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轉換的難度：一方面是文化發展中前現代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緊張。“前現代因素是作為一種原始依戀的民族認同……現代因素是與啟蒙現代性相聯繫的‘文明‘傳統。二者構成了民族主義內部的基本緊張關係。”另一方面是後現代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緊張。後現代因素對現代性的“消解”與“解構”，使得現代性撲朔迷離，很難予以準確把握，因而現代因素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在整合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係中，對民族文化進行綜合創新。

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碰到最高、最直接的矛盾和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係。實際上，傳統雖然形成於過去的時代，但它卻有著歷史的傳承性。傳統總是存在在於並藉助於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保留在現實生活中。僅僅從符號學、解釋學的角度來理解文化的傳承性（即人們需要對過去的文本作出現代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是不夠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從分析現實生活入手來理解傳統文化，雖然是倒行的，但卻要快些。從當代現實的高度來重新考察傳統文化，就更容易把握民族精神的文化是怎樣從遠古的萌芽一步步發展到現今的樣態的，更易於把握歷史傳統中的某種必然性。一切文化都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所謂弘揚傳統文化，實質上是要弘揚當前的時代精神，促進現代化。

至於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我們在前面已作了分析，這裡再補充強調一點：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體。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是文化的發展演變所圍繞的中心。所以，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化，不能無視文化的民族主體性及其現實的需要。張岱年先生指出：“治一切學術者，腦子裡應存個民族的觀念。學術研究工作，一方面固為求真理，一方面也是為求本國學術之獨立，本國新文化之創建。”在文化引進中，要實現求真理和求本國新文化創建的統一，離不開文化的主體意識。事情往往是這樣，我們所希求的，未必是人家所給予的；同樣，人家所提供的，也未必是我們所希求的。

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繼承傳統和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目的是為了對民族文化進程綜合創新。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創新論包含著三個基本原則。第一，強調排除盲目的華夏中心論和西方中心論的干擾，破除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方式，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對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第二，研究民族文化要立足於民族的實際，要坐在“民族”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應該在民族的基礎上吸收外國的東西，要發揚民族的主體意識，經過分析批判和辯證的綜合，建立一種既有民族特色又體現時代精神的新文化。第三，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於創新。馮友蘭先生的提法是“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陳寅恪則從思想史的角度論述引進和創新關係：“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張岱年先生說的更清楚：真正的綜合必是一個新的創造，“所謂創造的綜合，即不止於合二者之長而已，卻更要根據兩方之長加以新的發展，完全成一個新的事物。”

第五，在文化全球化中，以對語言的整合為台階，走向全球文化的多元化。

文化全球化的圖景，文化全球化進程對民族文化發展產生的衝擊，都以語言為媒介來表達、描繪。尤其是語言本身，是否會伴隨文化全球而形成一種統一的世界語言？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認為：“在世界社會意識的形成過程中，並沒有出現語言層面的統一，相反語言變得多樣化。‘一個世界’擁有並承認比以往更多的語言。”語言學家薩比內·斯考德萊克寫道：“即使在當代，也有許多新的語言正在形成，許多只有少數人還在使用的語言則瀕臨消亡。然而總的看來，語言的數量在不斷增加。有人估計，在2000~2500年期間，語言的數量會增加一倍。”漢斯·邁爾探討了語言數量成倍增長的原因，他指出：“我想，主要原因有三個：（1）迄今不發達的或落後的語言得到擴展和認可；（2）專業語言和地區、社會方言的滲透；（3）當今世界上各個種族、社會和宗教的自我意志通過語言得到發展。”希·貝克進一步指出：“世界社會的巴比倫式的心臟不是在語言統一化的趨勢中跳動，而是在各種語言和同一性的錯雜交織中跳動。”

語言統一性（同一性）中的多樣性，並不否認對語言的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也有一個語言的文化整合問題。例如全球化的企業選用什麼語言作為公司的工作語言？公司在作出選擇時，應當以功利考慮為依據還是以對本民族的文化影響為依據？這裡就有一個文化整合的問題。1998年，德國最著名的幾家大公司（西門子、德意志電信、德國化學、德意志商業銀行）聯合宣布：他們今後將把英語作為公司的通用語言。其原因是：（1）德語太難、太拗口、太不便溝通，與德語相比，英語可以更容易地把複雜意思表述明白；（2）公司是全球性的，說德語的職工只是少數，如德國化學公司在世界上有4萬僱員，但其中只有6000人說德語，該公司總體可以分為3種文化：英語、法語、德語，其中英語占絕對優勢，所以選用英語有利於溝通；（3）採用英語是為了迎接21世紀的市場全球化的挑戰，也是社會文化進步的表現。至少與納粹德國時期相比是進步。那時為了提高德語的世界地位，禁止任何外來的外來語單詞，甚至連像電視、電話這類源於英國的單詞也被完全禁止使用，改用德國人自己創造出來的辭彙。其實，德國人自己明白，德語說起來太麻煩，同樣一層意思，如果用德語來解釋，就得比用英語解釋多說30%的單詞。此外，現代英語中有許多意思，如“簡化管理”、“持續提高”就無法找到對應的德語。無怪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梅塞德斯；賓士公司和德國化學公司都開始普及英語。

這種出於功利考慮的決定讓語言文化服從提高經濟效率的需要，完全符合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但它忽略了對德國民族文化的影響。因此就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對。德國多特蒙德大學社會學教授沃爾特·克雷默爾針對德國大公司的上述決定，成立了一家名為“保護德語”的俱樂部，據說每周都可以接到100份要求入會的申請。他說：“英語的影響對德國文化造成的衝擊力越來越大，如果我們現在還不覺醒的話，總有一天會把德國全部的文化拱手讓給外國人的。到那時代，想後悔都來及了。”在德國大公司與“保護德語俱樂部”的爭議中，存在著功利（企業是不能講功利的）考慮與文化價值考慮的兩難選擇。從企業營銷的效率看，德國大公司的決定是有幾分道理的。但保護德國文化也是對的。出路在於整合這兩種價值取向。不能把功利考慮擴展到整個文化領域，否則就會危及民族文化。因此通過整合在二者間保持某種張力是必要的。

綜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文化發展中的一種客觀趨勢，文化全球化本身則是一種歷史進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於“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權主義”，“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權主義”是當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個突出的全球文化發展不平衡現象。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必然會提出民族文化的保護和發展等問題，任何民族只有積極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創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獻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構建全球文化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