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學

研究門類非常豐富，蓋因發生學是跨學科的自然－社會研究路徑，本質上是歷史科學的方法論。

包括有：種系發生學、系統發生學（分子系統發生學）、“發生學批判”（客觀批判和社會客觀批判、主觀批判和社會主觀批判）、思維發生學（語言發生學、藝術發生學）、文本發生學（文獻發生學）、自然發生學（土壤發生學等等）、歷史發生學、科學發生學，等等。

發生學方法：一種工作方法，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形式發展、演化的歷史階段、形態和規律的方法。特點是把研究對象作為發展的過程，注重歷史過程中主要的、本質的、必然的因素。蓋由《道德經》出，著名的一句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後來的《資本論》則具有發生學方法上的認識結構：《資本論》第一卷——歷史發生學；《資本論》第二卷——系統發生學；《資本論》第三卷——現象發生學；《資本論》第四卷——認識發生學。

種系發生的研究是通過以下的手段實現的：

化石形態學和解剖學特徵的比較和研究，

現存生物的形態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特徵的比較，

生物，特別是現存生物的個體發生研究，

DNA分析，例如測序和分子種系發生方法。

通過這些數據，人們就可以為生物建立一棵種系發生樹（演化樹），其中描述了各個物種之間可能有的親緣關係。

種系發生研究的最大困難是，種系發生的進化過程是不能被直接通過觀察和實驗被證實的。所以各個方面的證據都要被綜合起來分析。由於對這些證據的側重不同，會經常造成有多個不同的演化樹版本，例如原口類動物的幾個門究竟是歸到蛻皮動物（來自遺傳學方面的證據）還是觸手動物（形態學方面的證據）。

特徵被分為同源和同功兩種。

同源特徵。同源，例如同源器官或是同源的行為方式，會顯示出相同的軀體基本構造，因為環境的不同而進化成不同的外形或功能。同源器官的外形和功能可以相差很大。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脊椎動物的前肢。它們可以成為足，翅膀（鳥，翼龍，蝙蝠），鰭（魚，企鵝，魚龍，鯨），手（人類，猿和一些恐龍），挖掘工具（田鼠，裸濱鼠，袋鼴)。但其骨骼構造卻是相似的。這些相似性只能用種系發生的理論去解釋。

同源特徵證實了物種間的親緣關係，是重構進化樹的有力手段。同源現象在生物學中可以進一步分為直系同源（直系同源是指在不同物種中的某一基因來自同一祖先）和旁系同源（種系間的基因複製） 。

同功特徵。同功，例如同功器官外形的相似，功能的相同，但它們卻是通過趨同演化獨立發展開來的。如墨魚的眼睛和脊椎動物的眼睛，它們外形構造相似，功能都是感光。但透過顯微鏡可看到，它們的微細結構不一樣。對個體發生的研究顯示，它們是從不同胚層發育而來的。同功現象並不是親緣關係的證據。

發生學作為觀念與方法在人文科學領域運用日漸頻繁，使用範圍日漸廣泛。然而，一些人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存在著誤解，最常見的是將發生理解為起源，將發生學理解為起源學。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誤解，是由於混淆了觀念的發生與事件的發生。觀念的發生與事件的發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強調主觀認識，後者強調客觀現象，因此，發生學研究人類知識結構的生成，而起源學研究事件在歷史中的出現；發生是邏輯推理概念，而起源是歷史時間概念。

由於起源研究的是事件在歷史中出現的源頭，因此，起源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實證主義傾向，在認識論上具有經驗主義傾向。但是，任何事情的起源從來就沒有絕對的開端，以事件的發生作為起源，必然導致起源的絕對化，並且無法解釋知識結構的生成機制。而發生學研究觀念的發生恰恰能彌補起源學研究事件發生的不足。觀念的發生強調知識結構生成的過程，也就是事物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一階段性的過渡不以事件和時間進行實證，而以觀念進行推理，從而有效解決了起源研究將起源絕對化以及無法解釋知識結構生成機制的問題。與起源研究的實證主義與經驗主義相反，發生學研究通過探究認識的結構生成把握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及其內在的本質與規律，從而解決了起源研究忽略主體性、只注重事件形式而不注重功能的不足。與起源研究相比，發生學研究具有客觀性與歷史性。

因此，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新方法與新視角，發生學強調的是對主客體共同作用的發生認識論原理的運用，這樣，發生學就與我們日常所說的事件的發生以及相關的起源概念明顯地區分開來。正是由於觀念發生與事件起源的不同，嚴格意義上的發生學就具有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意義，作為認識論，它有別於強調認識結果的經驗主義；作為方法論，它有別於研究事件起源的實證主義。

發生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與範式，是從自然科學“嫁接”到人文科學的。如果說自然科學發生學研究應歸功於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那麼，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則應該歸功於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發生認識論的主要問題是解釋新的事物是怎樣在知識發展過程中構成的，其前提是，知識是不斷構造的結果，在每一次理解中，總有一定程度的發明被包含在內；知識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過渡，總是以一些新結構的形成為標誌，而發生認識論的中心問題就是關於新結構的構造機制問題。因此，發生學探究與認識相關的結構生成，不僅研究認識如何發生，也研究認識為何發生。

從某種程度上說，發生學從自然科學“嫁接”到人文科學標誌著人文科學學術範式的轉變。這一轉變體現為從靜態的現象描述到動態的歷史—發生學分析，從注重外在形式要素的研究到注重整體內容與功能的研究，從對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的研究到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的研究，從事件與現象的歷史性研究到觀念與認識的邏輯性研究。就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而言，比較研究與跨學科研究是必要的方法與途徑。關於人文科學發生學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曾經在研究神話時指出，任何神話或神話中的片斷，如果不能和同一神話的不同異文或是和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神話相對照，那麼它們將不會被人理解，它的每一個可與同一神話中的其他細節或別的神話相對的細節，尤其是在其邏輯結構、具體內容，直到細微末節方面似乎都顯得矛盾。事實上，就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而言，比較研究尤為重要，因為只有在比較的基礎上才能從人類行為整體中尋求普遍性與規律性，而這種普遍性與規律性正是人文科學作為科學正題法則的重要保證。

發生學還必然是跨學科研究。人文科學都以人作為認識主體，都涉及到人的思維認識發展過程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因此人文科學各領域不僅相互交織，而且相互闡釋，這使得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在具體的研究中具有跨學科研究的特徵。實際上，僅僅從認識的發生看，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也必然是跨學科研究，它與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以及人類學等相關學科與領域的聯繫尤為密切。首先，人文科學的發生在本質上因於人的需要，因此，人文科學發生學首先必然要涉及心理學；其次，人是社會化的產物，而作為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產物，人文科學不僅因於機體的主觀需求，也因於客觀的社會歷史環境，這就必然涉及到社會學；第三，作為認識的工具，語言是人文科學建構的基礎，因此，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必然涉及到語言學。此外，由於語言與宗教、文化等相關學科密不可分，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有可能牽涉到人文科學所有領域，甚至自然科學領域。

發生學是中華的辯證法用語。以最簡潔方式概括：《道德經》和《資本論》具有結構的“巧合”：道和德規定的相互推動和彼此間的有機交融。《資本論》在成書結構上分成四個層次：歷史發生學（道，歷史生產→再生產過程）；系統發生學（德，再生產→流通過程）；現象發生學（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過程）；認識發生學（道和德的認識形式，生活→認識過程）。這其實是邏輯發展的必然，摹寫的是“以歷史生產為基礎的時間過程”、“以社會再生產為基礎的空間過程”、“以流通為基礎的現象過程”和“以經濟生活批判為基礎的認識過程（抽象上升到具體”。這種辯證法的“四肢結構”完成了對社會歷史有機體的整體刻畫，書寫了一部商品經濟形態的“整史”。歷史的理論概念、批判=發展的方法論概念得以發掘出來；進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據亦可以從中得到鎖定。整體看，這是“保衛資本論”的學術價值、工作意義和建設路徑。

該著，在成書前分別發表了四篇《資本論》“發生學文章”。

《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歷史發生學》.《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7期：

【摘要】概括起來說，《資本的生產過程》實踐的邏輯是：第1篇——商品（貨幣）躍身為貨幣（商品）過程，說明資本發生的前史；第2篇——貨幣轉化為資本過程，說明資本發生的轉化史；3～6篇——剩餘價值生產過程，說明資本發生的正在進行史；第7篇——資本積累過程，說明資本發生的整體運動史。資本（歷史）發生學提煉資本主義的生成和發展原則，使《資本論》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有機結構的系統邏輯學。該特殊邏輯旨在統一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高度凸顯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方法論。

《資本論第二卷的邏輯：系統發生學》.《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1期：

【摘要】《資本的流通過程》即《資本論》第二卷，是對“階級科學”的具體實踐、對“階級結構”的具象化。第1篇刻畫資本循環運動條件，說明資本結構一次系統的生成過程；第2篇刻畫資本周轉運動條件，說明資本結構多次系統的生成過程；第3篇以資本結構的活的層級遞進運動為基礎和依託，刻畫並說明社會再生產整體系統的生成過程。實踐行程內在化了歷史和存在的結合，將其構造為特殊科學和特殊方法。系統發生學的方法論意蘊在於達成對“辯證法主義”、“科學主義”的內在抵制，從根本上拒絕一切非歷史的現象主義和解釋學的分析進路。

《資本論第三卷的邏輯：現象發生學》.《經濟評論》2012年第1期：

【摘要】《資本論》作為總體邏輯，是對統一歷史對象——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和運動形式的概括。第三卷作為現象發生學與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生，揭明資本存在的“秘密”：1－3篇以價值具體地生長為資本主義價格的過程，說明經濟利潤的一態系統；4－6篇以“階級鬥爭Ⅰ”的社會生長過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現實展開機制，說明經濟利潤的多態系統；以“階級鬥爭Ⅱ”的社會生長過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深化形式，說明經濟利潤的虛擬運動系統；終篇以階級生活圖像的定格化過程——“分配假象”及其破除，揭明資產階級認識論的規定性。研究表明：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階級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論範疇，旨在根除“偽科學”對經濟理論建構的影響，終結“庸俗”，使科學還原為推動歷史生長的革命性力量。

《資本論第四卷的邏輯：認識發生學》.《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10期：

【摘要】《資本論》第四卷實踐的邏輯是：範疇發生的認識機理。在這種意義上，它使範疇的“生產”實踐化，首要性地貫徹了“認識”由“歷史”生產的原則。歷史部分和理論部分的相互構成形成總的寫作邏輯，歷史部分確立了後續研究的理論指針。方法論意蘊是:(1)根據歷史生產方式的“自然生長”，顯露範疇的內核的生理結構———(剩餘)價值；(2)由範疇生產上的層級運動，揭示“結構生長”的歷史性；(3)通過“理論”的總體生產，最大程度地彰顯方法論批判和認識論批判的內在結合性，具象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實踐工作路線。因此，它否決了考茨基非法編纂《剩餘價值學說史》的錯誤要求。《資本論》整體上也就統一了“兩種認識發生學”，即歷史(發展)的邏輯和認識(發展)的邏輯，統一了歷史的方法與範疇的方法。這種整體性研究樹立了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構造典範。

讓我們盪起“國學馬克思主義+中國經濟學”雙槳。

馬克思的航程乃是“歷史”到“邏輯”，再到“歷史”。它的內在的方法、邏輯和工作話語是“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這是中華條件下的馬克思的“我的辯證方法”工作語境，由此，我們可以在歷史探究方面合併敘述“農業史的經典著作——《道德經》”和“工業史的經典著作——《資本論》”。《資本的生產過程》可以說明為歷史發生學的“邏輯”；《資本的流通過程》可以說明為系統發生學的“邏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可以說明為現象發生學的“邏輯”；《剩餘價值理論》可以說明為認識發生學的“邏輯”。將歷史發展過程說明為由這些“史”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規定所構築，乃是升華了《資本論》的工作邏輯。

《資本論》的藝術高度：社會客觀批判。總體看，《資本論》對歷史發展進行“無縫對接”的研究方式與黑格爾方式的區別的一個緊要之處在於接納辯證法工作批判規定的同時，驅散了籠罩在它的頭上的“結構主義”迷霧，其結果是驅除了一切的資產階級的“認識迷霧”——形式主義、科學主義以及知識生產的唯心主義。《資本論》邏輯唯其“艱深”，因此難以為普通的讀者所清晰地理解，以致在“通俗化”的道路上難以避免充滿著“各種誤讀”！有鑒於此，我們需要走出純粹的文本研究，在把文本還原到“歷史語境”中求其“邏輯精義”。這是所謂的“唯物史觀在文本中的闡釋和運用”（許光偉，2015），以及實現“科學解讀：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張志丹、侯惠勤，2007）。本文是對拙著《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2014a）寫作主旨進行工作介紹的專題論文。該著追求研究工作的實踐化和敘事風格的中華化。主旨是揭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以下的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嚴格區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第二，從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上界分“物”和“事”，相應嚴格區分“物的科學”和“事的科學”；第三，實現工作邏輯上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意義的歷史過程研究以及辯證敘事和批判敘述的統一。由此可見，《資本論》既是理論著作，也是具有辯證敘述要求的一部史書，歸根結底，是“書寫歷史”的社會客觀批判的工作體系。內在邏輯紅線是“商品批判——資本批判”。此架構與“科學實證主義”無涉，在於內在剖析“價值之道”、“價值之德”以及“資本之道”、“資本之德”，奠立“事的科學”基礎。這種研究使歷史建立為“實踐的對象”，產生認識，又進一步使邏輯建立為“認識的對象”，產生理論，從而完成了對於“康德主義知識論”的真正走出。

從學科發展的情形看，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的困境或許不在它自身，而在於它能否突破舊有的研究誤區，也就是將發生等同於起源的誤區，並消除起源研究導致的經驗主義者與實證主義者的疑慮。

《資本論》的邏輯與方法論規定是發生學。其指向於研究與言說“歷史”，旨在弘揚與推進對歷史學發動“哥白尼革命”意蘊之經濟學建構道路，使範疇落實在批判原則之上，貫徹於歷史規定性之中。但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對這種道路和理論實踐行動進行了“逆轉”，推行庸俗化的解釋學與非批判的科學主義主張，旨在相反將經濟學淪落為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其理論工作特徵是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範是數學主義規劃。由於存在種種問題，——就中國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維與語言工作體式出現“錯位”之上，馬克思之後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實現“反逆轉”。真正的出路即在於實現“重構政治經濟學”意蘊的經濟學建構。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歷史和實踐化的工作原則與主張，以免除中國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國化）重新鎖入“解釋學困境”危局之可能。首先，應繼續堅持歷史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建構之路。其次，需要確實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學化”之名，行“去歷史化”理論實質之企圖。再次，應進而體會到“回到馬克思”的口號其實是偽的，因為與馬克思交會的真實性途徑乃是通過歷史和實踐，絕不是文本本身。最後，政治經濟學實踐之路歸根結底旨在衝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而又始終能夠在於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從時代條件出發，需要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蘊涵的本真思想進行認識還原，達成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及一切非批判的和庸俗化了的經濟思想之確實批判，同時確實依據實踐態的歷史對之加以思維還原和語言還原，實現辯證法時代轉向——工作思維及工作語言的具體化、民族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建構之路只能歸結為唯物主義史觀上的一個“具體發生學”，乃是在開放結構中不斷予以實踐錨定的規定。這一實踐邏輯工作路線旨在徹底衝破“資產階級牢籠”、大寫化和凸顯“唯物主義發生學”。具有如下工作內涵：以“唯物主義邏輯”實踐化理解研究對象結構，引出認識生產的社會規定性；以“唯物主義辯證法”規定性摒棄科學主義，全面拒絕解釋學的主張。從而其作為“唯物主義認識論”，乃是要求於實踐發展域中重構理論，尋求經濟學的“本質”。這種以歷史實踐主義為取向的認識生產即是關於中國經濟學的寫真，它圖畫了經濟學的內涵底蘊。

這些研究表明：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導向的歷史的實踐的方法論，即“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所以，在中國，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方興未艾，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人文科學發生學研究可能出現的問題與方法進行冷靜、客觀的分析，不僅認識其意義，也要認識到問題，而最為根本的，是將發生學研究付諸實踐，在整體上推動人文科學的研究與發展。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發生學只是認識論與方法論的一種有效途徑，它能有效解決事件發生與起源研究出現的一些問題，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僅從科學要求的客觀性而言，它也只能是“通過逐步接近而困難地達到”。

最後，我們可以簡短結束這裡的“拋磚引玉”：學國學，掌握髮生學的自然－社會的學科建設路徑，是通達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中華必由之路。

而我們之所以又強調必須選擇《道德經》為工作開局，乃是在於：

一，經濟學的源頭是《道德經》

二，《道德經》研究的兩個基本範疇“道”“德”，是經濟形態社會理論的總綱。

三，《道德經》總覽了《資本論》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