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思想史

書名：兩漢思想史

圖書編號:1243933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定價:98.0

ISBN:756172816

作者：徐復觀

出版日期:2001-01-01

版次:1

開本:16開

《兩漢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於上一世紀70年代陸續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時他已是七十歲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是《兩漢思想史》的背景篇，后兩卷是正篇。

徐著《兩漢思想史》的鮮明特點是：

第一，通過對周秦漢，特別是漢代社會政治結構的探討，深刻揭露、鞭笞了專制政治。徐先生著力檢討中國傳統政治，批判一人專制。在《封建政治社會的崩潰及典型專制政治的成立》、《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等長篇專論中，徐先生從制度上詳考了中國專制政體的形成與演變，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壞的過程，不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劃了專制者的心理狀態。他說：“一人專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認的客觀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時的便宜而棄之如遺。”“一人專制，需要有人分擔他的權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擔他的權力。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由一人專制自然而然所產生的狂妄心理，以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臨於兆民之上，便幻想著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於兆人之上。這種無可倫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現。”（第一卷，第153頁。）當然，在我們看來，專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決定政冶結構的關鍵尚不在此。政治、經濟資源配製的狀況，軍事的壓力，財產與權力分配與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問題，是制度建構與政治架構修正的主要原因。

錢穆（賓四）先生對漢代政治的描述與評價（請見《國史大綱》），與徐先生大相徑庭。錢穆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指出漢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專制政治，在制度建設上奠定了中國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於負面。按錢穆的看法，秦漢以降，中國傳統社會使平民通過教育可以參與政治的機制，特別是有“考試”與“銓選”制度為維持政治紀綱的兩大骨幹，溝通社會與政府，則不可以對兩千年歷史一言以蔽之曰“專制”、“黑暗”。徐先生曾經老實不客氣地著文批判錢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發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聖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鳴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徐文見台灣《華岡學報》1979年第8期）

徐錢間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學者。讀《兩漢思想史》，我們處處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結。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漢至清末，以君道為中心，“專制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見蕭著下冊，第947頁）按蕭公權的看法，這二千餘年，中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襲而少創造”。而徐復觀先生則充分論證了周室宗法封建解體的原因、過程與秦漢專制政體的形成演變問題，乃至中國姓氏的演變與社會結構、專制政治與宗族的關係等。請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準確的，是中國古代的原始涵義，而我們現在習見的“封建社會”概念是不準確的，是西方史的涵義，類似於徐著中的“專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與上一個問題有關，徐著特別重視知識分子問題。第一卷有《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的專論，第二卷有關《呂氏春秋》、陸賈、賈誼、《淮南子》與劉安、董仲舒、揚雄、王充等思想的論述，第三卷有關《韓詩外傳》中士的立身處世和“士節”的強調，及有關太史公在《史記》中所表現的史學精神與目的的論述，都涉及到知識分子問題。徐先生說：“若不能首先把握到兩漢知識分子的這種壓力感，便等於不了解兩漢的知識分子。若不對這種壓力感的根源——大一統的一人專制政治及在此種政治下的社會作一確切的解析、透視，則兩漢知識分子的行為與言論，將成為脫離了時間空間的飄浮無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確切意義。”（第一卷，第167頁）西漢知識分子為什麼反秦？反秦實際上即是反漢。為什麼喜歡《離騷》？那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的處境與心境之自況。司馬遷的“意有所鬱結”的感憤之作，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等等，都是壓力之下知識分子對命運、遭際的情感抒發。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這一專論中，徐先生不僅考察了“史”的原始職務，與祝、卜、巫的關係，尤其論述了史職由宗教向人文的演進，宗教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交融。優秀的史官，實際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來執行他的莊嚴任務的。這就是一種“書法”。孔子讚揚的“古之良史”董狐和為了寫出“崔杼弒其君”而犧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後繼的史官即是明證。徐先生說：“這不是西方‘愛智’的傳統所能解釋的。因為他們感到站在自己職務上，代替神來做一種莊嚴的審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頁）全書對漢代優秀知識分子以理想指導、批判現實政治的研究，甚有獨到之見。這也使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入世關懷、政治參與和不絕如縷的犧牲精神。

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以價值理念指導、提升社會政治。請讀者讀一讀本書二卷《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第五節有關劉向針對現實政治、突破現實政治的理想性的討論和第六節“以士為中心的各種問題”以及《賈誼思想的再發現》第五節“賈誼政治思想中的現實性與理想性”。從這裡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於、高於法家政治思想的緣由。“以民為本，以民為命，以民為功，以民為力，一切過失，都由君與吏負責，決不能諉之於民。”（第二卷，第85頁）徐先生特別肯定“政治以人民為主”的觀點，又善於發掘傳統政治思想的資源，沒有陷於今天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某些人的淺薄與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