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德閎

應德閎

徠應德閎,臨危受命出任江蘇省民政長,后興辦江蘇銀行,為銀行正監督。

臨危受命出任江蘇省民政長


應德閎於1876年出生在永康芝英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應寶時是道光舉人,後來任江蘇按察使兼布政使,為官清廉。在父親的影響下,應德閎於光緒丁酉年(1897年)考取了舉人,擔任過縣知事、藩司等職,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
晚清後期,應德閎先後被升為江蘇候補道員以及任淮安知府。直到之後遇到了另一位風雲人物程德全,他的仕途起了重要的變化。
程德全原來是清政府的黑龍江巡撫,1910年才調任為江蘇省巡撫。他出任江蘇省巡撫的時候,以革新自居,對江蘇的新文化新政績十分推崇,很快就聽說了應德閎,自然十分賞識他。不久,應德閎便成了程德全的幕友。r8d永康新聞網
當時發生了一件事,差點毀了應德閎的前途。
那個時候,江蘇省的原布政使升了陝西巡撫,程德全乾脆就任命當時還是候補道員的應德閎為布政使,著實叫按察使和一班老的候補道員難看。程德全因此竟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居然以未引見的道員晉陞布政使(清朝慣例,道員未曾引見,不能正式任官的,引見就是由吏部或軍機處帶領去見皇帝),這樣“一箭雙鵰”,應德閎前途丟了,程德全也碰了一鼻子灰。
恰巧隨後就爆發了驚天動地的辛亥革命,革命黨人武裝起義,反抗清政府。程德全積極響應革命,宣布江蘇獨立,成了江蘇省歷史上最後一任巡撫和第一任都督。於是,他再次提拔應德閎為督政府財政部部長和機要員。在程應兩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江蘇省不動一槍,不傷一人,平穩度過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各省的軍政、行政大權都集中在都督手中。1913年1月初,袁世凱頒布了《劃一現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和《現行都督府組織令》,明確實行各省軍政、行政分離,規定省最高行政長官統稱“民政長”,由大總統直接任命,管理全省行政事務。
而事實上,早在1912年,全國已有不少進步的省份實行了軍政、行政分離。江蘇省就是其中一個。
1912年11月19日,應德閎被中央政府任命為江蘇省首任民政長,以管理全省的行政事務。當時正值中國社會巨變之時,應德閎此次出任江蘇省民政長。時間不滿10個月,卻經歷了民初江蘇最繁雜與艱難的歲月。

江蘇遷府南京


清代,江蘇巡撫衙門的所在地一直設在蘇州,蘇州也是江蘇省的行政中心。而革命后的江蘇,政治局面非常紛亂,四分五裂。南京有中央設立的留守府,蘇州有新成立的都政府,上海有滬軍都督,同時揚州、常州還有兩個軍政分府。
應德徠閎上任民政長之後,敏銳地察覺到,他的首要任務是建立新的行政秩序,控制住整個江蘇省的政治局面。
第一步,應德閎決定把民政府從蘇州遷往南京,從而使南京成為整個江蘇的行政中心。
應德閎在做好民政府進駐南京這項工作后,又開始馬不停蹄地著手建立民政府的行政秩序。
首先,他頒布了《江蘇省民政府組織條例》,規定民政府暫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司”。同時,和都督程德全一起任命馬士傑為內務司長、龔傑為財政司長、黃炎培為教育司長、黃以霖為實業司長。這些通通都是當時江蘇的有識之士,做到了人盡其才。然後又制定了《江蘇民政府辦事規則》,規定了民政府人員辦公的一些細則,比如每天上下班時間和處理文件的要求等等,分得非常詳細。
重要的人事任命完成,工作規章制度又得到了完善,江蘇省的行政秩序基本算是建立起來了,民政府各司、各部的日常工作也進入了正規。
要做到這些,必須要有一定的魄力和才幹,應德閎正是這樣一位民政長。

改革稅收方式


民國初年,上海一直隸屬江蘇省。直到1927年才脫離江蘇管轄。
民初的上海灘,儼然已經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尤其是它的米糧銷售,一直很旺盛,但稅收卻遲遲不高。之前上海的米糧稅收一直是“認稅”的方式,即江蘇省民政府都督和上海米業公所所長,兩人商定稅收定額,然後再向各米商徵收。
顯然,這樣簡單的稅收方式並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有損民政府的利益。應德閎決心改變這一現狀。他推出了新的稅收方式——“散收”,根據米商實際銷售額由貨物稅公所直接徵收。
這種新的稅收方式既高效又精確,但觸犯了上海米商的利益。不出所料,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
米業公所通過上海商會,直接致電中央政府,要求保護商權,維持原“認稅”方案,同時對民政府的政策提出抗議。
應德閎據理力爭,一條一條進行反駁。他表示法律也沒有明確要執行“認稅”,況且新政策只是要整頓稅收,理由充分,並不是為了一味增加米稅。一時間,竟辯得米業公所啞口無言。
最後,在應德閎的堅持之下,暫時試行“散收”,結束了這場長達近一個月的“米稅徵收案”之爭,這在民初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組建興辦江蘇銀行


民國初年,百廢待興。財政困難是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最為普遍的,也是最頭疼的問題。雖然江蘇省在當時算得上是全國最富庶的省份,但財政困難也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尤其對剛搬入南京的民政府和應德閎來說。
應德閎想到了一個人,陳光甫(后成為民國期間著名的銀行家)。
當時的陳光甫,剛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商學院學成歸來,滿懷抱負。經人推薦,應德閎找到了陳光甫,知道他頗有才幹,當即邀請到江蘇省財政司,委任其財政司副司長,協助主持財政。
陳光甫的抱負有了施展的地方,非常活躍。他常常與朋友們聚會,暢談“國家興衰,匹夫有責”,並為國家擔憂。陳光甫當即找到應德閎,與他詳細研究,認為可以利用裕蘇官錢局擁有鈔票發行權這一優勢,加以改組擴展,興辦江蘇興業銀行,以開拓江蘇財政。
在應德閎的大力支持下,江蘇銀行從此誕生。應德閎為銀行正監督,陳光甫為副監督。最初設在蘇州,轉到上海后,由陳光甫專任總經理。

支持史量才《申報》得新生


《申報》是舊中國發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是上海歷史上第二個創刊的中文報紙。《申報》的版面分為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由此奠定了我國中文報紙四大塊的基本結構。
《申報》歷經了清朝同治、光緒和宣統三個朝代,世界還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發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和“四一二”叛變等重大歷史事件。此外,還有許多市井瑣聞和社會事件,如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楊文道冤獄案等,以文字記錄下豐富的史料素材。
談到《申報》,大家都知道將《申報》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的史量才先生。其實,史量才正是在應德閎的大力支持下才接手了《申報》。
應德閎在擔任江蘇省民政長期間,與張謇、趙竹君、趙鳳昌、史量才、陳冷五人集資,購進《申報》合股經營。當時《申報》在席子文手裡,經營不善,效益不佳。而他們六人接手后,由史量才任總經理,全權打理。之後,《申報》呈現了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終於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報紙,在百年報業史上放射出奪目的異彩。
後來,應德閎的大兒子朱應鵬也曾在史量才手下擔任《申報》總編,與魯迅、茅盾等人甚為交好。

揭露“宋教仁案”真相


這是應德閎人生中最為光彩的一筆,可以說,正是因為他敢於面對各方壓力,揭露“宋教仁案”的真相,才點燃二次革命的“導火索”。
1913年3月20日,早春的上海還顯得很有寒意。經過一整天的春雨澆灑,五彩燈影的十里洋場更加顯得玲瓏剔透。
傍晚10時許,新任國民黨代理理事的宋教仁身穿黑色西式風衣,在黃興廖仲愷等國民黨要員的簇擁下,漫步走進了熱鬧非凡的上海火車站。他是北上應大總統袁世凱電召去京共商國計的。
約10點半的樣子,火車進站的汽笛響了,宋教仁向送行者抱拳行禮,一一道別。“砰”的一聲槍響,讓所有送行者大驚失色。與此同時,前面的宋教仁突然“啊”了一聲,身子打了踉蹌,中槍倒地。餘音未落,又聽到槍聲兩響,車站頓時大亂,到處是奔走的人群,送行者急忙將宋教仁送往了滬寧鐵路醫院搶救。
醫生雖然儘力搶救,但回天乏術。21日凌晨,宋教仁死在醫院的病床上。
這就是民國第一大案“宋教仁被刺案”。
宋教仁被害致死的噩耗傳出后,全國各地愛國之士同仇敵愾,要求緝拿真兇。袁世凱也連續發來兩封電報,以示關切,同時命令江蘇省都督和民政長“迅緝真兇,以維國紀而慰英魂”。
時任江蘇省首任民政長的應德閎很是焦急,一方面是在自己管轄的地區出了這麼大的事,要對此事負責,他深知只有迅速抓出幕後元兇,才能平息眾怒,盡到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經歷過辛亥革命,江蘇獨立,應德閎對這位小自己6歲的著名革命黨人充滿了敬意,內心的正義感更是要求他要為宋教仁抓出真兇,以告慰其在天之靈。
3月22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長應德閎發出布告,宣示:懸賞大洋一萬,如有拿獲真兇者,經案訊屬實后,即將賞洋如數照給,決不食言。布告一下子貼滿了上海及其城郊的各個角落。
隨後的時間裡,應德閎奔走上海南京兩地。除去處理必須的日常事務外,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處理“宋案”上面。
案情很快有了眉目。指使行兇的應桂馨、兇手武士英在英、法租界相繼落網。經過審訊,應德閎居然發現,“宋案”不僅涉及到時任國務總理趙秉均的秘書洪述祖,甚至還涉及趙秉均本人和袁世凱!
伴隨著南方革命黨人與北方政府矛盾的激烈化,案情也越來越複雜。在各方的強烈催促下,1913年4月25日,案發後的一個月零五天,應德閎和程德全將“宋案”證據,全部公佈於眾,揭露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的真相。
頓時,舉國上下一片嘩然,群眾紛紛譴責袁世凱,要求嚴懲真兇。最終爆發了“二次革命”。

一身正氣遭忌恨


“宋案”真相大白后,袁世凱也因此恨死了應德閎。不久之後,袁世凱便找了一件公債案子,藉機收拾應德閎,要查辦他。
應德閎叫平政院傳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白廟衚衕的大同公寓。公寓門口每天都站了一個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應德閎變相地被袁世凱軟禁起來了。
他的通信也一併受檢查,只能偶爾靠著名學者馬敘倫替他帶給東交民巷的郵政局發出,因為使館界里的信是不檢查的。應德閎是馬敘倫長輩的故交,所以也未曾引起袁世凱的懷疑。
1913年9月6日,袁世凱下令免去應德閎江蘇省民政長的官職,應德閎這才結束了為期10個月,充滿艱險的民政長生涯。
從此應德閎隱居上海,不再為官,於1919年去世,享年42歲,墓地在翁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