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德閎
應德閎
徠應德閎，臨危受命出任江蘇省民政長，后興辦江蘇銀行，為銀行正監督。
應德閎於1876年出生在永康芝英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應寶時是道光舉人，後來任江蘇按察使兼布政使，為官清廉。在父親的影響下，應德閎於光緒丁酉年（1897年）考取了舉人，擔任過縣知事、藩司等職，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
晚清後期，應德閎先後被升為江蘇候補道員以及任淮安知府。直到之後遇到了另一位風雲人物程德全，他的仕途起了重要的變化。
程德全原來是清政府的黑龍江巡撫，1910年才調任為江蘇省巡撫。他出任江蘇省巡撫的時候，以革新自居，對江蘇的新文化新政績十分推崇，很快就聽說了應德閎，自然十分賞識他。不久，應德閎便成了程德全的幕友。r8d永康新聞網
當時發生了一件事，差點毀了應德閎的前途。
那個時候，江蘇省的原布政使升了陝西巡撫，程德全乾脆就任命當時還是候補道員的應德閎為布政使，著實叫按察使和一班老的候補道員難看。程德全因此竟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居然以未引見的道員晉陞布政使（清朝慣例，道員未曾引見，不能正式任官的，引見就是由吏部或軍機處帶領去見皇帝），這樣“一箭雙鵰”，應德閎前途丟了，程德全也碰了一鼻子灰。
恰巧隨後就爆發了驚天動地的辛亥革命，革命黨人武裝起義，反抗清政府。程德全積極響應革命，宣布江蘇獨立，成了江蘇省歷史上最後一任巡撫和第一任都督。於是，他再次提拔應德閎為督政府財政部部長和機要員。在程應兩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江蘇省不動一槍，不傷一人，平穩度過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各省的軍政、行政大權都集中在都督手中。1913年1月初，袁世凱頒布了《劃一現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和《現行都督府組織令》，明確實行各省軍政、行政分離，規定省最高行政長官統稱“民政長”，由大總統直接任命，管理全省行政事務。
而事實上，早在1912年，全國已有不少進步的省份實行了軍政、行政分離。江蘇省就是其中一個。
1912年11月19日，應德閎被中央政府任命為江蘇省首任民政長，以管理全省的行政事務。當時正值中國社會巨變之時，應德閎此次出任江蘇省民政長。時間不滿10個月，卻經歷了民初江蘇最繁雜與艱難的歲月。
清代，江蘇巡撫衙門的所在地一直設在蘇州，蘇州也是江蘇省的行政中心。而革命后的江蘇，政治局面非常紛亂，四分五裂。南京有中央設立的留守府，蘇州有新成立的都政府，上海有滬軍都督，同時揚州、常州還有兩個軍政分府。
應德徠閎上任民政長之後，敏銳地察覺到，他的首要任務是建立新的行政秩序，控制住整個江蘇省的政治局面。
第一步，應德閎決定把民政府從蘇州遷往南京，從而使南京成為整個江蘇的行政中心。
應德閎在做好民政府進駐南京這項工作后，又開始馬不停蹄地著手建立民政府的行政秩序。
首先，他頒布了《江蘇省民政府組織條例》，規定民政府暫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司”。同時，和都督程德全一起任命馬士傑為內務司長、龔傑為財政司長、黃炎培為教育司長、黃以霖為實業司長。這些通通都是當時江蘇的有識之士，做到了人盡其才。然後又制定了《江蘇民政府辦事規則》，規定了民政府人員辦公的一些細則，比如每天上下班時間和處理文件的要求等等，分得非常詳細。
重要的人事任命完成，工作規章制度又得到了完善，江蘇省的行政秩序基本算是建立起來了，民政府各司、各部的日常工作也進入了正規。
要做到這些，必須要有一定的魄力和才幹，應德閎正是這樣一位民政長。
民國初年，上海一直隸屬江蘇省。直到1927年才脫離江蘇管轄。
民初的上海灘，儼然已經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尤其是它的米糧銷售，一直很旺盛，但稅收卻遲遲不高。之前上海的米糧稅收一直是“認稅”的方式，即江蘇省民政府都督和上海米業公所所長，兩人商定稅收定額，然後再向各米商徵收。
顯然，這樣簡單的稅收方式並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有損民政府的利益。應德閎決心改變這一現狀。他推出了新的稅收方式——“散收”，根據米商實際銷售額由貨物稅公所直接徵收。
這種新的稅收方式既高效又精確，但觸犯了上海米商的利益。不出所料，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
米業公所通過上海商會，直接致電中央政府，要求保護商權，維持原“認稅”方案，同時對民政府的政策提出抗議。
應德閎據理力爭，一條一條進行反駁。他表示法律也沒有明確要執行“認稅”，況且新政策只是要整頓稅收，理由充分，並不是為了一味增加米稅。一時間，竟辯得米業公所啞口無言。
最後，在應德閎的堅持之下，暫時試行“散收”，結束了這場長達近一個月的“米稅徵收案”之爭，這在民初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民國初年，百廢待興。財政困難是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最為普遍的，也是最頭疼的問題。雖然江蘇省在當時算得上是全國最富庶的省份，但財政困難也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尤其對剛搬入南京的民政府和應德閎來說。
應德閎想到了一個人，陳光甫（后成為民國期間著名的銀行家）。
當時的陳光甫，剛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商學院學成歸來，滿懷抱負。經人推薦，應德閎找到了陳光甫，知道他頗有才幹，當即邀請到江蘇省財政司，委任其財政司副司長，協助主持財政。
陳光甫的抱負有了施展的地方，非常活躍。他常常與朋友們聚會，暢談“國家興衰，匹夫有責”，並為國家擔憂。陳光甫當即找到應德閎，與他詳細研究，認為可以利用裕蘇官錢局擁有鈔票發行權這一優勢，加以改組擴展，興辦江蘇興業銀行，以開拓江蘇財政。
在應德閎的大力支持下，江蘇銀行從此誕生。應德閎為銀行正監督，陳光甫為副監督。最初設在蘇州，轉到上海后，由陳光甫專任總經理。
《申報》是舊中國發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是上海歷史上第二個創刊的中文報紙。《申報》的版面分為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由此奠定了我國中文報紙四大塊的基本結構。
《申報》歷經了清朝同治、光緒和宣統三個朝代，世界還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發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和“四一二”叛變等重大歷史事件。此外，還有許多市井瑣聞和社會事件，如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楊文道冤獄案等，以文字記錄下豐富的史料素材。
談到《申報》，大家都知道將《申報》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的史量才先生。其實，史量才正是在應德閎的大力支持下才接手了《申報》。
應德閎在擔任江蘇省民政長期間，與張謇、趙竹君、趙鳳昌、史量才、陳冷五人集資，購進《申報》合股經營。當時《申報》在席子文手裡，經營不善，效益不佳。而他們六人接手后，由史量才任總經理，全權打理。之後，《申報》呈現了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終於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報紙，在百年報業史上放射出奪目的異彩。
後來，應德閎的大兒子朱應鵬也曾在史量才手下擔任《申報》總編，與魯迅、茅盾等人甚為交好。
這是應德閎人生中最為光彩的一筆，可以說，正是因為他敢於面對各方壓力，揭露“宋教仁案”的真相，才點燃二次革命的“導火索”。
1913年3月20日，早春的上海還顯得很有寒意。經過一整天的春雨澆灑，五彩燈影的十里洋場更加顯得玲瓏剔透。
約10點半的樣子，火車進站的汽笛響了，宋教仁向送行者抱拳行禮，一一道別。“砰”的一聲槍響，讓所有送行者大驚失色。與此同時，前面的宋教仁突然“啊”了一聲，身子打了踉蹌，中槍倒地。餘音未落，又聽到槍聲兩響，車站頓時大亂，到處是奔走的人群，送行者急忙將宋教仁送往了滬寧鐵路醫院搶救。
醫生雖然儘力搶救，但回天乏術。21日凌晨，宋教仁死在醫院的病床上。
這就是民國第一大案“宋教仁被刺案”。
宋教仁被害致死的噩耗傳出后，全國各地愛國之士同仇敵愾，要求緝拿真兇。袁世凱也連續發來兩封電報，以示關切，同時命令江蘇省都督和民政長“迅緝真兇，以維國紀而慰英魂”。
時任江蘇省首任民政長的應德閎很是焦急，一方面是在自己管轄的地區出了這麼大的事，要對此事負責，他深知只有迅速抓出幕後元兇，才能平息眾怒，盡到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經歷過辛亥革命，江蘇獨立，應德閎對這位小自己6歲的著名革命黨人充滿了敬意，內心的正義感更是要求他要為宋教仁抓出真兇，以告慰其在天之靈。
3月22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長應德閎發出布告，宣示：懸賞大洋一萬，如有拿獲真兇者，經案訊屬實后，即將賞洋如數照給，決不食言。布告一下子貼滿了上海及其城郊的各個角落。
隨後的時間裡，應德閎奔走上海南京兩地。除去處理必須的日常事務外，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處理“宋案”上面。
伴隨著南方革命黨人與北方政府矛盾的激烈化，案情也越來越複雜。在各方的強烈催促下，1913年4月25日，案發後的一個月零五天，應德閎和程德全將“宋案”證據，全部公佈於眾，揭露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的真相。
頓時，舉國上下一片嘩然，群眾紛紛譴責袁世凱，要求嚴懲真兇。最終爆發了“二次革命”。
“宋案”真相大白后，袁世凱也因此恨死了應德閎。不久之後，袁世凱便找了一件公債案子，藉機收拾應德閎，要查辦他。
應德閎叫平政院傳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白廟衚衕的大同公寓。公寓門口每天都站了一個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應德閎變相地被袁世凱軟禁起來了。
1913年9月6日，袁世凱下令免去應德閎江蘇省民政長的官職，應德閎這才結束了為期10個月，充滿艱險的民政長生涯。
從此應德閎隱居上海，不再為官，於1919年去世，享年42歲，墓地在翁家山。